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經濟衰退下的民主建設 2009/05/18明報專訊

香港首季的本地生產總值比去年下降了7.8%，是近11年最大的收縮；整體貨物出口則下跌了22.7%，是55年來的最大跌幅。儘管財政司長強調將會在短期內推出「既快且準」的措施，但觀乎特區政府近年的表現，我們確實難以期望新的措施，能真的有效地利民紓困，而非僅僅是另一次嘗試減少市民不滿和七一上街人數的政治公關。事實上，正如不少評論指出，從全球經濟近期實質表現的走勢觀測，經濟衰退恐怕不會在短期內離我們而去，而過去幾個月發達國家數以千億元的投入，也無法扭轉經濟蕭條的大局。因此，與其期待港府的百億救市能帶來奇蹟，不如在未來一段日子學習如何與經濟衰退共處，從中避免「更壞的情况出現」，並積極地轉危為機，尋找新生，這恐怕才是真正「務實地」告別過去、立足現在、迎向將來的不二法門。

經濟衰退本身並不必然是嚴重的危機，也可以是周期的調節，校正衰退前所積累的結構問題，例如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均，或金融市場的崩壞。不過，回顧歷史的經驗，在經濟收縮時段，往往會誘發潛藏於社會的各種不滿和矛盾，而社會矛盾爆發的結果，並不必然是更民主、自由、平等、公義的新社會的誕生，也可以是引致歷史倒退的集權專制的重現，例如二戰前歐洲法西斯的經驗。如果這次的經濟衰退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麼學習如何避免「更壞的情况的出現」，比期待特區政府能很快紓解民困，是否更為「務實」？

經濟衰退與民粹犬儒
要避免「更壞的情况的出現」，單引入經濟上的刺激方案，例如「港式的十大建設」和百億「派糖」，在百年一遇的全球衰退的格局下，最好的效果也只能是治標。治本之道，是盡快改造既有的社會結構，把當中容易孕育法西斯極權思想和踐行的各式體制和文化，根本地轉化為較為民主、開放、平等的制度和社會關係。香港正在面對的危機，並不是經濟產值減少，而是繼之而來的社會矛盾的激化，將會引領香港往什麼方向。

正如我在過去的一些文章指出，陷入經濟衰退前的香港，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見下表），使大部分缺乏經濟和文化資源的社群，愈來愈難以享有真正意義的自由，包括個體的「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與此同時，本地社會日益瀰漫的「交功課」心態和恆常地重複習以為常、無意義、儀式化踐行的犬儒文化（cynical culture） ，以及Ernesto Laclau所指的民粹政治——以諸如「看不見的手」、「經濟自由度」等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作為中介，把異雜多樣的社會訴求，打造成擁有同一敵人的集體身分，建立截然二分的敵我界線，例如市場vs.政府或家庭vs.同性戀。這種種不再重視連貫的原則和核心價值的文化和政治，逐漸成為香港文化政治的主流。

近日曾蔭權有關「代表香港整體市民」的言論，除了反映其輕視實利以外的倫理價值和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也同時彰顯其民粹心態——以其想像中的大多數民意為價值和施政依歸，卻不管這些民意是否合理和公義。另一方面，金融海嘯也讓我們清楚看到，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其實是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遊戲，建基的並非是連貫的「新」的「自由主義」的價值，而是借助民粹政治的伎倆，以建構簡單的敵我對立關係，鼓吹有利於大企業的所謂「放任」或「不干預」政策。

民主建設的迫切性
在香港當前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經濟陷入衰退、矛盾容易激化的社會脈絡中，把問題簡化和傾向尋找「方便的敵人」的民粹政治，以及日漸瀰漫於本土的不再追求認真的犬儒文化，在缺乏普遍地滲入社會每個角落（例如政府、議會、工厰、學校、教會等）的民主體制和對「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的制度化保障下，很可能孕育出排外、針對非主流社群、不尊重個體自由和社會公義的法西斯或極權主義式的思想和踐行。

因此，在「百年一遇」的經濟長期衰退的期間，政府除了應改變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以減少失業和扭轉貧富兩極化的趨勢，是否還需要加速政制的民主化，以制衡主要源自政務官和放任主義者的民粹傾向？民間社會力量在要求政府投放更多資源以紓民困之餘，是否應同時集中精力，推動議會、工廠、企業、學校、醫院、教會等各種社會制度內的民主建設？

今年正值五四運動90周年、六四民運20年祭。如果我們批評官方的五四紀念活動搔不着癢處，沒有觸及學生和市民強烈的民主訴求，那麼民間紀念五四和六四的最有意義的方式，也許是身體力行，在社會的各個環節直接推動民主的進程：在議會和特首等層面以外，支持普選的教師／老闆是否同時願意支援學生／僱員在校內／公司獲得更多民主權利？熱愛自由和公義的家長／牧師神父是否同時願意支援子女／教友在家庭／教會內獲得更多「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只有當社會各個領域都能建立民主體制和保障「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的制度，只有當社會各個階層擁有平等的資源、習慣以理服人、尊重從合乎公義的程序而得出的決定，金融海嘯所翻動的社會矛盾，經濟衰退所催生的社會怨氣，才不容易被導入法西斯式的極權軌道。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