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奧運和立會選舉中的恐懼政治 2008/09/01明報專訊

奧運曲終人散，留下的飯餘談資，除了劉翔的突然退出、牙買加飛人的震撼、美國飛魚的八金傳奇以外，也許還包括那種耐人尋味的勸喻和忠告﹕「不要把奧運和政治掛鈎」。要求作為國際間國力競爭、從來都十分政治化的奧運遠離政治，自然是緣木求魚。提出讓奧運與政治脫鈎，潛台詞除了是針對特定的政治外(例如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權和西藏政策)，還隱含了「政治化」是不十分光彩的假設。這種對「政治化」敬(或畏)而遠之的厭惡，也同時見諸於奧運以外的其他領域，例如要求立會候選人不要把教育問題或文化事務「政治化」，儘管在這些領域中，政治也往往無處不在。

恐懼的政治
如果政治是把不可能轉化成可能的藝術，那麽反政治(化)的政治，恐怕就等同要求人們接受命運。更耐人尋味的是：為什麼這種對「政治化」敬(或畏)而遠之的厭惡，可以在我們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無遠弗屆？對政治化的厭惡甚至懼怕，又會產生怎樣的文化政治效果？

英國的社會學者富裏迪(Frank Furedi)在他的《恐懼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Beyond Left and Right, London: Continuum, 2005。中譯本由方軍、呂靜蓮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指出，當代西方社會的公共生活，已愈來愈為驚恐、怯懦的文化和政治所佔領。這種恐懼的政治，除了包含政客有意操弄人民的憂慮，以達至特定的政治目的以外(例如911後美國政府利用民眾對恐怖主義的懼怕而推行的各種政治外交政策)，同時也指向追求連貫價值(如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公共政治參與的終結(political exhaustion)，只剩下建基於個人對不確定的未來的驚恐。換句話說，恐懼的政治也泛指人們面對當代風險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危險隱憂，包括全球暖化所產生的生態危機、大型流感和其他傳染疾病、食物的安全和個人的健康、少數族裔移民的「威脅」、「激進」行為可能對社會秩序和穩定的破壞、子女的學業和退休後的保障等問題，所產生的無力感，並循此傾向退出公共政治領域，躲進個人的「治療文化」(therapy culture)中。

富裏迪認為，公共政治需要有明確的目標和計劃，但恐懼的政治卻把參與政治自身變成了目標，也就是說，參選不是因為要推行一套系統和連貫的理想和計劃，而只是為了在選舉中勝出，至於勝出後要做些什麼，則無關宏旨。更大的問題是，政治在這種社會脈絡中，愈來愈轉化成空洞的修辭，只是為了合理化那些其實無法辯護的立場，於是巧言善辯甚至人身攻擊主導了選舉。富裏迪不無諷刺地指出，由於恐懼已佔據了公眾的想像，因此選舉為選民提供的選項，不再是系統而連貫的政治計劃(political project)，而只是候選人不同的個人風格和魅力，甚至只是對不同形式的恐懼的排拒——例如美國選民之所以選擇民主黨，是由於更害怕布殊；而投布殊一票的，則是基於害怕恐怖主義或同性戀婚姻。

恐懼的政治改變了以往政治參與過程中願意冒險的特質，由「taking risk」轉化為「being at risk」。具體的表現，可見諸奧運中大國選手的怕輸心理——盡量避免犯錯，甚至樂見對手犯錯。因為大國選手肩負國力競爭的政治重任，參賽的目標，往往只是為了拿取獎牌，而非充分發揮潛能，挑戰自身的最高水平，追求與同樣發揮百分百潛能的對手進行比賽的樂趣；同理，在立法會選舉中，我們也經常看見互相攻擊，揭露對手曾犯的錯誤，而非突顯自身的遠景和計劃，更遑論尋找更高和更強的對手，以迫使參選者都必須把最佳的能力和政治遠見呈於選民之前，促進投票選優而非僅是排拒最劣。用富裏迪的話說，恐懼的政治就是「不再關心達至『好』的結果，只想避免最壞的出現」(one is no longer concerned with attaining something 'good' but rather with preventing the worst)。

恐懼政治的文化效果
因此，雖然當代的選舉仍然十分熱鬧，候選人之間也好像爭論不斷，民眾也樂於從旁看戲，但這些吵吵鬧鬧所顯示的，似乎並不是人們對政治的熱情，相反，富裏迪認為，這反映的其實是公共政治的退卻。選戰的吵鬧，大多只是候選人之間的人身攻擊，而非不同的連貫而系統的政治路線的爭鋒；政治立場也可以是兩極分化，但建基的只是個人風格或政黨的利益，而非是對社會的不同理解、想像和對未來願景的追求。事實上，在這種充斥着恐懼和犬儒的社會脈絡中，仍然敢於提出明確的政治願景和改造社會的計劃，只會被視為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太天真太傻。

於是，政治剩下的往往只是為求短暫取悅選民的瑣碎鬥爭，例如要求政府花點錢去「紓緩」民困(紓緩的說法，確實有點吃止痛藥的味道)，又或幫助市民每日格價，做個精明的消費者。這些訴求，在目前高通脹低收入的環境下，自然也能稍解市民燃眉之急，但與富裏迪提出的公共政治所應追求的長遠目標和計劃，則差距甚遠。在領袖精英缺乏清晰的政治目標和計劃的政治生態下，建基於(甚至透過放大)民眾的恐懼而操作的政治，所產生的效果，往往是個體對自身脆弱性的確認，強化別無出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認命主義(fatalism)。

這種厭惡公共政治的態度，往往被誤解為是一種對現實政治的批判。但事實上，在充斥着恐懼的文化氛圍的社會，表明對政治制度失去信心，或公開懷疑政客的動機，產生的往往是對公共政治參與的退卻，或僅以「別用我的名義(not in my name)」的姿態介入，以求自身清白於充滿了陰謀、不可信的政治。

走出恐懼的政治
這種政治退卻和「別無選擇」的犬儒心態，彰顯的並非是某種系統的意識形態(如新自由主義)的勝利，而是由恐懼文化所催生的保守政治的流行。儘管新自由主義的一些空洞修辭仍然大行其道，但其實並沒有太多人認真對待，包括其始作俑者——戴卓爾夫人和列根。今天的企業所強調的，也不再是企業家冒險的精神，而更多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商業倫理，從中也可見一斑。

據富裏迪的分析，恐懼的政治所以出現，主要是由於當代社會放棄了對人文精神的追求，放棄了重視知識和理性的傳統，結果在面對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未來時，無法把握事情發展的因果聯繫，令「未來」變得任意和不可捉摸。在這情况之下，陰謀理論大行其道，缺乏知識和理性分析的精英和民眾，只能以「背後存在不可知的陰謀」來解釋已發生的事件，這進一步強化認命主義和犬儒心態。強調外力操控的強大和神秘，很容易削弱了個體主觀力量的潛能，令每個人都好像活在強大的陰謀外力(例如全球化)操控下，感覺無力和置身於危機，結果是害怕冒風險，恐懼各種轉變，甚至對未來充滿負面的想像(想想流行的科幻和災難影片)，失卻追求理想和正面的未來遠景的勇氣。

富裏迪並沒有很具體地指出解決的方案和計劃，只提出了要再次人文化人文主義(rehumanizing humanism)的抽象原則。然而，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中，如何才能夠走出恐懼的政治？這問題恐怕比「奥運在何等程度上令國家得益」或「立會選舉在多大程度體現民主法治」等典型通識科議題，更值得我們花時間去探究。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