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文明衝突與自由放任的終結 2009/01/05明報專訊

——弗里曼和亨廷頓辭世之後 2009年1月5日

剛離世的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於20世紀90年代發表的《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惹起不少爭議。《文明衝突》先於1993年以學術論文的形式發表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www.foreignaffairs.org/19930601faessay5188-p0/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html)，再於1996年以專書出版(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亨廷頓的論點並不複雜，他認為隨着冷戰的結束，新的國際張力將受到八大文明——西方、東正教、拉美、伊斯蘭、中國儒家、日本、印度和非洲——之間的衝突所主宰。對伊斯蘭與西方之間的矛盾，《文明衝突》着墨尤多。晚近的文明衝突論支持者，往往援引九一一事件來支持亨廷頓的理論，產生或強化的文化政治效果，輕的是最近美國客機驅趕回教徒落機的鬧劇，重則包括合理化美軍長駐中東和以色列空襲加沙。反對者則指亨廷頓的說法粗疏，不僅無視世界各地豐富多元的原住民文化，同時也隨意地把以色列併入西方文明，又忽略了以佛教為主要文化的地區。

文明為什麼只剩下衝突？
著有《東方論述》(Orientalism)和《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的已故哥倫比亞教授薩伊德(Edward Said)，批評亨廷頓只看到「文明」間的衝突，而無視「文明」間的交流、分享和相互孕育。他在題為〈無知的碰撞〉(The Clash of Ignorance, The Nation, Oct.4, 2001, www.thenation.com/doc/20011022/said)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我們西方人、伊斯蘭與其他人群都同游於彼水之中，而這些水均共享同一歷史海洋的源頭，因此嘗試(把「文明」)分隔和劃地為牢是毫無意義的。這確實是充滿張力的時代，但與其短暫地滿足於缺乏堅實知識、極端抽象的(文明衝突這種)胡思亂想，不如正視有權和無權社群之間的矛盾、理智和無知的現世政治、公義與不公義的普世原則。『文明衝突』論就像是『不同世界之間的戰爭』這類說法一樣的花招，只會強化自我防衛的偏見，無助於批判地理解我們時代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筆者譯)
回顧歷史，薩伊德所說的「文明」間的交流、分享和孕育等依存關係，顯然並非微不足道；而在我們這個所謂「全球化」的年代，「文明」間的相互滲透，更是無處不在。問題因此是：如何理解亨廷頓只着眼於「文明」之間的衝突？為什麼這種側重衝突的文明觀，能夠在20世紀90年代以降備受關注和重視？要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把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置放於特定的歷史脈絡之中。
曾於1977至1978年美國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亨廷頓，在1989年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和冷戰的結束後，提出文明衝突論，可以理解為一種重新為美國尋找敵人的嘗試。為美國樹立新的敵人，替代冷戰時期的蘇共「邪惡帝國」，恐怕是想繼續合理化美國的軍事擴張和外交政冶上的合縱連橫——拉攏拉美、東歐以對抗中東和東亞——延續美國的政治和軍事霸權。對美國的民主或共和黨政府來說，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都有助推動內政和外交上民粹政治的操作。
正如Ernesto Laclau在On Populist Reason(2005)一書指出，了解民粹主義的操作，是打開理解當代政治運作的鎖匙。作為一種政治邏輯，民粹操作依賴的是一種截然對立的敵我建構，以便把內部紛雜多樣的「人民」，打造成擁有同一訴求(和敵人)的集體身分，當中需要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作為中介，以建構一種不可能存在的統一體(例如「西方文明」)。

借助Laclau有關民粹主義的分析來閱讀亨廷頓的「理論」，或可更明白為什麼他只集中於討論「文明」間的「衝突」。建構伊斯蘭和中國等異族「文明」的「威脅」，正好用來填補失去了蘇共這「邪惡」「敵人」的空缺，以打造美國(以至「西方」)「人民」的集體身分認同；而含義不清、內容空洞的「八大文明」及它們之間的「衝突」，也可用來承載美國「人民」在後冷戰時期和社會兩極分化下各式各樣的焦慮和訴求。這恐怕才是文明衝突論在20世紀90年代以降一紙風行的真正原因。

重讀凱恩斯博蘭尼
如果以只有極少數人發動的九一一襲擊來「印證」伊斯蘭和西方「文明」的衝突，只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虛妄，那麼是次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似乎更能普遍反映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遺害。在過去30年橫行的放任主義和相關的政策，不僅造成嚴重的全球兩極分化，更導致影響深遠的金融海嘯，當中反映的，恐怕並不是抽象和含義不清的「文明衝突」，而是蕯伊德所指的坐落於有權和無權的社群、理智與無知的政治力量、公義和不公義的普世原則之間的矛盾。而要理解「我們時代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似乎無可避免先要告別文明衝突論，認真分析導致金融海嘯的歷史原因，重新審視過去主宰全球的放任主義。

凱恩斯(J. M. Keynes)在其寫於上世紀20年代中的〈自由放任的終結〉(The End of Laissez-faire, 收於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4, www.panarchy.org/keynes/laissezfaire.1926.html)中提醒我們，研究觀念的歷史(history of opinion)是思想解放的前提。置身金融海嘯中，重讀凱恩斯和博蘭尼(Karl Polanyi)有關放任主義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興衰的論斷，應有助我們理解當代的處境。

凱恩斯指出，雄霸19世紀的自由放任觀念，並非源自Adam Smith和Ricardo等政治經濟學大師，而是出於政治哲學家之手，再經一些二流經濟學者(secondary economic authorities)和教育機器(educational machine)的不斷自我複製，終於成為了主導一時的陳腔濫調(copybook maxim)。凱恩斯認為，放任主義之所以在19世紀大行其道，除了是對18世紀無能和貪腐的政府的反動外，也得力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庸俗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的流行，同時又受益於放任主義的簡單易懂和其論辯對手──保護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脫離現實。

不約而同，博蘭尼在其名著《大轉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1957)也論及自由放任觀念的興衰。他指出19世紀興起的放任主義(laissez-faire)和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在破壞了傳統的社群文化生活之餘，也同時造就了社會(包括自然、人和金錢)的自我保護，最終導致放任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自身的末路。

凱恩斯和博蘭尼都批評放任主義者思想混亂，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與事實不符。這些指控，其實是反映了「自由放任」和「經濟自由」等空洞能指的屬性──它們並非要表述任何具體和正面的內容，只是嘗試扣連無法真正統合的「人民」紛雜訴求。而同樣空洞的「保護主義」和「社會主義」，則正好作為「人民」的敵人，成就推動社會往資本主義方向轉變的民粹大計。換句話說，與「文明衝突論」一樣，「自由放任主義」在19世紀以至過去30年間的流行，彰顯的恐怕不是政治學者或經濟學家的真知灼見，而是民粹主義的氾濫。

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衰退，見證了主宰整個19世紀的「放任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沒落，而在21世紀金融海嘯的衝擊下，當代的自由放任論調也步入黃昏。隨着鼓吹放任主義的弗里曼(Milton Friedman)和提出文明衝突論的亨廷頓相繼辭世，勇於偏向財閥和發動戰爭的布殊政府正式步下歷史的舞台，在各少數族裔的支持下，美國終於選出了第一位黑人總統。這種種轉變，是否正預示了分別為貧富兩極分化和種族仇恨／歧視提供理據的自由放任與文明衝突論，正式走向終結？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