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常被批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然而自金融市場翻起巨浪以來,各界回應同樣只集中於是否要幫助於市場中有直接損失的投資者,對其政治經濟前因後果的分析研究卻乏善足陳。全球經濟的大變局只是剛剛開始,香港社會是否已準備好迎接挑戰?
對於美國眾議員庫西尼奇來說,金融市場的問題並不止於個別投資者的賺蝕。股市每日的上落只是病徵,真正的問題是人人只顧投機炒作,失去長遠的社會思考。因此,他對7000億美元的救市方案投反對票,並譏為「這是工業資本主義的結束和賭場社會主義的開始,而唯一的產品就是負債」。
與此同時,美國傳媒面對疑似要把華爾街國有化的救市方案,「美國比中國更共產」和「新古典經濟理論已死」的說法不絕於耳。而聯邦政府為何有錢拯救那些本來超過100萬年薪的投資經理,卻又任由社保醫保破產和橋樑失修倒塌,則更讓選民憤怒莫名。這些評論相當清楚,無論國會選擇救市與否,影響的絕對不止於華爾街。
如此亂局,到底從何而來?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接受電視訪問時,沒有把焦點放在銀行代理是否誤導小投資者,而是把目光放得更遠。他從1990年代末的經濟增長說起,稱當時人們從科網股賺到了巨大的財富,用來炒樓炒股而不去投資環保能源等的實業,才是今天泡沫爆破的遠因。要長治久安的解決問題,不能只怪個別的推銷員,而必須先反省整個經濟結構的不足。
面對金融危機 我們連轉型也不談了
回到香港,我們在10年前也有過同樣的討論。面對九七金融危機,香港人曾意識到必須求變找出路。一時間,這邊說要建科學園、數碼港,還有硅港和中藥港;另一邊又提出創意工業與本土經濟,要搞大劇場和大笪地。10年過去,當年的轉型大計沒有多少個成事,香港人過了短暫靠新股上市發財的日子,卻馬上又要面對另一場金融危機。而兩次危機的唯一分別,是上一次我們會談轉型,這一次連轉型也不談了。
歷史的重複,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環球金融市場風高浪急,只見特首說逆境要自強,財金官員叫市民冷靜,卻無人反問為何香港的產業結構會使我們如此容易受到衝擊。政府的責任,被縮減成一個站在旁邊,勸戒市民要當心路上危險的交通安全隊長。而10年前便已經提出,本來可讓我們從容度過金融危機的那條「創新產業行人天橋」,至今仍然不見影縱。
香港政府沒有新點子,不如聽聽美國總統候選人奧巴馬怎樣說。在最近一場的電視辯論當中,他把金融危機定性為放任主義的失敗與「漏斗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的崩潰,提出經濟發展必須要由下而上,不能假定富人必然會和窮人分享財富。在此,奧巴馬把討論提升到經濟哲學的層面,表明他的經濟政策以何種理念支持。
辯論香港經濟前途刻不容緩
不把金融危機放進經濟哲學的脈絡當中思考,就算今次香港能捱得過這場金融危機,說不定10年後便又會重來。然而今天的香港,是否還可以空轉10年?無論你相信自由市場萬歲,還是認為政府有其領導責任,一場香港經濟前途的大辯論,至此已是刻不容緩。
提到經濟哲學,香港也有個號稱反對放任資本主義的政黨,批評政敵往往不留情面。然而面對金融市場的動盪不安,他們卻暫時仍未有如奧巴馬般提出對經濟結構的分析。筆者期待一個能洞悉放任資本主義的不足,並提出貨真價實改革方向的左派政黨,能夠在香港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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