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無政府主義有什麼可怕? 2006/01/01明報

12月17日《明報》頭版頭條標題「無政府主義者殺到」，並引述警方消息稱這批來自歐洲的無政府主義分子，可能即將展開過去慣見的刑事破壞、阻塞交通要道，甚至襲擊美式連鎖店的激烈手段抗爭。結果，當日並無消息所指的歐洲無政府主義者抗爭，攔路示威的反是高度組織的韓農隊伍。

筆者關心的不是消息錯誤，而是這種如臨大敵地將無政府主義者等同恐怖主義者的刻板印象，可能有礙我們對一個正在本世紀急速復興的思潮，建立一個國際城市公民應有的認識。

先驅﹕建立無權力的世界
無政府主義是一套歷史悠久的思想，它的現代鼓吹者可以追溯至一個多世紀前的思想家蒲魯東和克魯泡特金等。先一代的無政府主義者相信人性本善，只是權力將善良的人性壓制，所以主張反對權力制度，以讓人的善良本性發展。他們希望用盡各種 (一些主張和平，一些主動暴力) 的方法，廢除國家、政府、官僚制度，建立一個無政府的烏托邦。中國老一輩的革命家，早年不少都領受過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衝擊，只不過他們最後都選擇了暴力革命。

不過，當今的無政府主義者大都不熱衷於建立烏托邦的世界，因為革命不單沒廢除國家，反而把烏托邦想像，轉變為國家剝奪人民權利和創造精神的工具。吸取了當代暴力革命最終墮落的教訓，他們的權力觀也開始複雜化。他們不再以為可以有一個完全沒有權力的世界，反之，他們看見權力可以滲透到社會每一角落，穿透每一種人際關係。不過，權力也非完全負面，因為權力其實也是一種創造和轉化的力量，只不過資本主義制度和國家，把社會編組成各式建制，使國家高於社會，代替社會作決定，規管人們的行動，把社會變成量化的數字，收編和剝奪人人本都應該具備的主動性和轉化潛能。

當代﹕激活個體主動性及轉化
因為關鍵不在於權力，而在於權力的異化，所以現今無政府主義者視重新激活每個人的主動性和轉化可能，作為人們反抗的唯一標準和武器。

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將資本主義和國家體制當作他們的主要敵人，但他們不再鼓吹實現反資本主義烏托邦的急進計劃。他們甚至認為，任何對資本主義的反抗，都不應該建立在這種急進龐大的烏托邦計劃之上，或者為這類計劃建立龐複組織，一如革命先鋒黨，或者極端原教旨主義的恐怖組織。過去的革命激進派將他們的鬥爭，建基於一種和現存異化權力體制相對應的鏡象式想像之上，結果只換來複製異化權力的悲劇。當今資本主義製造大量被排擠、被剝奪的受害者，反資本主義的力量和抗爭方式如雨後春筍，社會運動五花八門，無政府主義者並不著意要在它們之間，建立一條統一戰線，他們寧可將無政府主義，視為一種介入這些多元反抗運動時的實踐原則，一套慾力的倫理(ethic of desire)，而非像過去奢談廢除國家，消滅權力。

實踐﹕恪守低度組織原則
相比起其他具有老左派色彩的政治派別，當今無政府主義的挑戰性，並不主要在於他們針對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也不在於其激進性或暴力取向，而在於他們堅持任何反抗運動，都要恪守他們主張的低度組織原則。因為任何長久、龐大或秘密運作的組織，都有異化成另一權力架構的可能。當這些政治或社運組織企圖擺出一統天下的勢態，使組織存在放在首位，那組織就會開始遠離啟發思想自主和解放人們自身主動性的本義。

所以，與其說無政府主義者對政府構成很大威脅，倒不如說他們的存在，對不少現存的社運組織、政治運動都構成一種內在的威脅。因為無政府主義相信，抗爭行動並不單是一種工具去達成更高、更重要的目的，反而是一種當下激活人們主動力量的過程，所以無政府主義者並不認同對社會運動進行僵化的組織、規劃甚至管理。他們也批判社運組織者常常以領導者自居，以為自己有優越性去「教育群眾」，或「令大眾覺醒」的傲慢態度。在他們眼中，社運的主體應是各具姿態和潛力的群眾 (或曰普羅眾生) (multitude)，而不是意識低下、被動地等待啟蒙的大眾 (mass)。他們也認為，很多時社運組織小心謹慎、誠惶誠恐地「策劃」社會行動，甚至充當受害大眾和建制之間的中介橋樑，其實都只是扮演著抑壓人們主動力量的消極作用。

無政府主義者推崇自發性，廢除固定的組織者和被組織者之分，他們認為理想的組織，是隨行動的目標達成之後就應隨之解散的組織。他們甚至不贊同社運組織，要以激發更多的人加入成為社運積極分子(activist)作為自己的使命，因為這種做法和資本主義底下，企業組織開拓市場的做法，其實無甚分別，結果都只是低估了每個人的主動活躍潛能，矮化他們成被動的大眾。

無政府主義者堅持在社運組織的日常運作中，貫徹那種近直接民主的社運實踐。他們也視集體行動為群眾以行動解放自身的機會，所以他們積極參與社會行動。但他們反對任何組織者對行動參與者施加的紀律和糾察控制，因為他們深信自主行動，所以他們也反對任何人阻止其他人的行動。

視輿論為炮制大眾被動性工廠
按照無政府主義的邏輯，社運組織以為工作的目的是影響輿論，所以控制運動，以維持媒體上的正面形象，其實這是錯誤的做法，因為媒體上的輿論只是炮制大眾被動性的工廠。然而，這並不代表無政府主義者都是沒有保留的行動派或激進派，因為不少激烈的直接行動都有排他性，隱密性，甚至有把直接行動錯認為反抗運動成功的反效果。

繼震驚世界的西雅圖反世貿示威，及在99年八大國工業國首腦會議(G8)的全球抗議行動之後，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就對組織這些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的Direct Action Network提出批判，警告這些所謂「成功」的直接行動，可能正虛構著一個令人以為可以輕易反抗資本主義體制運作的社群(pseudo-community)，令人以為制止了一個會議的進行，就等如制止了資本主義﹔以為反資本主義全球化，就只是周期性在各地上演抗議戲劇，以為那些性感而具啟發性(sexy and inspiring)的反抗、衝擊，就等如動搖了整個龐大的資本主義和國家政權體系。

批判直接行動 預示世貿缺場
更甚的是，人們會誤以為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困難，僅在於過去令人沉悶的傳統左翼及社運組織，沒有足夠的想像力，像這些覺醒了的好戰分子一樣，去組織直接行動。他們認為，這種對直接行動的亢奮是危險的，因為雖然社運組織的沉悶及欠缺想像力乃實情，但關鍵並不在於它們欠缺組織直接行動的想像力，而是在於這些組織其實都只是一些依從資本主義方式的組織。

然而，對無政府主義者來說，更大的問題還在於，這種對直接行動的迷戀，正悄悄地複製著一種先鋒黨意識，在消除權力層級的名義下，吊詭地復興了「專職的社運行動家」 和「普通人」的分野﹔用團結一致、集體行動的奇觀，代替批判和認識不同的抗爭脈絡，掩蔽當中的異國情調。

總之，無政府主義者的倫理實踐，不在迴避也不在鼓吹那些全球性的抗議行動，而是在於透過這些機會激發和扣連更多符合在地(local)條件的在地抗爭，就像他們所說﹕從他人的抗爭中看到了，並連繫自己本身的抗爭。

無政府主義者早幾年已作出對直接行動風尚的冷靜批判，似乎已預示了他們在今次香港世貿會議的缺場。早知如此，又何需捕風捉影地，在我們這些早已習慣了被動的讀者看客中間，惹來一陣恐慌，或者一陣興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