陳智傑、馬傑偉﹕十一國慶會否出現京奧的窘境？ 2009/08/10明報專訊

這是大地的夏天，卻是輿論的冬天。在北京奧運一周年之際，國家機關就如來自西伯利亞的寒流，把內地維權律師組織「公盟」及其發起人許志永迅雷不及掩耳地肅清，又祭出「泄露國家機密」、「顛覆國家政權」等大法，於一周內接連審訊3名調查和評論四川豆腐渣工程的民間人士。

鐵腕手段盡出，在60周年國慶前「洗太平地」，壓住民間雜音，免得「和諧主旋律」遭受尷尬干擾。可是，強力的國家能量絕不是耳根清靜的保證。2008年北京奧運的「百年盛事」，中央傾盡全國之力，內保國家安全、外防「別有用心的反華勢力」，但結果西藏還是爆發了暴動、聖火傳遞活動一波三折；振興中華的盛事，成為藏獨勢力及關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人士的發聲平台。

如今即將到臨的60周年國慶，沒有「外侮」這「敵我矛盾」作為團結人心的力點；在貧富及城鄉差距日益嚴重的情下，各種「人民內部矛盾」不時浮現。新疆暴亂，揭示了國慶所面對的嚴峻形勢；近期國家機關頻頻出擊，映襯了中南海的緊張神經。

縱然某些顯眼的公民社會組織被國家機關飽以鐵拳，但民間仍「噪音」不斷，尤其是透過網絡世界醞釀、發酵，以至動搖社會及政府的「新媒體事件」：強制安裝「綠壩」過濾軟件的政策，因網民激烈反彈而卻步，也因國內不同監管部們爭奪資源而失去了強行實施的統一口徑；官員因失當而被免職後，竟能在異地復職甚至升遷，激起網民群起聲討「帶病升官」的潛規則──恰巧，中央其後修正問責要求，明言禁止相關做法；早前「草泥馬」風行全國，幽默地給「河蟹」（企圖「和諧」網絡世界雜音的國家力量）開了個大玩笑。國家機關繼續使出本領，但「新媒體事件」的生命力，往往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新媒體事件 民間官方博弈

「新媒體事件」的概念，主要由「媒體事件」（media event）轉化而來。社會學者戴揚（Daniel Dayan）和傳播學者卡茨（Elihu Katz）在1992年合著《媒體事件》（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一書，指出大眾媒體──電視，是如何透過直播、轉播「大型事件」，為社會創造「集體回憶」，從而把「事件」書寫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當然，電視不能點石成金；要讓「媒體事件」成為歷史片段，要經過三層的「述」（narratives）──競賽（contest）、征服（conquest）和加冕（coronation）。事件的發生，通常會按既有的範式和規矩開始：外交訪問、奧運會、數年一次的選舉等；不同的人士和團體，按既有的範式和規矩，力圖製造或介入「事件」，在競爭中取勝，這就是「競賽式」媒體事件。接，部分介入了「事件」的人，會嘗試突破原有的規矩，為「事件」創造新的範式：奧巴馬競選時的動員模式和「希望政治」的理念，雖然都屬於「美國總統選舉」這四年一次的「競賽式」媒體事件，但卻改變了選舉文化和修正了美國自列根以來右傾的思潮；這些成功藉「事件」帶來改變、並引入新元素，便帶有「征服式」媒體事件的性質。最後，假如改變了的「事件」最終長期得到社會認同，並成為往後的新範式，「事件」則可說是被「加冕」成為「集體回憶」的歷史片段。國慶、大型的周年紀念，均是典型的「加冕式」媒體事件。電視則是「媒體事件」發酵的重要場域：透過其大眾傳播媒體的特性把「事件」放大，讓來自五湖四海、無法親身參與「事件」的觀眾，透過看電視把自己置身其中──即是「歷史現場感」。

不過時移世易，「媒體事件」凝聚共識的社會功能，正出現愈來愈多的變數。互聯網、流動電話等「新媒體」的興起，大大增加了受眾自行組織和表達的力量，讓「由下而上」引發的「事件」此起彼落（內地網民「反綠壩」、「草泥馬」到香港的「巴士阿叔」、「laughing哥」等事件），亦對傳統大眾媒體事件造成干擾──香港政府為慶祝回歸10周年製作的宣傳片《香港始終有你》，於網上被「惡搞」為《福佳始終有你》，就是一例。民間藉「新媒體」的自發組織與多元論述，使力圖藉「媒體事件」凝聚共識的難度大增。

歷史進入「群眾書寫」時代

其實戴揚自己近年亦察覺到，「媒體事件」除了有整合共識的模式（上文提及的「競賽」、「征服」與「加冕」），亦有鼓吹異見，甚至創造分化的模式──「幻滅」（disenchantment）、「脫軌」（derailment）與「衝突」（disruption）。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戴揚與另一學者普賴斯（Monroe Price）合作編著了《擁有奧運：新中國的多種述》（Owning the Olympics: Narratives of the New China）一書，「預言」北京奧運──這場讓中國政府傾巢而出、全力以赴，向全球展示「新中國」形象的「媒體事件」，將會有意想不到的反效果，並成為異見論述的狙擊對象，結果不幸言中﹗戴揚在接受學術期刊《傳播與社會學刊》的專訪時，解釋到：

「整個北京奧運不論前、中、後發生的事件，都屬於『幻想破滅、脫軌和衝突』。歐洲群眾幻想破滅，認為奧運純粹是政治事件；事件脫軌了，由慶祝中國變成抹黑其在西藏的行動；而有關方面千方百計要做到的正是預防衝突的發生。雖然參賽選手仍在爭勝和落敗，但是他們的表現幾乎反而變得次要了。」

--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9期（2009）, p.6

中國政府愈是力圖透過北京奧運「創造歷史」、於大眾媒體展現官方版本的「新中國」，各式各樣的異見勢力便愈能透過狙擊北京奧運爭取曝光、介入「事件」：藏獨組織及其支持者透過「新媒體」的渠道，取得及發放與中國官方版本迥異的文宣資料；當然也少不了西方傳媒和輿論的同情及附和。

如今，在肅清異見聲音後，可以預見很快便會來一場鋪天蓋地、慶祝國慶的官方文宣：透過大眾媒體的「媒體事件」來團結全國、振奮人心。不過，各種民間累積的矛盾和不滿，卻不會因官方「洗太平地」而消音。「躲貓貓事件」、「杯葛家樂福」、「草泥馬」、「反綠壩」等由下而上、藉「新媒體」繞過受官方嚴控的大眾媒體、自發組織和傳播的「新媒體事件」，相信將不會在60周年國慶這大日子缺席；各式與官方論述有異的民間反思、「山寨國慶」等活動，還是會出現。

當然，「新媒體事件」的社會影響不應被浪漫化。網絡論述帶有強烈的私密感情，不一定對公共空間的建構有積極意義；另一方面，中國官方勢力對網絡論述也能作若干程度的介入──例如以「五毛錢一個帖子」的不成文公價，私下獎賞發帖子支持官方論述的網民（俗稱「五毛黨」）。不過無論如何，「新媒體」的傳播網絡漸趨成熟，大眾媒體已不得不予以認真看待；而在大眾媒體仍受官方嚴控的中國，「新媒體」差不多成了能讓民間社會在監控下爭取發聲自由的唯一渠道，是故「新媒體事件」在中國的發展亦相較其他社會發達。

「新媒體事件」不單為民間增添與官方博弈的能量，為公民社會的茁長提供養料，更意味歷史進入了「群眾書寫」（吳筱玫語）的時代。官方的論述也許強力地操控了大眾媒體，但無法全面指揮「新媒體」平台上的多元詮釋；百家爭鳴的「新媒體」平台，將成為歷史素材的重要來源之一。

作者陳智傑是香港中大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馬傑偉是香港中大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伸延閱讀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9期 （2009）。載有戴揚的專訪全文及吳筱玫有關「群眾書寫」的專題論文

Dayan, D., & Katz, E. （1992）.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yan, D. （2008）. Beyond media events: Disenchantment, derailment, disruption. In M. Price & D. Dayan （Eds）. Owning the Olympics: Narratives of the New China （pp. 391-402）.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