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金融海嘯下 批判和反思的空間 2009/03/16明報專訊

「反思」和「批判思考」是新高中通識教育課程的其中兩個關鍵詞。「反思」並不是要求學生在完成課業後，隨便說說學到些什麼之類的個人感受，而是學習內省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觀的依據，並迴身觀照所採用的視野中的盲點；「批判思考」更不是互相「窒來窒去」，或提出正反觀點，然後各打五十的套路，而是找出不同觀點所建基的假設，並從這些觀點置身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中理解它們的意義和局限。對不少教師來說，這種嘗試孕育學生新的共通能力的教育目標，並不容易掌握。

不過，金融海嘯的洗禮，似乎鬆動了香港社會的一些根深柢固的成規習見，令「反思」和「批判思考」變得容易理解。

例如，就「企業的性質及功能是什麼」這問題，教科書和流行論說所提供的標準答案大多是：企業由股東擁有，以他們的福利為先；企業的主要目標是極大化利潤，旁及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企業家的職責之一，則是承擔風險。學生在潛移默化下，很容易把這些答案，接受為理所當然的常識，甚至轉化成為一種信仰。然而，在全球金融機構危機下，各類銀行的行政總裁(CEO)的收入仍然可觀，使人不得不懷疑CEO主宰下的金融企業的最主要目標，其實並非極大化機構的利潤，而是更關注CEO等「企業家」的個人收益；電訊盈科私有化事件，也迫使我們追問：企業究竟是以大股東還是小股東的福利為先？它是組織生產的機構，還是施展財技的法人？全球經濟危機浮現後，世界各地的企業家紛紛向政府求助，顯示的是他們願意承擔風險的魄力，還是逃避風險的習性？企業紛紛裁員，是承擔還是迴避其社會責任？企業最主要的社會責任，是間中植樹與資助社區活動，還是管好營運，讓員工有穩定而良好的工作環境，令消費者不致購入「毒債」、吃進「毒藥」？

迷債事件、匯控事件，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當代的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的性質及功能：是促進貨物和服務的生產與交易，還是鼓勵投機和賭博？這些問題指向的，正是我們在過去相對穩定的社會體制和歷史脈絡下，不大會批判的信念和假設，以及忘卻去反思的視野和習見。

從SARS到金融海嘯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的SARS和七一大遊行，也曾迫使香港社會短暫地批判反思過去的生活方式和發展道路。例如，由約10個民間團體和學術機構於2003年7月12日聯合舉辦的「非典型健康生活的想像與實踐」民間交流會，生產出一系列反思香港社會問題的文章和一份民間政綱，當中提出的「非典型」建議，包括放慢經濟增長，縮減貧富差距，倡議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共享工作，發展社區醫療，大量投入資源改善空氣、託兒、護老服務，保育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自然和歷史環境，建立真正的民主改制等等；又例如2004年超過300位社會人士簽署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提出保衛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公平公義 、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等價值的重要，同時呼籲港人要保護環境並與自然建立和諧的關係。然而，隨着2005年以後的「經濟恢復」(或更準確的說法是股票樓市「重拾升軌」)，上述的批判反思和積極建議，很快就為社會遺忘，成為歷史。

不過，樓市股市支撐下的馬照跑、舞照跳這樣的「歡樂時光」，正如周星馳所說，「過得特別快」。去年底來勢洶洶的「金融海嘯」，儘管引發出不少問題，但同時讓我們清楚看到，港人過去所深信的「放任主義」，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遊戲，也徹底地衝擊了一些窒礙我們思考的陳腔濫調，開放出新的反思和行動的空間，並再一次迫使我們認真的面對現在、反思過去、探索未來。而且，我們還得有心理準備，如果這次的經濟危機真的是「百年一遇」，那麼守待股票樓市「重拾升軌」、「中環價值」再次橫行，或許不至於遙遙無期，恐怕也將要比上一次的「經濟恢復」，需時得多。

海嘯後的通識教育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曾指出，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段，賺錢並不困難，但貧富差距也容易擴大；而在經濟衰退的年代，生產和消費的減慢，使備受破壞的自然生態和疲憊不堪的現代勞工可以休養生息，加上價格持續下降，低收入階層的實質生活水平或不致變壞。另一方面，經濟繁榮下致富容易，衍生的往往是因循既有制度的保守心態，不尚反思，嘲弄批判；相反，經濟危機卻能催生積極求變的努力，孕育創造、批判和反思的慣習。

引述歷史學家的洞見，自然並非為了抽象地歌頌蕭條，特別在當代香港這極為單一的經濟、社會、文化脈絡之下。缺乏多元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也沒有完備的社會保障，金融海嘯的到臨，確實干擾不少港人的「正常」生活，失業上升、收入下降、消費萎縮等問題也確實難以讓人有尊嚴地過活。這些問題，都必須認真面對，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領袖更是責無旁貸。不過，既然「金融」已形成「海嘯」，無論喜歡與否，看來我們都難以在短期內扭轉乾坤。除努力求生外，是否也可以藉此「百年機遇」，徹底地把經濟的「危」，化作為創造新生活、新價值的「機」？

要轉「危」為「機」，得首先告別那種目光如豆、缺乏願景的庸俗「務實論」，大膽地提出我們所渴求的當下生活和未來願景，仔細地分析現狀、回顧過去，找出今天所面對的問題的根源，從而進行有助邁向願景的真正務實工作，而非交功課式的「做好份工」。這也是通識教育所追求的批判思考和反思能力的應有之義。

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反覆述說的一個笑話是：
一個人在路燈下找他丟失的鑰匙；當被問到在哪裏丟了鑰匙時，他承認說是在後面那個黑暗的角落裏；可是，為什麼他要到街燈下來找鑰匙呢？因為這裏比較亮。(〈抵禦民粹主義誘惑〉，齊澤克，查日新譯，《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9期)

如果我們真的想尋回丟失了的鑰匙，包括重拾港人所崇尚的「核心價值」和尋找後金融海嘯時代的「優質生活」，就必須離開「比較亮的路燈下」，也就是告別容易獲得但卻脫離現實的常識習見和現成答案，在後金融海嘯的歷史脈絡下，不忌憚走進「黑暗的角落」，直面長期為庸俗務實論所忽視和嘲弄的香港社會根本問題，例如「不斷工作不斷增值不斷消費令人活得更加快樂自在」？「樓市和股市的蕭條能否鼓勵港人重務正業」？「減慢經濟增長是否更有利於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願意認真探究這些根本的問題，通識教育所強調的批判和反思，至此近矣。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