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i!
Nineteen nineties and the nazis are back
Family burnt out in an arson attack
Children lying in hospital dying of their burns
It's about time that everyone learns (to)
BASH - BASH THE FASH!
Germany in the thirties was the same
A life or death struggle - not some kind of game
Learn at least the basics of some martial art
Then you'll be ready when the aggro starts
B.N.P. scum marching on your street
They even get elected when they should get beat
Beat off the streets that belong to us
You won't stop them with chants and placards so just
First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 noth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I was no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 noth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I was not a communist
Next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 noth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And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help me
Adolf Hitler himself said that the only way the rise of the German nazi party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was if its
enemies had recognised it for what it was right at the start and had smashed it in its infancy with utmost force.
For once we would agree with him - waving placards and chanting at fascists through megaphones
accomplishes absolutely nothing. The only way to stop nazi scum like the B.N.P. is by physically confronting
them and literally kicking them off our streets.
Nazi falls amidst a hall of fists and feet
Stomping out the rhythm of the cable street beat
With our boots on the scumbag's head
The only good nazi is one that's dead
A.F.A. girls and boys block the fash escape route
Now we've got them cornered and they're gonna eat boot
Trying to escape but they just can't manage
Our boots rain in wreaking terrible damage
2010年9月17日 星期五
2010年6月8日 星期二
By my friend - Ren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
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
如夢，
如夢，
殘月落花煙重。
The joyful time once in Eden, Ballads and Dances, intimate lovers. Forever in mind is the pain of parting; when farewell ended in your weeping. Dreamlike life, dreamlike life, Tears of the moon, death of the flowers, fog of my misery.
http://loccomama.com/category/%e6%af%8d%e8%aa%9e%e5%b1%ac%e6%bc%a2/
This is really...stunning
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
如夢，
如夢，
殘月落花煙重。
The joyful time once in Eden, Ballads and Dances, intimate lovers. Forever in mind is the pain of parting; when farewell ended in your weeping. Dreamlike life, dreamlike life, Tears of the moon, death of the flowers, fog of my mis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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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4日 星期二
陳家祺﹕「激化」城市論壇的，不是人，是制度
明報專訊
一如所料， 4月18日的城市論壇被「維園阿哥」們「激化」，親建制人士發言時多次被現場觀眾喝倒彩。到晚上筆者在網上看到城市論壇在電視直播後的情，原來去到論壇尾聲時，連民主黨的劉慧卿都忍不住「阿媽教仔」般教訓在場觀眾，大約意思是說他們令論壇不能正常運作云云。也許這一幕在主流媒體上只是小事一樁，但筆者相信在部分民主派巿民對形象較為進取的卿姐非常失望，因為後者似乎不明白，「維園阿哥」們的作為，根本是在現行香港的封閉制度下的無可奈何、理性（rational）的選擇。
政治機會結構
所謂理性，最重要的是行動者衡量成本與效益後作出行動。如果把這想法套用到社會運動的研究上，大多數學者都會先引用Eisinger在1973年發表的研究。Eisinger在其研究中提出「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政治機會結構），結果發現他研究的美國城市中，政治制度或政策制定過程愈封閉的城市，社會運動出現較對抗性（confrontational）或所謂較「激進」的行為（例如暴動、警民衝突等等）的機會便愈大（註1）。
另外，多位學者在1995年發表對西歐的社會運動作出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果：如果政府在某個議題上對反對意見愈是拒諸門外，或是社會運動人士的聲音愈是不在建制內受到重視，這些社會運動的行動方式便會愈趨向有對抗性（註2）。根據這幾位學者的解釋，這些社運人士並不是如香港某些保守勢力人士所言，是為了「搞亂社會」而作出比較激烈的行為，因為當他們作出這些行為時，其實是需要付出成本，例如動員的成本、體力等等，而且還要面對被建制檢控、秋後算帳的風險。他們可能是認為與建制對話是沒有實際作用，或是根本沒有真正的渠道去與建制作出有意義的商討，才如此被「逼上梁山」，以對抗行為向建制或政府討價還價。這種情，即使在較為民主的西歐國家也會出現，特別是在一些牽涉政府或建制人士重大利益的議題上，由於政府會更加「手緊」，對反對聲音更加抗拒，對抗性行動因此愈多、愈劇烈。
利東街的經驗
類似的情，在香港是否有發生呢？筆者在大學畢業前有幸得到我的老師和一些社運人士的協助，可以研究2003年到2007年的反對巿建局清拆利東街的文化保育運動。在報章、與利東街居民的訪談、在反清拆利東街的H15關注組的網誌等資料中，筆者發現其實利東街居民多次希望與政府高級官員對話，卻不得要領。關注組希望從建制內手，向城規會就巿建局的計劃作出反對，也以不夠專業為由而不被接納。在2007年5月，H15關注組的網誌也許道出了不少社運人士的心聲：「無論你如何文明地跟程序，那個程序根本就是一個不公平的遊戲。」就是一些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不公平制度，把反對者從制度上排除出去，令他們一些較為溫和的策略根本沒有效益，才會令堵塞馬路、絕食等所謂激進的行為出現。
這是制度問題，笨蛋！
套用在香港政制改革的議題，無權無勢的在野民主派政客以及民主派巿民、社運人士、普通巿民等等自是在決定改革方案上基本上是無能為力，而主張與政府溝通、談判的，卻在2004年失敗過後，今年又再遇到挫折，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回，整個建制利益集團根本不能說服其他人他們是真的有誠意去落實民主制度。除此之外，在主流傳媒（如TVB）歸邊、拒絕舉辦補選論壇、新聞大肆報道政府官員的講話而相對地冷待民主派聲音、政府打壓民間廣播、建制派在宣傳上的壓倒性優勢下（這兩天，政府推銷其方案的廣告又在電視和電台中發表了，但你我何曾見過要求真民主或是推動516公投的廣告？），民主派人士，特別是在爭取民主制度上更堅持的，自然是無力感愈來愈強，覺得所謂溫和的爭取方法是沒有成效，對抗性的行動就愈來愈多。
對沒有太多資源、不能在媒體有顯著曝光機會的民主派（特別是社運人士和普通巿民）來說，每周都直播的城市論壇自然就成為了他們用作向政府以至整個建制表達不滿和憤慨的平台。試想想，他們在香港這個制度下，不能用談判去說服政府、不能在媒體上得到與建制大致相同的待遇、甚至很少有反駁建制派謬論的機會，低成本的「城市論壇行動」卻可帶來媒體注意、向建制人士宣泄不滿的效益，理性的民主派自然會懂得如何選擇。當然，有論者可能會提出到底「維園阿哥」是否真的可以說成是社運人士。這可以是香港社運組織資源不足、結構鬆散的問題，令社運個人化的情出現。但這並不重要，因為我想大家清楚的，是整個制度如何驅使個人的行為。
論壇當天有不少中學生在場。我不知道他們有多少抱持卿姐的想法，認為論壇應該是有秩序、嘉賓不受騷擾。其實單看論壇本身，筆者也大致認同這看法。但是，我們在分析其他人的行為時，是否能只抽空研究一件事件，而不理會宏觀局勢？「維園阿哥」的行動，似乎不是基於他們本身的欲望，而是整個香港社會政治局勢和制度使然。
註1：Eisinger, P.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u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 11-28.
註2：Duyvendak, J., Giugni, M., Koopmans, R., & Kriesi, H.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作者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一如所料， 4月18日的城市論壇被「維園阿哥」們「激化」，親建制人士發言時多次被現場觀眾喝倒彩。到晚上筆者在網上看到城市論壇在電視直播後的情，原來去到論壇尾聲時，連民主黨的劉慧卿都忍不住「阿媽教仔」般教訓在場觀眾，大約意思是說他們令論壇不能正常運作云云。也許這一幕在主流媒體上只是小事一樁，但筆者相信在部分民主派巿民對形象較為進取的卿姐非常失望，因為後者似乎不明白，「維園阿哥」們的作為，根本是在現行香港的封閉制度下的無可奈何、理性（rational）的選擇。
政治機會結構
所謂理性，最重要的是行動者衡量成本與效益後作出行動。如果把這想法套用到社會運動的研究上，大多數學者都會先引用Eisinger在1973年發表的研究。Eisinger在其研究中提出「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政治機會結構），結果發現他研究的美國城市中，政治制度或政策制定過程愈封閉的城市，社會運動出現較對抗性（confrontational）或所謂較「激進」的行為（例如暴動、警民衝突等等）的機會便愈大（註1）。
另外，多位學者在1995年發表對西歐的社會運動作出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果：如果政府在某個議題上對反對意見愈是拒諸門外，或是社會運動人士的聲音愈是不在建制內受到重視，這些社會運動的行動方式便會愈趨向有對抗性（註2）。根據這幾位學者的解釋，這些社運人士並不是如香港某些保守勢力人士所言，是為了「搞亂社會」而作出比較激烈的行為，因為當他們作出這些行為時，其實是需要付出成本，例如動員的成本、體力等等，而且還要面對被建制檢控、秋後算帳的風險。他們可能是認為與建制對話是沒有實際作用，或是根本沒有真正的渠道去與建制作出有意義的商討，才如此被「逼上梁山」，以對抗行為向建制或政府討價還價。這種情，即使在較為民主的西歐國家也會出現，特別是在一些牽涉政府或建制人士重大利益的議題上，由於政府會更加「手緊」，對反對聲音更加抗拒，對抗性行動因此愈多、愈劇烈。
利東街的經驗
類似的情，在香港是否有發生呢？筆者在大學畢業前有幸得到我的老師和一些社運人士的協助，可以研究2003年到2007年的反對巿建局清拆利東街的文化保育運動。在報章、與利東街居民的訪談、在反清拆利東街的H15關注組的網誌等資料中，筆者發現其實利東街居民多次希望與政府高級官員對話，卻不得要領。關注組希望從建制內手，向城規會就巿建局的計劃作出反對，也以不夠專業為由而不被接納。在2007年5月，H15關注組的網誌也許道出了不少社運人士的心聲：「無論你如何文明地跟程序，那個程序根本就是一個不公平的遊戲。」就是一些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不公平制度，把反對者從制度上排除出去，令他們一些較為溫和的策略根本沒有效益，才會令堵塞馬路、絕食等所謂激進的行為出現。
這是制度問題，笨蛋！
套用在香港政制改革的議題，無權無勢的在野民主派政客以及民主派巿民、社運人士、普通巿民等等自是在決定改革方案上基本上是無能為力，而主張與政府溝通、談判的，卻在2004年失敗過後，今年又再遇到挫折，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回，整個建制利益集團根本不能說服其他人他們是真的有誠意去落實民主制度。除此之外，在主流傳媒（如TVB）歸邊、拒絕舉辦補選論壇、新聞大肆報道政府官員的講話而相對地冷待民主派聲音、政府打壓民間廣播、建制派在宣傳上的壓倒性優勢下（這兩天，政府推銷其方案的廣告又在電視和電台中發表了，但你我何曾見過要求真民主或是推動516公投的廣告？），民主派人士，特別是在爭取民主制度上更堅持的，自然是無力感愈來愈強，覺得所謂溫和的爭取方法是沒有成效，對抗性的行動就愈來愈多。
對沒有太多資源、不能在媒體有顯著曝光機會的民主派（特別是社運人士和普通巿民）來說，每周都直播的城市論壇自然就成為了他們用作向政府以至整個建制表達不滿和憤慨的平台。試想想，他們在香港這個制度下，不能用談判去說服政府、不能在媒體上得到與建制大致相同的待遇、甚至很少有反駁建制派謬論的機會，低成本的「城市論壇行動」卻可帶來媒體注意、向建制人士宣泄不滿的效益，理性的民主派自然會懂得如何選擇。當然，有論者可能會提出到底「維園阿哥」是否真的可以說成是社運人士。這可以是香港社運組織資源不足、結構鬆散的問題，令社運個人化的情出現。但這並不重要，因為我想大家清楚的，是整個制度如何驅使個人的行為。
論壇當天有不少中學生在場。我不知道他們有多少抱持卿姐的想法，認為論壇應該是有秩序、嘉賓不受騷擾。其實單看論壇本身，筆者也大致認同這看法。但是，我們在分析其他人的行為時，是否能只抽空研究一件事件，而不理會宏觀局勢？「維園阿哥」的行動，似乎不是基於他們本身的欲望，而是整個香港社會政治局勢和制度使然。
註1：Eisinger, P.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u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 11-28.
註2：Duyvendak, J., Giugni, M., Koopmans, R., & Kriesi, H.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作者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2010年3月28日 星期日
陳家洛﹕激烈的抗爭手段？
中文大學學者、終極普選聯盟成員陳健民倡議「協定推進民主」，並認為中央政府和特區建制派最好來個reforma pactada（編按﹕西班牙語，一個由上而下推動的協商過程），跟「普選聯」達成協定，「關鍵是建制內的開明派能及時回應民眾的訴求」。與此同時，他形容5區公投運動為「較激烈的抗爭手段，一方面可能引來建制派內的保守勢力的反動，更致命的是疏離香港的主流群眾……這是民運領袖必須真誠面對的政治現實。」（〈誰能促進政改協定？〉，《明報》，2010年3月22日）
不論我們怎樣看待泛民主派內存在已久的路線和策略分歧，事實是，只要香港一日未有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小圈子的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內的功能組別特權會繼續牢牢地掌控政府施政和公共財務。回歸以來，「港人治港」變得像兩隻狼和一頭小綿羊決定晚餐要吃什麼。而「沒有民主，哪有民生？」則是理直氣壯的小綿羊抗議不公道的制度和由此而來的種種社會不公義。
Joseph H. Boyett的《選民進化論》指出：
「領導除了要教導眾人如何自立，還要教導眾人自我犧牲的價值與重要性。
領導不在於把複雜的事變簡單，而在於讓錯綜複雜的事物變得有意義。
領導不在於知道答案，而在於知道該問什麼問題。
領導不在於達到終點，而在於找尋起點。
領導就是要在一切都似乎沒有道理時找到道理、在無意義中找到意義，在絕望的寒冷中點燃希望之火，並在歧異中找出共同點。
領導最終是要找出生存的目的，要努力解答根本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要往哪裏去？我們為什麼存在？我們的終極價值是什麼？
領導就是在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建立一種關係，讓眾人能夠發現這些問題的答案。
最重要的一點，
領導是指領導者服務追隨者，而不是追隨者服務領導者。」
普選聯的重大挑戰
5區公投運動的重點是為民主運動創造新的空間，給市民可以平等地參與一次表決的機會、連結。運動本質是一種不同政見的表達。所以這次運動要闖的一些所謂「禁忌」，都是政治的問題而不是法律的問題。在獨裁政治下，持不同政見的人士都會被扣上各式各樣的帽子。不過，正當5區公投運動的言論、思想和行為方式遭受前所未見的打壓和歪曲，關乎到香港的自由、人權、政治權利和法治這些核心價值的時候，普選聯的成員得不斷面對建制派提出「忠誠的試探」和來自泛民主派的質疑，的而且確是兩面不討好的，普選聯選取的方法絕對不比5區公投運動輕鬆簡單。
對普選聯的另一項重大挑戰是，個別成員對「建制派內的開明派」的權力依賴和主觀期待會不會減少自己對整體形勢的影響力，最終因為不好「說不」，迫於無奈要接受一個沒有終極承諾的2012方案，為求再釋出多一點善意跟下一任行政長官和中央政府進行「良性互動」？普選聯成員有沒有準備自己有一天會被吸納到建制內？
另一方面，5區公投運動是不是勢孤力弱到可以不理？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2月發表的調查顯示，有六成的受訪者不贊成這個做法，贊成的則有近三成。不過，泛民主派的支持者當中，65%卻贊成這個做法，反對的則有25%（表一）。同一個調查進一步顯示，有七成的泛民主派的支持者會投票。而且，泛民主派的支持者有65%不支持立法會議員通過政府建議的2012年政改方案（表二）。這些數據的參考價值，不在於預測5月16日的投票意向，而是何解5區公投運動的理念本身在泛民主派支持者當中有一定吸引力，他們的情緒和取向，同樣是普選聯成員必須認真思考的一些實際問題。
釋放選票正能量
主流媒體和時事評論員對5區公投運動和普選聯的關係隨隨便便用上「非主流」、「主流」的觀感式歸類，刻意淡化命運相連的客觀事實，雖是「用心良苦」，卻十分容易把民主大業推向不同的陷阱。如果市民以為只可以在「主和」、「主攻」及「觀望／不表態」之間三擇其一，便大錯特錯了，因為民主運動力度分散的結果可能是渴望民主的市民最不願見的。
其實，出路不難找到，那就是把5月16日的全港投票視為真普選的保證。參與5月16日投票就是對自己肯定普選和展現對港人民主治港是自信自重的表現。5區公投運動不應該只是疏導怒火和怨氣的機會，更重要是一股積極與正面的自強力量。5區公投運動和普選聯的倡議人和團體不必跟主流媒體的論述對號入座，只需要說老實話，聚焦在問題本身，say what you mean, mean what you say, but don't say it mean。
近日，就最低工資的爭論，就有人主張「與其豪廿蚊畀張宇人，不如捐助5區公投，一齊剷走功能組別」，便是一個有意義和有創意的實例。（www.nofc.hk/）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5區公投運動聯合委員會副發言人
■參考書目
1. Joseph H. Boyett, Won't Get Fooled Again: A Voter's Guide to Seeing through the Lies, Getting Past the Propaganda, and Choosing the Best Leaders (New York: AMACOM, 2009)
2. Stein Ringer, What Democracy Is For: On Freedom and Moral Government.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William Ury, The Power of a Positive No.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不論我們怎樣看待泛民主派內存在已久的路線和策略分歧，事實是，只要香港一日未有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小圈子的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內的功能組別特權會繼續牢牢地掌控政府施政和公共財務。回歸以來，「港人治港」變得像兩隻狼和一頭小綿羊決定晚餐要吃什麼。而「沒有民主，哪有民生？」則是理直氣壯的小綿羊抗議不公道的制度和由此而來的種種社會不公義。
Joseph H. Boyett的《選民進化論》指出：
「領導除了要教導眾人如何自立，還要教導眾人自我犧牲的價值與重要性。
領導不在於把複雜的事變簡單，而在於讓錯綜複雜的事物變得有意義。
領導不在於知道答案，而在於知道該問什麼問題。
領導不在於達到終點，而在於找尋起點。
領導就是要在一切都似乎沒有道理時找到道理、在無意義中找到意義，在絕望的寒冷中點燃希望之火，並在歧異中找出共同點。
領導最終是要找出生存的目的，要努力解答根本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要往哪裏去？我們為什麼存在？我們的終極價值是什麼？
領導就是在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建立一種關係，讓眾人能夠發現這些問題的答案。
最重要的一點，
領導是指領導者服務追隨者，而不是追隨者服務領導者。」
普選聯的重大挑戰
5區公投運動的重點是為民主運動創造新的空間，給市民可以平等地參與一次表決的機會、連結。運動本質是一種不同政見的表達。所以這次運動要闖的一些所謂「禁忌」，都是政治的問題而不是法律的問題。在獨裁政治下，持不同政見的人士都會被扣上各式各樣的帽子。不過，正當5區公投運動的言論、思想和行為方式遭受前所未見的打壓和歪曲，關乎到香港的自由、人權、政治權利和法治這些核心價值的時候，普選聯的成員得不斷面對建制派提出「忠誠的試探」和來自泛民主派的質疑，的而且確是兩面不討好的，普選聯選取的方法絕對不比5區公投運動輕鬆簡單。
對普選聯的另一項重大挑戰是，個別成員對「建制派內的開明派」的權力依賴和主觀期待會不會減少自己對整體形勢的影響力，最終因為不好「說不」，迫於無奈要接受一個沒有終極承諾的2012方案，為求再釋出多一點善意跟下一任行政長官和中央政府進行「良性互動」？普選聯成員有沒有準備自己有一天會被吸納到建制內？
另一方面，5區公投運動是不是勢孤力弱到可以不理？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2月發表的調查顯示，有六成的受訪者不贊成這個做法，贊成的則有近三成。不過，泛民主派的支持者當中，65%卻贊成這個做法，反對的則有25%（表一）。同一個調查進一步顯示，有七成的泛民主派的支持者會投票。而且，泛民主派的支持者有65%不支持立法會議員通過政府建議的2012年政改方案（表二）。這些數據的參考價值，不在於預測5月16日的投票意向，而是何解5區公投運動的理念本身在泛民主派支持者當中有一定吸引力，他們的情緒和取向，同樣是普選聯成員必須認真思考的一些實際問題。
釋放選票正能量
主流媒體和時事評論員對5區公投運動和普選聯的關係隨隨便便用上「非主流」、「主流」的觀感式歸類，刻意淡化命運相連的客觀事實，雖是「用心良苦」，卻十分容易把民主大業推向不同的陷阱。如果市民以為只可以在「主和」、「主攻」及「觀望／不表態」之間三擇其一，便大錯特錯了，因為民主運動力度分散的結果可能是渴望民主的市民最不願見的。
其實，出路不難找到，那就是把5月16日的全港投票視為真普選的保證。參與5月16日投票就是對自己肯定普選和展現對港人民主治港是自信自重的表現。5區公投運動不應該只是疏導怒火和怨氣的機會，更重要是一股積極與正面的自強力量。5區公投運動和普選聯的倡議人和團體不必跟主流媒體的論述對號入座，只需要說老實話，聚焦在問題本身，say what you mean, mean what you say, but don't say it mean。
近日，就最低工資的爭論，就有人主張「與其豪廿蚊畀張宇人，不如捐助5區公投，一齊剷走功能組別」，便是一個有意義和有創意的實例。（www.nofc.hk/）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5區公投運動聯合委員會副發言人
■參考書目
1. Joseph H. Boyett, Won't Get Fooled Again: A Voter's Guide to Seeing through the Lies, Getting Past the Propaganda, and Choosing the Best Leaders (New York: AMACOM, 2009)
2. Stein Ringer, What Democracy Is For: On Freedom and Moral Government.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William Ury, The Power of a Positive No.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2010年3月16日 星期二
李鵬飛﹕溫總明示深層次矛盾 我憂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由公民黨及社民連聯合發起的「5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特區政府發言人較早前指，這是「有議員辭職而需要進行的補選，不是公投」，但事件經中央有關官員開腔定性後，「變相公投」已被定性為真正公投。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在北京指出，搞公投是違反了《基本法》。李飛不點名批評公民黨黨魁余若薇，指「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是對法律常識性存有長期誤解，不能以民事法來理解公法。
「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按《基本法》應如何理解？近日我曾請教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爵士，他開口就說，「這是火星撞地球」，因為內地使用的法律制度和香港的法律制度根本不同，內地認為法律上無列明的事，你去做就是違法、違憲；但香港用的是普通法，法理上，法律並無明列禁止的事，做了並不違法。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有此理解，相反北京視總辭是公投，而《基本法》並無公投條文，所以搞公投即是「違法、違憲」必須加以打壓。
「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
北京的打壓是將總辭定性為公投才開始的，而且逐步加大力度，當「公社兩黨」開始宣布總辭時，民建聯和自由黨都非常雀躍，曾經講過「積極參與、放馬過來。」尤其認為新界東的「長毛」梁國雄及九龍東的梁家傑議席，隨時可以被他們搶奪過來，但後來民建聯和自由黨卻又自動宣布，因為「公社兩黨」在宣傳上用了「全民起義」字眼，所以他們放棄參加補選。我想請問？如果到2012年立法會選舉，又有人再用「全民起義」來做競選宣傳，兩黨是否又會「唔玩？」
近日有一位熱心參政人士致電給我，說很想參加今次補選，但突然收到中聯辦官員的電話，要求他放棄出選，而由於他身兼特區政府諮詢委員會，擔心強行出選會被界定為「唔聽話」，於是詢問我的意見，我直接告訴他，中聯辦發功已經有效，你既已擔心，最終就會選擇放棄。
我提及這件事，是希望大家明白到，這不是某人自由參選意欲被打壓那麼簡單，其實這和香港整體的政治發展有莫大關係，去年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中央重要刊物上著文，香港設置直屬中央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當時輿論嘩然，指中聯辦想插手香港事務，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我可以直率地告訴大家，曹二寶部長提出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其實存在已久，中聯辦早就插手香港大小事務，「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眾所周知，中聯辦不但包攬香港各大小選舉的協調、配票，更參與特區政府的重要職位委任，甚至連行政會議成員的委任也有他們的影子。
近年我們常常聽到中央領導人說，香港管治出現深層次矛盾嗎？大家應該不會忘記，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07年在紀念《基本法》實施10周年時說，「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我認為，這就說明了香港管治深層次矛盾在哪裏；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經選舉產生後，由國務院總理任命，並頒發委任狀，特首亦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這一刻起中央將特區的管治權力授予特首；鄧小平當年說，中央除了國防、外交，香港回歸只是換一支旗換一個人；這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北京已經改變了鄧小平的講法
可是，現是北京已經改變了上述鄧小平的講法，對於香港內部事務一切都要指指點點。在回歸前，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對我說過，叫他來做香港特首亦無可能成功，如果他是香港人只會顧做生意。
大家看看2007年10月10日，特首曾蔭權發表的施政報告，其中第99至101段，曾壯志豪言地說道：「發展民主是《基本法》賦予特區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推動香港落實普選，我責無旁貸。」「我在競選期間承諾在新一屆政府上任後，會就落實普選開展公眾諮詢工作。……在社會上啟動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的全面討論。」又說，「我重申在第三屆政府任內，會盡最大努力按照《基本法》就落實普選問題凝聚共識，並爭取中央的信任和理解，促其早日實現。」但今日再問問曾蔭權，他和他的官員只會說，今屆政府的任務只是會處理2012年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至於2017及2020年的雙普選，中央政府沒有授權我們處理。
特首在政制問題上無能為力
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我是很感到憂心的，尤其在立法會的普選上，最近更聽到有人提出各種保留功能組別的方法，功能組別其實是一個「怪胎」，是港英政府在1985年希望以循序漸進方式開放香港民主，而設立的過渡性設計，我都參與成立功能團體的工作，估不到過了25年，仍然有人想盡辦法來保留功能組別，這根本就是想欺騙香港人。今屆立法會的30個功能議席，竟然有14個是自動當選的，而且他們在議會的出席紀錄和參與度評分亦是最差，可笑是他們的權力卻和直選議員一樣，加上又有分組點票制度，等於功能組別議員壟斷了立法會的否決權，這就是80後青年所指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義，不能代表港人的制度，直接演變成香港管治最深層次的矛盾。
日前溫家寶總理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解釋香港管治的五點深層矛盾，最矚目的是第四及第五點，即提及到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和改善民生，發展教育的矛盾，我認為循序漸進是對的，但為何中央不肯講明如何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呢？如在普選特首方面，如何組成提名委員會及提名門檻，及立法會到2020年如何廢除功能組別，那麼簡單的問題也不肯說清楚。只強調要港人要包容、要團結；我想再問問溫總理，中央到底對香港的問題了解得夠不夠深，不過今次溫總理揭示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多方面的，並不是如曾蔭權一直所說，香港只有深層次的經濟矛盾呢。經溫總理的揭露，曾蔭權又將如何面對港人？問題說穿了，就是特首在政制問題上，根本就是無能為力，亦不敢向北京說不，和忠實地講出這真正的管治問題，一切只有聽從指示。
更可悲的是，特區政府一方面承認的深層次經濟矛盾，解決辦法也只曉得藥石亂投，一味作政治考慮，以「派糖」來取悅市民，缺乏長遠發展眼光。雖然特區政府口口聲聲說，投放最多的資源在教育方面，但在科研人才的培養卻是嚴重不足，8間大學校長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就算最近的高錕熱也只有三分鐘熱度。
其實，香港經濟上面對挑戰，早在上世紀70年代已經有，當時亞洲其他三小龍，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給香港的壓力很大，港人憑不撓的鬥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到1980年代，包括我在內的港商，紛紛回國投資珠三角，再創經濟新台階，現時我們面對上海的競爭，可謂拳拳到肉，連匯豐銀行等跨國集團也爭先恐後的急於到上海上市，所以中港官員老是說，香港和上海是良性競爭、互補，這統統都是騙人、騙自已的講法；我希望特區政府認清形勢，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培養和爭取人才，只有這樣才能發揮香港的國際地位和保持優勢。
最後就溫家寶總理日前發表的工作報告，部分內容令我頗為感觸，溫總說：「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城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又說：「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和諧。」就上述的言論，我想請問溫總理，那為何要判處劉曉波和譚作人，11年和5年的監禁呢？他們亦只是對政府作出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已！還有，我不明白溫總理所說的「創造條件…… 」內容是什麼，希望溫總可以進一步澄清，就如澄清香港存在什麼深層次矛盾一樣好嗎？
寄語祖國向公平公開公義發展
我對於中國多年來的發展絕對是感到非常鼓舞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軍事上第二強國，連第一強國的美國都怕了中國的發展，中國亦是世界上擁有最多美債的國家，我同意溫總理所講，經濟改革必須配合政治改革，我們都期望這樣的改革早日來臨。而我亦深信，內地每年有650萬名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會推動中國的改革，尤其在互聯網世界的今天，他們將會改變中國；就好像最近發生的湖北省長李鴻忠怒罵女記者事件，中國網民反應之強烈和迅速，甚至要求李氏落台的聲音不絕，相信溫總理也正面對國內的深層次矛盾。我寄語祖國，將來能朝向公平、公開、公義的方向發展，這才是中國人之福也。
「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按《基本法》應如何理解？近日我曾請教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爵士，他開口就說，「這是火星撞地球」，因為內地使用的法律制度和香港的法律制度根本不同，內地認為法律上無列明的事，你去做就是違法、違憲；但香港用的是普通法，法理上，法律並無明列禁止的事，做了並不違法。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有此理解，相反北京視總辭是公投，而《基本法》並無公投條文，所以搞公投即是「違法、違憲」必須加以打壓。
「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
北京的打壓是將總辭定性為公投才開始的，而且逐步加大力度，當「公社兩黨」開始宣布總辭時，民建聯和自由黨都非常雀躍，曾經講過「積極參與、放馬過來。」尤其認為新界東的「長毛」梁國雄及九龍東的梁家傑議席，隨時可以被他們搶奪過來，但後來民建聯和自由黨卻又自動宣布，因為「公社兩黨」在宣傳上用了「全民起義」字眼，所以他們放棄參加補選。我想請問？如果到2012年立法會選舉，又有人再用「全民起義」來做競選宣傳，兩黨是否又會「唔玩？」
近日有一位熱心參政人士致電給我，說很想參加今次補選，但突然收到中聯辦官員的電話，要求他放棄出選，而由於他身兼特區政府諮詢委員會，擔心強行出選會被界定為「唔聽話」，於是詢問我的意見，我直接告訴他，中聯辦發功已經有效，你既已擔心，最終就會選擇放棄。
我提及這件事，是希望大家明白到，這不是某人自由參選意欲被打壓那麼簡單，其實這和香港整體的政治發展有莫大關係，去年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中央重要刊物上著文，香港設置直屬中央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當時輿論嘩然，指中聯辦想插手香港事務，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我可以直率地告訴大家，曹二寶部長提出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其實存在已久，中聯辦早就插手香港大小事務，「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眾所周知，中聯辦不但包攬香港各大小選舉的協調、配票，更參與特區政府的重要職位委任，甚至連行政會議成員的委任也有他們的影子。
近年我們常常聽到中央領導人說，香港管治出現深層次矛盾嗎？大家應該不會忘記，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07年在紀念《基本法》實施10周年時說，「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我認為，這就說明了香港管治深層次矛盾在哪裏；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經選舉產生後，由國務院總理任命，並頒發委任狀，特首亦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這一刻起中央將特區的管治權力授予特首；鄧小平當年說，中央除了國防、外交，香港回歸只是換一支旗換一個人；這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北京已經改變了鄧小平的講法
可是，現是北京已經改變了上述鄧小平的講法，對於香港內部事務一切都要指指點點。在回歸前，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對我說過，叫他來做香港特首亦無可能成功，如果他是香港人只會顧做生意。
大家看看2007年10月10日，特首曾蔭權發表的施政報告，其中第99至101段，曾壯志豪言地說道：「發展民主是《基本法》賦予特區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推動香港落實普選，我責無旁貸。」「我在競選期間承諾在新一屆政府上任後，會就落實普選開展公眾諮詢工作。……在社會上啟動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的全面討論。」又說，「我重申在第三屆政府任內，會盡最大努力按照《基本法》就落實普選問題凝聚共識，並爭取中央的信任和理解，促其早日實現。」但今日再問問曾蔭權，他和他的官員只會說，今屆政府的任務只是會處理2012年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至於2017及2020年的雙普選，中央政府沒有授權我們處理。
特首在政制問題上無能為力
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我是很感到憂心的，尤其在立法會的普選上，最近更聽到有人提出各種保留功能組別的方法，功能組別其實是一個「怪胎」，是港英政府在1985年希望以循序漸進方式開放香港民主，而設立的過渡性設計，我都參與成立功能團體的工作，估不到過了25年，仍然有人想盡辦法來保留功能組別，這根本就是想欺騙香港人。今屆立法會的30個功能議席，竟然有14個是自動當選的，而且他們在議會的出席紀錄和參與度評分亦是最差，可笑是他們的權力卻和直選議員一樣，加上又有分組點票制度，等於功能組別議員壟斷了立法會的否決權，這就是80後青年所指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義，不能代表港人的制度，直接演變成香港管治最深層次的矛盾。
日前溫家寶總理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解釋香港管治的五點深層矛盾，最矚目的是第四及第五點，即提及到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和改善民生，發展教育的矛盾，我認為循序漸進是對的，但為何中央不肯講明如何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呢？如在普選特首方面，如何組成提名委員會及提名門檻，及立法會到2020年如何廢除功能組別，那麼簡單的問題也不肯說清楚。只強調要港人要包容、要團結；我想再問問溫總理，中央到底對香港的問題了解得夠不夠深，不過今次溫總理揭示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多方面的，並不是如曾蔭權一直所說，香港只有深層次的經濟矛盾呢。經溫總理的揭露，曾蔭權又將如何面對港人？問題說穿了，就是特首在政制問題上，根本就是無能為力，亦不敢向北京說不，和忠實地講出這真正的管治問題，一切只有聽從指示。
更可悲的是，特區政府一方面承認的深層次經濟矛盾，解決辦法也只曉得藥石亂投，一味作政治考慮，以「派糖」來取悅市民，缺乏長遠發展眼光。雖然特區政府口口聲聲說，投放最多的資源在教育方面，但在科研人才的培養卻是嚴重不足，8間大學校長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就算最近的高錕熱也只有三分鐘熱度。
其實，香港經濟上面對挑戰，早在上世紀70年代已經有，當時亞洲其他三小龍，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給香港的壓力很大，港人憑不撓的鬥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到1980年代，包括我在內的港商，紛紛回國投資珠三角，再創經濟新台階，現時我們面對上海的競爭，可謂拳拳到肉，連匯豐銀行等跨國集團也爭先恐後的急於到上海上市，所以中港官員老是說，香港和上海是良性競爭、互補，這統統都是騙人、騙自已的講法；我希望特區政府認清形勢，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培養和爭取人才，只有這樣才能發揮香港的國際地位和保持優勢。
最後就溫家寶總理日前發表的工作報告，部分內容令我頗為感觸，溫總說：「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城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又說：「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和諧。」就上述的言論，我想請問溫總理，那為何要判處劉曉波和譚作人，11年和5年的監禁呢？他們亦只是對政府作出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已！還有，我不明白溫總理所說的「創造條件…… 」內容是什麼，希望溫總可以進一步澄清，就如澄清香港存在什麼深層次矛盾一樣好嗎？
寄語祖國向公平公開公義發展
我對於中國多年來的發展絕對是感到非常鼓舞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軍事上第二強國，連第一強國的美國都怕了中國的發展，中國亦是世界上擁有最多美債的國家，我同意溫總理所講，經濟改革必須配合政治改革，我們都期望這樣的改革早日來臨。而我亦深信，內地每年有650萬名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會推動中國的改革，尤其在互聯網世界的今天，他們將會改變中國；就好像最近發生的湖北省長李鴻忠怒罵女記者事件，中國網民反應之強烈和迅速，甚至要求李氏落台的聲音不絕，相信溫總理也正面對國內的深層次矛盾。我寄語祖國，將來能朝向公平、公開、公義的方向發展，這才是中國人之福也。
2010年3月15日 星期一
前言和後語，老話與舊話／文﹕馬家輝
溫家寶先生在記者會上回答香港記者提問，對昔前兩度提及的「深層次矛盾」道出了五點解答，儘管僅是提綱挈領，卻仍算是有了方向，可見有備而來，早把香港問題放在心上。
細察溫總理的五項答案，前三點以經濟發展為本，第四項指向民主政治，最後一環則屬於社會民生。按照中國政治表述習慣，尤其在所謂太平年代的政治氛圍，當國家領導人發言述意，通常是「先簡後深」，即傾向把相對容易處理或接受的意見說在前頭，愈是被放在後面的話語，則愈比較接近核心；有些時候，說在前頭的意見甚至附帶發揮煙幕或釋稀作用，雖非無涉宏旨，但更重要的是能夠借之對比、襯托出後話的關鍵地位。
因此，我們不妨這樣排定「溫五點」的緩急順序﹕為香港經濟找尋光明的發展出路固然重要，但在所謂「包容」所謂「共識」所謂「團結」所謂「穩定」的前提下「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政治」更為重要；然而最重要的畢竟是，把民生搞好，把教育搞好，讓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照顧得高高興興。
其實也唯有如此排序始能充分理解（嗯，若搬用內地術語，便是「吃透」）國家領導的五項提綱。
前三點是大勢所趨
後兩點才是真正深層次矛盾
「溫五點」前三項所說的香港經濟發展方向本來就是大勢所趨，除了主張「慢慢發」的社運人士或會反對，特區上下想必沒有太大異議；國際金融中心也者、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也者、服務業優勢也者、加強與珠三角聯繫也者，皆是香港必走之路，已屬列入新高中通識課程裏的基本常識，除非溫總理掌握了內幕消息，知道此路不通，珠三角不肯跟咱們香港加強關係或內地其他城市不願讓香港成為這個中心那個中心，否則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深層次矛盾」可言，反正特區政府努力推動就是了，毋庸國家領導人憂心掛心，他也本來不必多提常提。可是，民主政治和社會民生比較傷腦筋，不可不說，但如果他僅把這兩者點破，又易引起疑慮焦慮，所以最佳辦法是先把常識說在前頭，然後才在後話抒發真意。
由這角度看，溫家寶先生念茲在茲的「深層次矛盾」議題，看似五項，實只兩則，那就是民主政治和民生民心。
在香港推動民主政治，一直以來各路英雄灰熊連最起碼的民主概念和政治詞彙都有意無意地製造嚴重分歧，所以沒法不長打爛仗，一打就是十多廿年。譬如說，什麼才算「公平選舉」？功能組別小圈子到底公不公平？什麼樣的速度才符合「循序漸進」？這麼清晰明瞭的問題在香港居然仍被爭論，且還經常成為國際笑柄，豈能不讓國家總理煩心費心，豈能不令他屢次明示暗示特區首長予以妥善處理。對於此等問題，溫先生心底必有答案，他雖然沒有也不肯告訴你，但其對此高度關注確是事實，如果曾蔭權及其笑臉下屬不開誠佈公在香港推動真正民主進程、不認真創造具備實質意義的民主發展平台，只顧揣摸或錯摸上意，一味以拖字訣或高壓手法排拒異己，那便非常對不起國家領導了。
至於改善社會民生和提升教育素質，其之所以為「深層次矛盾」，理由同樣明顯，別忘了香港是個極度貧富懸殊的所謂「國際都會」，勞動階層既無最低工資保障，也沒有集體談判權利，商業市場亦欠公平競爭規管，發水樓地產商橫行，老百姓購買力直跌，教育政策則先是橫行之後再直衝，例如中學語文政策，例如大學課程體制，朝三暮四，暮五朝七，尤其雖然高官們口口聲聲呼籲「愛國」，中國歷史和文化卻竟被踢出中學生的必修名單，如此種種，其亂也，其偽也，其導致民怨沸騰也，又豈止「深層次矛盾」五字所能形容，眼光精準的溫家寶先生當然要說話了，唯望曾蔭權和他的下屬們能夠好好聽之行之實踐之。
貪污腐敗
影響政權的鞏固
話說回來，或許「先簡後深」的語意分析法不僅適用於「溫五點」，亦可用來解讀溫家寶的另一番言談。
溫總理不是在記者會上如常地舉起食指、語重心長地說「我非常感到擔心，如果發生通貨膨脹，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貪污腐敗，足以影響社會的穩定，甚至政權的鞏固」嗎？前三項是因，後兩項是果，而在前三項因裏，根據「先簡後深」原則，最後一點「貪污腐敗」應最令他擔憂；在後兩項果裏，同理，「影響政權的鞏固」最為令他焦慮。溫先生是明白人，他深切懂得，「貪污腐敗」足令政權不穩，身為國家領導人，身為曾經跟隨趙紫陽工作的共產黨資深同志，一念及此，他的眉頭只好再皺得緊些、緊些，再緊些。如果本屆兩會要選領導發言金句，我相信此番話語就是了。
然而我同時相信，因果關係有時候不妨倒過來想想，說不定在此刻中國，正因政權欠缺開放的輪替平台，政權過於鞏固，許多參政主政的人遂可全不把民意或只需假裝理會一下民意便可繼續參政主政，故才令「貪污腐敗」普及到幾近失控。這是共業式的結構問題，亦可說是中國的「深層次矛盾」，溫總理再憂心再努力，眉頭皺得再緊再緊，恐怕亦孤掌難鳴，難以改善。真的，民主政制的良法美意正在於不容許任何人的政權過度「鞏固」，好令參政主政人的每四年感受到實質的選舉威脅，由此不敢造次放肆、不敢胡為亂為。想想這點因果道理，我們或可加深明白中國的應有去向。
恩格斯在1881年寫過這段話﹕「老的套語變得沒有意義了，老的口號已被推翻，老的萬應靈藥已經失效了。各個階級的有思想的人，開始看到必須開闢一條新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度的路。」
溫總理當然是有思想的人，我們不必懷疑他的看路眼光，只不過，往前邁步的速度可能要多快一點。這回他在記者會上引述的「行百里者半九十」，其實在整整四年前的人大閉幕會上早已對外國記者說過，這是老話舊話了，路，尤其最後十里，確是難行，但最重要的，終究是行而不是說。
（附記﹕3月4日的筆陣標題應是「如果沒有民選，我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作者引述胡先生言論時按鍵有誤，缺了「沒有」二字，謹對讀者和胡先生致歉。）
細察溫總理的五項答案，前三點以經濟發展為本，第四項指向民主政治，最後一環則屬於社會民生。按照中國政治表述習慣，尤其在所謂太平年代的政治氛圍，當國家領導人發言述意，通常是「先簡後深」，即傾向把相對容易處理或接受的意見說在前頭，愈是被放在後面的話語，則愈比較接近核心；有些時候，說在前頭的意見甚至附帶發揮煙幕或釋稀作用，雖非無涉宏旨，但更重要的是能夠借之對比、襯托出後話的關鍵地位。
因此，我們不妨這樣排定「溫五點」的緩急順序﹕為香港經濟找尋光明的發展出路固然重要，但在所謂「包容」所謂「共識」所謂「團結」所謂「穩定」的前提下「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政治」更為重要；然而最重要的畢竟是，把民生搞好，把教育搞好，讓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照顧得高高興興。
其實也唯有如此排序始能充分理解（嗯，若搬用內地術語，便是「吃透」）國家領導的五項提綱。
前三點是大勢所趨
後兩點才是真正深層次矛盾
「溫五點」前三項所說的香港經濟發展方向本來就是大勢所趨，除了主張「慢慢發」的社運人士或會反對，特區上下想必沒有太大異議；國際金融中心也者、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也者、服務業優勢也者、加強與珠三角聯繫也者，皆是香港必走之路，已屬列入新高中通識課程裏的基本常識，除非溫總理掌握了內幕消息，知道此路不通，珠三角不肯跟咱們香港加強關係或內地其他城市不願讓香港成為這個中心那個中心，否則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深層次矛盾」可言，反正特區政府努力推動就是了，毋庸國家領導人憂心掛心，他也本來不必多提常提。可是，民主政治和社會民生比較傷腦筋，不可不說，但如果他僅把這兩者點破，又易引起疑慮焦慮，所以最佳辦法是先把常識說在前頭，然後才在後話抒發真意。
由這角度看，溫家寶先生念茲在茲的「深層次矛盾」議題，看似五項，實只兩則，那就是民主政治和民生民心。
在香港推動民主政治，一直以來各路英雄灰熊連最起碼的民主概念和政治詞彙都有意無意地製造嚴重分歧，所以沒法不長打爛仗，一打就是十多廿年。譬如說，什麼才算「公平選舉」？功能組別小圈子到底公不公平？什麼樣的速度才符合「循序漸進」？這麼清晰明瞭的問題在香港居然仍被爭論，且還經常成為國際笑柄，豈能不讓國家總理煩心費心，豈能不令他屢次明示暗示特區首長予以妥善處理。對於此等問題，溫先生心底必有答案，他雖然沒有也不肯告訴你，但其對此高度關注確是事實，如果曾蔭權及其笑臉下屬不開誠佈公在香港推動真正民主進程、不認真創造具備實質意義的民主發展平台，只顧揣摸或錯摸上意，一味以拖字訣或高壓手法排拒異己，那便非常對不起國家領導了。
至於改善社會民生和提升教育素質，其之所以為「深層次矛盾」，理由同樣明顯，別忘了香港是個極度貧富懸殊的所謂「國際都會」，勞動階層既無最低工資保障，也沒有集體談判權利，商業市場亦欠公平競爭規管，發水樓地產商橫行，老百姓購買力直跌，教育政策則先是橫行之後再直衝，例如中學語文政策，例如大學課程體制，朝三暮四，暮五朝七，尤其雖然高官們口口聲聲呼籲「愛國」，中國歷史和文化卻竟被踢出中學生的必修名單，如此種種，其亂也，其偽也，其導致民怨沸騰也，又豈止「深層次矛盾」五字所能形容，眼光精準的溫家寶先生當然要說話了，唯望曾蔭權和他的下屬們能夠好好聽之行之實踐之。
貪污腐敗
影響政權的鞏固
話說回來，或許「先簡後深」的語意分析法不僅適用於「溫五點」，亦可用來解讀溫家寶的另一番言談。
溫總理不是在記者會上如常地舉起食指、語重心長地說「我非常感到擔心，如果發生通貨膨脹，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貪污腐敗，足以影響社會的穩定，甚至政權的鞏固」嗎？前三項是因，後兩項是果，而在前三項因裏，根據「先簡後深」原則，最後一點「貪污腐敗」應最令他擔憂；在後兩項果裏，同理，「影響政權的鞏固」最為令他焦慮。溫先生是明白人，他深切懂得，「貪污腐敗」足令政權不穩，身為國家領導人，身為曾經跟隨趙紫陽工作的共產黨資深同志，一念及此，他的眉頭只好再皺得緊些、緊些，再緊些。如果本屆兩會要選領導發言金句，我相信此番話語就是了。
然而我同時相信，因果關係有時候不妨倒過來想想，說不定在此刻中國，正因政權欠缺開放的輪替平台，政權過於鞏固，許多參政主政的人遂可全不把民意或只需假裝理會一下民意便可繼續參政主政，故才令「貪污腐敗」普及到幾近失控。這是共業式的結構問題，亦可說是中國的「深層次矛盾」，溫總理再憂心再努力，眉頭皺得再緊再緊，恐怕亦孤掌難鳴，難以改善。真的，民主政制的良法美意正在於不容許任何人的政權過度「鞏固」，好令參政主政人的每四年感受到實質的選舉威脅，由此不敢造次放肆、不敢胡為亂為。想想這點因果道理，我們或可加深明白中國的應有去向。
恩格斯在1881年寫過這段話﹕「老的套語變得沒有意義了，老的口號已被推翻，老的萬應靈藥已經失效了。各個階級的有思想的人，開始看到必須開闢一條新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度的路。」
溫總理當然是有思想的人，我們不必懷疑他的看路眼光，只不過，往前邁步的速度可能要多快一點。這回他在記者會上引述的「行百里者半九十」，其實在整整四年前的人大閉幕會上早已對外國記者說過，這是老話舊話了，路，尤其最後十里，確是難行，但最重要的，終究是行而不是說。
（附記﹕3月4日的筆陣標題應是「如果沒有民選，我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作者引述胡先生言論時按鍵有誤，缺了「沒有」二字，謹對讀者和胡先生致歉。）
2010年2月26日 星期五
杜大衛﹕房地產問題 政府做了什麼
香港地產商見利忘義和貪婪，到底有沒有限度？請問我們的政府領導人除了補鑊，對地產商以損害和操控的方法牟取私利、罔顧社會利益視而不見之外，到底還做了什麼？
不，我感嘆的不是星期三公布的預算案中的相關措施（或沒有做的措施），儘管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政府除了補鑊外，什麼都不願做。我亦不是感嘆於40多層高的樓宇可以變成80幾層異乎尋常的樓宇，更不是感嘆加厚牆身以增加樓面面積的可恥習慣。
反而，我要大聲責罵荃灣、葵涌及觀塘等地區的舊工業樓宇的業主。政府去年10月宣布可轉換樓宇作其他用途而毋須補地價，但他們並不滿足於所帶來的25%價值增長，在承諾提升樓宇的質素前，反而進一步要求放寬對樓面面積及高度的限制。
上星期的一宗投訴中，業主指若他安裝升降機，可租用面積便會減少，所以應放寬高度限制作補償。另一宗投訴中，業主指若要他擴闊行人道及在樓宇四周種樹，他應該可獲批更大的樓面面積以補償他的損失。一個可憐人抱怨說：「我面對兩難的處境。我希望我的樓宇的外觀更優越及更具有競爭力，但這樣的設計可能會減低現有樓面面積。」
如果是只有非常微利的行業，這種兩難情或許值得認真對待，但我們所說的是利潤超現實地高達40%或以上的地產經濟，大部分所賺取的就是那些被迫租用其物業的公司的盈利，或是在過去12年收入停滯不前的住客。本周三的《南華早報》報道說，新世界發展從近期售出的西區寶雅山單位所得的利潤有40％或以上，而新鴻基在推售元朗的YOHO MIDTOWN中所得利潤就更高。這些都是發生在本世紀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期間。
而我則獨自疑惑為什麼我們的政府官員不制止此等荒唐行為？蘋果電腦曾否為需要設計更新、更昂貴的手提電腦而向政府要求賠償嗎？或製造Blackberry手機的Research in Motion公司為提升其產品而向政府要求賠償嗎？
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我開始焦躁不安，因為政府還未意識到眼前的房地產泡沫問題，但不論泡沫與否，我相信我的關注是確切的。在有組織地使新樓宇市場求過於供的情下（去年只有7200個單位落成，是1972年以來最低的水平），而利率又處於20年來的最低水平，再加上內地和西方經濟投資資金的流入，地產發展商卻仍然保證得到超高利潤，儘管許多公司都瀕臨破產邊緣。
政府官員堅持樓市未見泡沫。財政司長在星期三堅稱按揭支出平均只佔家庭收入的38%，水平遠低於1997年的50％。但一個人能睜眼說瞎話到什麼程度呢？在一年之內，按揭利率可能升1至2個百分點，嚴重影響一般家庭支出。一位重要的香港經濟學家警告，業主要預期按揭支出今年內會增加40％。即是實際上按揭支出平均會佔家庭收入的60%。沒有泡沫？
沒有泡沫？
回想起在《金融時報》工作的純真快樂日子，報道每一則新聞前，我必定先問：「誰是『公正的仲裁人（honest broker）』，即一位我可以相信會對是非曲直有客觀判斷的人，以及我需要思考的是什麼問題？」
無論是什麼新聞故事，都總有一個人你可以求助，作為這個「公正的仲裁人」的。但只有一個例外，就是關於地產界的新聞報道。無論你轉到哪裏，每個發言人都似乎是既得利益者。現有樓宇業主為自己財富的增長而高興，歷任財政司長亦看物業拍賣和印花稅收入增加而高興。就是那些沒有物業、只常見物業價格穩步上升的人，也會夢想一天能「上車」，從而能從中牟利。銀行家的按揭貸款收入穩步增長，地產代理憑代理費收入致富。似乎並沒有人願意停下來問一問，有什麼經濟力量可支持一個 400呎單位的售價，在一個周末間上升港幣 10萬元以上。
曾俊華在星期三正確地指出，他必須考慮到數以千計會因樓價下跌而減低其財富價值的人的利益。但是，數十萬看擁有自己居所的希望在眼前消失的人又如何呢？如果他真的關心在世界數一數二貧富懸殊社會中人們的苦惱和不滿，他會立即採取行動，堅定地使樓價回到現實水平。他應該增加新住宅的供應，懲治投機性的物業炒買。他亦應該告誡愛哭訴的荃灣工業大廈發展商停止要求特殊待遇，為迎合未來更新、更嚴格及更環保的建築標準而做好準備。簡而言之，應該告訴他們，他們要參與實體經濟。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不，我感嘆的不是星期三公布的預算案中的相關措施（或沒有做的措施），儘管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政府除了補鑊外，什麼都不願做。我亦不是感嘆於40多層高的樓宇可以變成80幾層異乎尋常的樓宇，更不是感嘆加厚牆身以增加樓面面積的可恥習慣。
反而，我要大聲責罵荃灣、葵涌及觀塘等地區的舊工業樓宇的業主。政府去年10月宣布可轉換樓宇作其他用途而毋須補地價，但他們並不滿足於所帶來的25%價值增長，在承諾提升樓宇的質素前，反而進一步要求放寬對樓面面積及高度的限制。
上星期的一宗投訴中，業主指若他安裝升降機，可租用面積便會減少，所以應放寬高度限制作補償。另一宗投訴中，業主指若要他擴闊行人道及在樓宇四周種樹，他應該可獲批更大的樓面面積以補償他的損失。一個可憐人抱怨說：「我面對兩難的處境。我希望我的樓宇的外觀更優越及更具有競爭力，但這樣的設計可能會減低現有樓面面積。」
如果是只有非常微利的行業，這種兩難情或許值得認真對待，但我們所說的是利潤超現實地高達40%或以上的地產經濟，大部分所賺取的就是那些被迫租用其物業的公司的盈利，或是在過去12年收入停滯不前的住客。本周三的《南華早報》報道說，新世界發展從近期售出的西區寶雅山單位所得的利潤有40％或以上，而新鴻基在推售元朗的YOHO MIDTOWN中所得利潤就更高。這些都是發生在本世紀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期間。
而我則獨自疑惑為什麼我們的政府官員不制止此等荒唐行為？蘋果電腦曾否為需要設計更新、更昂貴的手提電腦而向政府要求賠償嗎？或製造Blackberry手機的Research in Motion公司為提升其產品而向政府要求賠償嗎？
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我開始焦躁不安，因為政府還未意識到眼前的房地產泡沫問題，但不論泡沫與否，我相信我的關注是確切的。在有組織地使新樓宇市場求過於供的情下（去年只有7200個單位落成，是1972年以來最低的水平），而利率又處於20年來的最低水平，再加上內地和西方經濟投資資金的流入，地產發展商卻仍然保證得到超高利潤，儘管許多公司都瀕臨破產邊緣。
政府官員堅持樓市未見泡沫。財政司長在星期三堅稱按揭支出平均只佔家庭收入的38%，水平遠低於1997年的50％。但一個人能睜眼說瞎話到什麼程度呢？在一年之內，按揭利率可能升1至2個百分點，嚴重影響一般家庭支出。一位重要的香港經濟學家警告，業主要預期按揭支出今年內會增加40％。即是實際上按揭支出平均會佔家庭收入的60%。沒有泡沫？
沒有泡沫？
回想起在《金融時報》工作的純真快樂日子，報道每一則新聞前，我必定先問：「誰是『公正的仲裁人（honest broker）』，即一位我可以相信會對是非曲直有客觀判斷的人，以及我需要思考的是什麼問題？」
無論是什麼新聞故事，都總有一個人你可以求助，作為這個「公正的仲裁人」的。但只有一個例外，就是關於地產界的新聞報道。無論你轉到哪裏，每個發言人都似乎是既得利益者。現有樓宇業主為自己財富的增長而高興，歷任財政司長亦看物業拍賣和印花稅收入增加而高興。就是那些沒有物業、只常見物業價格穩步上升的人，也會夢想一天能「上車」，從而能從中牟利。銀行家的按揭貸款收入穩步增長，地產代理憑代理費收入致富。似乎並沒有人願意停下來問一問，有什麼經濟力量可支持一個 400呎單位的售價，在一個周末間上升港幣 10萬元以上。
曾俊華在星期三正確地指出，他必須考慮到數以千計會因樓價下跌而減低其財富價值的人的利益。但是，數十萬看擁有自己居所的希望在眼前消失的人又如何呢？如果他真的關心在世界數一數二貧富懸殊社會中人們的苦惱和不滿，他會立即採取行動，堅定地使樓價回到現實水平。他應該增加新住宅的供應，懲治投機性的物業炒買。他亦應該告誡愛哭訴的荃灣工業大廈發展商停止要求特殊待遇，為迎合未來更新、更嚴格及更環保的建築標準而做好準備。簡而言之，應該告訴他們，他們要參與實體經濟。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2010年2月22日 星期一
Manic Street Preachers - If You Tolerate This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The future teaches you to be alone
The present to be afraid and cold
So if I can shoot rabbits
Then I can shoot fascists
Bullets for your brain today
But we'll forget it all again
Monuments put from pen to paper
Turns me into a gutless wonder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Gravity keeps my head down
Or is it maybe shame
At being so young and being so vain
Holes in your head today
But I'm a pacifist
I've walked La Ramblas
But not with real inten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And on the street tonight an old man plays
With newspaper cuttings of his glory days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The present to be afraid and cold
So if I can shoot rabbits
Then I can shoot fascists
Bullets for your brain today
But we'll forget it all again
Monuments put from pen to paper
Turns me into a gutless wonder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Gravity keeps my head down
Or is it maybe shame
At being so young and being so vain
Holes in your head today
But I'm a pacifist
I've walked La Ramblas
But not with real inten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And on the street tonight an old man plays
With newspaper cuttings of his glory days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2010年2月20日 星期六
《香港的鬱悶》與世代之戰 - 安徒
「反高鐵運動」暫時告一段落，可是，和「反高鐵運動」一起成為熱門話題的「世代之論」卻是方興未艾。姑勿論你是否認為這些爭議「有益、有建設性」，「世代之論」之所以在短期內成為普遍關注，說明它的確擊中當下香港人的某種集體感覺。
不過，最近關於「世代論」的討論，似乎又太過集中於話題人物之一的呂大樂，以及他所寫的小書《四代香港人》。究其實，這幾年來為「世代論」貢獻思考的柴薪，為即將／已經爆發的「世代戰爭」提供彈藥的並不只呂教授。所以，在判斷「世代論」是否一項有助於進步和公義的討論議題之前，我們也許應更認真的對不同的「世代論述」之間，作細緻的分析和探討。
很多人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中，閱讀出一種關於「第四代人」如何因為「上位」無門，心生挫敗、不滿和忿怨，以至日漸走激進之路的簡便結論，為「80後」激進主義新政治，找到便捷的答案 (雖然公平的說，此非作者原意)。可是，比《四代香港人》(2007) 更早一點出版的一本書《香港的鬱悶》(2006)(韓江雪、鄒崇銘合著)，似乎更值得作為伸延閱讀，因為這本書所討論的，不是可供容易簡化挪用的「上位論」，而是「嬰兒潮世代」和後起的「三十世代」(相若於呂著所稱的「香港第三代」) 之間在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
我想，對照兩本書的作者如何描述他們共通的論述對象 (即「嬰兒潮」)一代是很有意思的。
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描述的嬰兒潮一代，享有「香港第一代」對他們的接納，給予他們「自由成長的環境」。第一代人甚至以他們肯定是掌管未來的新興力量，具有更豐富學識而「害怕」他們。這嬰兒潮的一代人，篤信「獅子山下精神」，認為只要人人進取、努力奮鬥，總會成功。呂大樂讚譽這些香港的「第二代人」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所鍛鍊出來的辦事能力，但也批評他們忘記了自己的成就，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客觀環境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呂大樂描述這代人的心態是「沒有真正長大」及「自我中心」。他們往往將自己的問題界定為「整個社會的議程」，有指點江山的傲慢，甚至「先鋒黨」的性格。他們通過淘汰式考試的鍛鍊，所以相信競爭。不過，他們的弊病也在於以為勝者是單憑個人實力和努力所爭取到的，因而是應得的。問題是他們成功「上位」之後，卻未能貫徹理想，提供更公平、更開放的競爭環境予往後的世代。而且，由於受制於「為競爭而競爭」的心態，他們也加倍規限子女們的發展，透過教育嚴密監視 (美名為「照顧」) 他們，以裝備他們應付未來的競爭。
如果要說呂大樂的「世代論」沒有批判性是不對的。不過，很明顯地，呂的論述是站在一個已成了家長一輩的嬰兒潮一代，對同代人發出的「自我反省」的要求。貫徹在呂的其他社會評論著作中的，也是一種「好家長主義」。(見呂著《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2002))
可是，作為「三十世代」的香港人，韓江雪和鄒崇銘卻對嬰兒潮一代有頗不相同的觀感。在《香港的鬱悶》一書，韓江雪討論了所謂「三個五」現象，即是指那些「年屆五十、中五學歷、月薪五萬」(「學歷較低、收入較高」)的階層。他們 身份矛盾，缺少獨立和創新性格。其優點是有效率、有紀律地完成上司指派的任務，曾蔭權是他們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這一代人的確享用了香港的黃金發展年代而向上流動，但他們大部分卻不是白手興家的資本家，而是因大機構膨脹和人手增加的受益者。他們熟鍊於在大型科層組織中生存和發展，透過建立租佃[僕從]關係、派系政治、責任轉移 (「缷膊」) 等專業技術，擴大勢力版圖，他們不是「只講不做」(無知但愛表現自己) 就是「只做不講」(循規蹈矩，沒有己見)。但無論是講是做，他們都不會思考。他們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組織人」(organizational man)，有著依附、服從的習性。
雖說他們崇尚「個人努力」和「自由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更多接受規章制度和「計劃經濟」的約束。他們相信的不是自由市場，而是享用在「操控市場」、「寡頭壟斷」、「官商勾結」等種種干預和補貼下的「炒賣文化」，以及避免長綫投資，抵制知識和創意的「快閃哲學」，因為他們乘著七十年代機會增加而「上位」之後，爭取鞏固其「中產」地位的大部份是八、九十年代的炒賣投機。
韓江雪批評之前的很多世代論討論，都只集中在嬰兒潮中的精英。但事實上，縱使在七十年代，能進入大學的精英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二。《四代香港人》說嬰兒潮在淘汰考試的教育制度下成功，相信也是指那百分之二。這顯然解釋了韓與鄒和呂大樂所描述的嬰兒潮形象，為甚麼雖有重叠，實質上卻頗有差距。很自然的是，這兩套立足在不同發言位置之上的「世代論述」會有不同的意涵和解釋能力，甚至可以引伸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對呂大樂來說，嬰兒潮世代今日的問題是「他們放棄了舊日的原則」，「並沒有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未能完成「歷史使命」，忘記了公平、開放的meritocracy理想。但對《香港的鬱悶》的作者來說，大部份的「嬰兒潮」一代人根本就不是白手興家的企業家，也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人格和相適應的文化。他們性格的基本特徴其實是依附、服從，善於在官僚制度下存活，長於辦公室政治，喜歡「食老本」。所謂公平、開放的原則，根本從未真正建立過，何來可以被遺忘？
老實說，作為一個身處第二代及第三代交界的讀者，我讀《四代香港人》時感到貼心舒適，讀《香港的鬱悶》卻是「夭心夭肺」，忐忑不安。
韓江雪和鄒崇銘在書中不是抱怨「新生代」「上位」無望，但也不是以自憐或憐憫的角度，以上一代是否「給予自由發展」作為討論的對象。他們要批判的其實是在嬰兒潮一代所建立出來的那一套文化霸權，如何是被框限在一種「只有功利、沒有理想」、「只有穩健、追隨主流」，被困囿在bourgeois和yuppies之間的僵硬保守軌跡上。
《香港的鬱悶》的批判精神溯源自激情和反叛的理想主義波希米亞文化，作者們以David Brooks所討論過的「布波族」(Bobos)作為標尺，指出香港嬰兒潮的一代人並沒有為香港奠立起前後一貫的自由主義，而是樹立了屬於他們那一代人的文化霸權，使香港無法讓既熱愛工作，又熱愛享樂，既追求消費，又講究健康，既強調創新，又重視傳統，結合bourgeois和bohemians (浪游的波希米亞人)的「布波族」文化，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相對之下，《四代香港人》並沒有開展一種自由主義之外的文化觀，而只有一種教育觀，作者所持的批判標尺是自由主義的精神態度，所以代際關係便被簡化為是否給予下一代「自由成長的空間」的問題。書中也觸及「充滿機會」的七十年代大環境，但這個環境除了被化約為一種讓「競爭」成為一代人主導文化經驗的背景外，作者卻未有進一步去審視和分辨，那些是甚麼性質的競爭，它們在甚麼前提底下被規範、被調節，甚至被干預。就仿佛第一和第二代人之間的「自由成長空間」，(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完美地，透過態度的調整，就可以在第二和第三(或第四)代人之間複製一樣。
「自由」、「競爭」和「機會」都是上述兩個「世代論」文本的關鍵詞，有趣的是，兩個以不同世代經驗出發的視點，對這三個關鍵詞的理解和詮釋有著顯著的差異。以筆者看來，對這幾個詞彙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詮釋，實際上內含著香港在殖民晚期社會變化和社會生活經驗的曖昧性和歧義性。上述兩本世代論論著的對照閱讀，實是開啟我們對香港「晚殖民」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重新打開反思空間的契機。
據聞香港要珍惜和保護的是包括「自由」、「競爭」和「機會」在內的一系列「核心價值」，但從「嬰兒潮一代」的兩個如此矛盾的形象出發，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避免這場環繞「自由主義」，為保衛或顛覆香港文化霸權，重寫香港晚／後殖民歷史的「世代之戰」？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238
不過，最近關於「世代論」的討論，似乎又太過集中於話題人物之一的呂大樂，以及他所寫的小書《四代香港人》。究其實，這幾年來為「世代論」貢獻思考的柴薪，為即將／已經爆發的「世代戰爭」提供彈藥的並不只呂教授。所以，在判斷「世代論」是否一項有助於進步和公義的討論議題之前，我們也許應更認真的對不同的「世代論述」之間，作細緻的分析和探討。
很多人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中，閱讀出一種關於「第四代人」如何因為「上位」無門，心生挫敗、不滿和忿怨，以至日漸走激進之路的簡便結論，為「80後」激進主義新政治，找到便捷的答案 (雖然公平的說，此非作者原意)。可是，比《四代香港人》(2007) 更早一點出版的一本書《香港的鬱悶》(2006)(韓江雪、鄒崇銘合著)，似乎更值得作為伸延閱讀，因為這本書所討論的，不是可供容易簡化挪用的「上位論」，而是「嬰兒潮世代」和後起的「三十世代」(相若於呂著所稱的「香港第三代」) 之間在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
我想，對照兩本書的作者如何描述他們共通的論述對象 (即「嬰兒潮」)一代是很有意思的。
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描述的嬰兒潮一代，享有「香港第一代」對他們的接納，給予他們「自由成長的環境」。第一代人甚至以他們肯定是掌管未來的新興力量，具有更豐富學識而「害怕」他們。這嬰兒潮的一代人，篤信「獅子山下精神」，認為只要人人進取、努力奮鬥，總會成功。呂大樂讚譽這些香港的「第二代人」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所鍛鍊出來的辦事能力，但也批評他們忘記了自己的成就，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客觀環境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呂大樂描述這代人的心態是「沒有真正長大」及「自我中心」。他們往往將自己的問題界定為「整個社會的議程」，有指點江山的傲慢，甚至「先鋒黨」的性格。他們通過淘汰式考試的鍛鍊，所以相信競爭。不過，他們的弊病也在於以為勝者是單憑個人實力和努力所爭取到的，因而是應得的。問題是他們成功「上位」之後，卻未能貫徹理想，提供更公平、更開放的競爭環境予往後的世代。而且，由於受制於「為競爭而競爭」的心態，他們也加倍規限子女們的發展，透過教育嚴密監視 (美名為「照顧」) 他們，以裝備他們應付未來的競爭。
如果要說呂大樂的「世代論」沒有批判性是不對的。不過，很明顯地，呂的論述是站在一個已成了家長一輩的嬰兒潮一代，對同代人發出的「自我反省」的要求。貫徹在呂的其他社會評論著作中的，也是一種「好家長主義」。(見呂著《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2002))
可是，作為「三十世代」的香港人，韓江雪和鄒崇銘卻對嬰兒潮一代有頗不相同的觀感。在《香港的鬱悶》一書，韓江雪討論了所謂「三個五」現象，即是指那些「年屆五十、中五學歷、月薪五萬」(「學歷較低、收入較高」)的階層。他們 身份矛盾，缺少獨立和創新性格。其優點是有效率、有紀律地完成上司指派的任務，曾蔭權是他們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這一代人的確享用了香港的黃金發展年代而向上流動，但他們大部分卻不是白手興家的資本家，而是因大機構膨脹和人手增加的受益者。他們熟鍊於在大型科層組織中生存和發展，透過建立租佃[僕從]關係、派系政治、責任轉移 (「缷膊」) 等專業技術，擴大勢力版圖，他們不是「只講不做」(無知但愛表現自己) 就是「只做不講」(循規蹈矩，沒有己見)。但無論是講是做，他們都不會思考。他們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組織人」(organizational man)，有著依附、服從的習性。
雖說他們崇尚「個人努力」和「自由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更多接受規章制度和「計劃經濟」的約束。他們相信的不是自由市場，而是享用在「操控市場」、「寡頭壟斷」、「官商勾結」等種種干預和補貼下的「炒賣文化」，以及避免長綫投資，抵制知識和創意的「快閃哲學」，因為他們乘著七十年代機會增加而「上位」之後，爭取鞏固其「中產」地位的大部份是八、九十年代的炒賣投機。
韓江雪批評之前的很多世代論討論，都只集中在嬰兒潮中的精英。但事實上，縱使在七十年代，能進入大學的精英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二。《四代香港人》說嬰兒潮在淘汰考試的教育制度下成功，相信也是指那百分之二。這顯然解釋了韓與鄒和呂大樂所描述的嬰兒潮形象，為甚麼雖有重叠，實質上卻頗有差距。很自然的是，這兩套立足在不同發言位置之上的「世代論述」會有不同的意涵和解釋能力，甚至可以引伸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對呂大樂來說，嬰兒潮世代今日的問題是「他們放棄了舊日的原則」，「並沒有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未能完成「歷史使命」，忘記了公平、開放的meritocracy理想。但對《香港的鬱悶》的作者來說，大部份的「嬰兒潮」一代人根本就不是白手興家的企業家，也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人格和相適應的文化。他們性格的基本特徴其實是依附、服從，善於在官僚制度下存活，長於辦公室政治，喜歡「食老本」。所謂公平、開放的原則，根本從未真正建立過，何來可以被遺忘？
老實說，作為一個身處第二代及第三代交界的讀者，我讀《四代香港人》時感到貼心舒適，讀《香港的鬱悶》卻是「夭心夭肺」，忐忑不安。
韓江雪和鄒崇銘在書中不是抱怨「新生代」「上位」無望，但也不是以自憐或憐憫的角度，以上一代是否「給予自由發展」作為討論的對象。他們要批判的其實是在嬰兒潮一代所建立出來的那一套文化霸權，如何是被框限在一種「只有功利、沒有理想」、「只有穩健、追隨主流」，被困囿在bourgeois和yuppies之間的僵硬保守軌跡上。
《香港的鬱悶》的批判精神溯源自激情和反叛的理想主義波希米亞文化，作者們以David Brooks所討論過的「布波族」(Bobos)作為標尺，指出香港嬰兒潮的一代人並沒有為香港奠立起前後一貫的自由主義，而是樹立了屬於他們那一代人的文化霸權，使香港無法讓既熱愛工作，又熱愛享樂，既追求消費，又講究健康，既強調創新，又重視傳統，結合bourgeois和bohemians (浪游的波希米亞人)的「布波族」文化，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相對之下，《四代香港人》並沒有開展一種自由主義之外的文化觀，而只有一種教育觀，作者所持的批判標尺是自由主義的精神態度，所以代際關係便被簡化為是否給予下一代「自由成長的空間」的問題。書中也觸及「充滿機會」的七十年代大環境，但這個環境除了被化約為一種讓「競爭」成為一代人主導文化經驗的背景外，作者卻未有進一步去審視和分辨，那些是甚麼性質的競爭，它們在甚麼前提底下被規範、被調節，甚至被干預。就仿佛第一和第二代人之間的「自由成長空間」，(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完美地，透過態度的調整，就可以在第二和第三(或第四)代人之間複製一樣。
「自由」、「競爭」和「機會」都是上述兩個「世代論」文本的關鍵詞，有趣的是，兩個以不同世代經驗出發的視點，對這三個關鍵詞的理解和詮釋有著顯著的差異。以筆者看來，對這幾個詞彙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詮釋，實際上內含著香港在殖民晚期社會變化和社會生活經驗的曖昧性和歧義性。上述兩本世代論論著的對照閱讀，實是開啟我們對香港「晚殖民」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重新打開反思空間的契機。
據聞香港要珍惜和保護的是包括「自由」、「競爭」和「機會」在內的一系列「核心價值」，但從「嬰兒潮一代」的兩個如此矛盾的形象出發，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避免這場環繞「自由主義」，為保衛或顛覆香港文化霸權，重寫香港晚／後殖民歷史的「世代之戰」？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238
2010年2月19日 星期五
笑之大學：越好笑越大鑊？
女記者在Facebook上說，不認同反高鐵示威者在禮賓府門前示威，竟然歡樂地載歌載舞，有人更邀請她加入。高鐵獲撥款的那一天，示威者坐在馬路上，面對著神色凝重，緊守鐵馬防線的警察們，即興舉行「警草選舉」。很多人不以為然，因為這邊抗爭打著爭取公義的旗號，那邊卻在嬉皮笑臉，惡搞一輪，究竟所謂「抗爭」有多認真？把警察視為選美對象，更會被視為輕蔑的挑釁。然而三谷幸喜的《笑之大學》卻以喜劇自我指涉的方式，揭示出對於專制權力來說，笑聲比怒吼更有威力。
1940年的日本，戲劇上演須經過警察部門審查。「笑之大學」劇團的喜劇作家椿一，這次拿著改編莎翁名著的《茱麗葉與羅蜜歐》劇本，遇上不苟言笑的檢查官向坂，三番四次對劇本提出不合理的改編要求——例如加進哈姆雷特這角色和「天皇陛下萬歲」的對白——更直言戰爭時期跟本不應有喜劇！椿一忍耐著，為了成功上演而照指示改編，反而令劇本越來越好笑！更重要的是椿一和向坂兩個對立但同樣認真的人，漸漸互相影響著對方，藉著戲劇，他們最後更成了知己。
《笑》劇也許會令一心大笑連場的觀眾感到未能滿足，因為劇本的喜劇元素集中在對白之上，演員的努力在於把藏在文本裡的喜劇元素釋放出來，但不像詹瑞文的作品那樣，透過肢體、服裝、對白等多種元素撞擊混合，製造高密度的笑聲。縱然仍有諷刺社會風氣、針貶時弊之處，但觀眾不斷大笑是即時反射，諷刺的內容與創作者期望的反思卻要待觀眾離場後才會有空間進行。《笑》則把反思與笑位交融在一起，而且是把「喜劇」亦思亦笑之主題，增加了深度和觀賞的時效性——難怪這劇可在世界各地上演十多年。
編劇三谷幸喜選擇二戰時的日本這痛苦的回憶作為喜劇背景，大膽之餘也凸顯了喜劇作為藝術，與冷酷的強權之間的對立，是一種永恒的主題。有一個笑話：淫審處的人才是看色情電影最多的人。「審查」本質所蘊含的矛盾其實是可笑的。極權靠恐懼來統治，笑聲卻是化解恐懼的最強武器。所以在喜劇裡，強權的角色往往成了大丑角，像差利．卓別靈在《大獨裁者》裡戲謔希特勒，向坂審查官也有不少可笑之處。特別是他作為日本戰時專制政府的一個代表，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今天提出不合理的改編要求，明天又說改編後的劇情牽強，諷刺那些自打嘴巴的當權者；他說對戲劇毫無興趣，後來卻投入地與椿一共同創作、綵排。
不過編劇沒有把向坂醜化成一個討厭的角色，這是很聰明的。既然喜劇既是此劇類型也是其主題，就不像正劇一般強化兩位主角的衝突至終，反而一幕一幕鋪陳二人化敵為友，使藝術不是摧毀而是感動人的信息顯明了。更難得的是，《笑》並沒有把喜劇神化，認真地反思喜劇本身，辨其優劣。一本正經的向坂就像椿一的一面鏡子，指出其劇本不合理、硬搞笑之處，例如「丟假牙」和「吞刀」等強行加插的效果，使人想到喜劇並不是粗疏的理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仍是好劇本的要求。
尾段的轉折，椿一坦白心底話，反而提醒向坂本來的目的就是要本質上禁止喜劇上演，本想放行的劇本又給撤下來了。其實向坂的心已改變，只是礙於職責，不得不狠下心腸。怎料椿一在絕望之中，反而寫出一個更好笑，向坂口中完美的喜劇劇本：「我從未試過從心底裡笑這麼多次！」這幕戲的燈光打得特別猛，連黑色的牆也明亮起來。燈光設計反映了藝術家的特性，當現實環境越黑暗、越多掣肘之時，心中的光明與自由都放在創作裡，作品尤是更光更亮。
《笑》的舞台設計與服裝需然簡單，都是淺棕與黑色的對比，但配合劇情與角色。向坂穿著貼身黑色西裝，而椿一則一身淺棕色調。舞台不轉景，甚麼都發生在向坂的辦公室裡，地板和傢俱都是棕色調的，直立的牆卻是黑色，像向坂對椿一那樣顯出壓迫感。但牆上的門卻是棕色的，在黑牆上打開缺口，象徵兩位主角的對立關係，其實也有開放溝通的可能。黑色的牆與明亮棕色地板像光與影，既對立又依存。
舞台中央地板劃了一個大圓圈，微高於外圍但未成梯級，當中放著一桌兩椅，向坂與椿一各坐一邊，互相抗衡著。那圓圈不是機關，按常理也不會出現在一個審查官的辦公室裡，那麼這應該不是一個劇中角色會見到的圓圈，而是對觀眾作出的一個符號性提示。方中有圓的設置除了四平八穩地營造一個權力與秩序的空間，也像日本相撲的土俵，向坂與椿一就在其上角力，也就是權威與藝術的角力。然而隨著二人關係漸變，椿一在壓力下展現的才華與毅力，引發出向坂對戲劇之興趣。和善的椿一，因為向坂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想出更惹笑的情節，直表感恩之心；而認真耿直的向坂，也因為執著劇本的「合理性」而與椿一一起創作起來。兩位演員也漸漸從圈內的角力關係，變成自由地遊走整個舞台的範圍。若說強權使藝術家失去自由之時，其實也把自己囚禁著；藝術讓人心靈自由之際，其實也可能使強權得到釋放。
可惜向坂始終是藝術創作裡的人物；回到現實，反高鐵抗爭者提出「快樂抗爭」，本來是要轉化「抗爭」等如「激烈」的悲憤情緒，為預期的挫敗找一個和平的出路，繼續凝聚力量。「警草選舉」或許讓人感到胡鬧，但手無串鐵的示威者，面對全副武裝的警隊，高壓之下才使出「怪招」，終使「候選」警員也忍不住笑，比正面衝突更有破壞力——也許這才是叫掌權者更加不爽的。
文：賴勇衡 |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會員。
http://www.iatc.com.hk/onlinearticle/articled592.html
1940年的日本，戲劇上演須經過警察部門審查。「笑之大學」劇團的喜劇作家椿一，這次拿著改編莎翁名著的《茱麗葉與羅蜜歐》劇本，遇上不苟言笑的檢查官向坂，三番四次對劇本提出不合理的改編要求——例如加進哈姆雷特這角色和「天皇陛下萬歲」的對白——更直言戰爭時期跟本不應有喜劇！椿一忍耐著，為了成功上演而照指示改編，反而令劇本越來越好笑！更重要的是椿一和向坂兩個對立但同樣認真的人，漸漸互相影響著對方，藉著戲劇，他們最後更成了知己。
《笑》劇也許會令一心大笑連場的觀眾感到未能滿足，因為劇本的喜劇元素集中在對白之上，演員的努力在於把藏在文本裡的喜劇元素釋放出來，但不像詹瑞文的作品那樣，透過肢體、服裝、對白等多種元素撞擊混合，製造高密度的笑聲。縱然仍有諷刺社會風氣、針貶時弊之處，但觀眾不斷大笑是即時反射，諷刺的內容與創作者期望的反思卻要待觀眾離場後才會有空間進行。《笑》則把反思與笑位交融在一起，而且是把「喜劇」亦思亦笑之主題，增加了深度和觀賞的時效性——難怪這劇可在世界各地上演十多年。
編劇三谷幸喜選擇二戰時的日本這痛苦的回憶作為喜劇背景，大膽之餘也凸顯了喜劇作為藝術，與冷酷的強權之間的對立，是一種永恒的主題。有一個笑話：淫審處的人才是看色情電影最多的人。「審查」本質所蘊含的矛盾其實是可笑的。極權靠恐懼來統治，笑聲卻是化解恐懼的最強武器。所以在喜劇裡，強權的角色往往成了大丑角，像差利．卓別靈在《大獨裁者》裡戲謔希特勒，向坂審查官也有不少可笑之處。特別是他作為日本戰時專制政府的一個代表，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今天提出不合理的改編要求，明天又說改編後的劇情牽強，諷刺那些自打嘴巴的當權者；他說對戲劇毫無興趣，後來卻投入地與椿一共同創作、綵排。
不過編劇沒有把向坂醜化成一個討厭的角色，這是很聰明的。既然喜劇既是此劇類型也是其主題，就不像正劇一般強化兩位主角的衝突至終，反而一幕一幕鋪陳二人化敵為友，使藝術不是摧毀而是感動人的信息顯明了。更難得的是，《笑》並沒有把喜劇神化，認真地反思喜劇本身，辨其優劣。一本正經的向坂就像椿一的一面鏡子，指出其劇本不合理、硬搞笑之處，例如「丟假牙」和「吞刀」等強行加插的效果，使人想到喜劇並不是粗疏的理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仍是好劇本的要求。
尾段的轉折，椿一坦白心底話，反而提醒向坂本來的目的就是要本質上禁止喜劇上演，本想放行的劇本又給撤下來了。其實向坂的心已改變，只是礙於職責，不得不狠下心腸。怎料椿一在絕望之中，反而寫出一個更好笑，向坂口中完美的喜劇劇本：「我從未試過從心底裡笑這麼多次！」這幕戲的燈光打得特別猛，連黑色的牆也明亮起來。燈光設計反映了藝術家的特性，當現實環境越黑暗、越多掣肘之時，心中的光明與自由都放在創作裡，作品尤是更光更亮。
《笑》的舞台設計與服裝需然簡單，都是淺棕與黑色的對比，但配合劇情與角色。向坂穿著貼身黑色西裝，而椿一則一身淺棕色調。舞台不轉景，甚麼都發生在向坂的辦公室裡，地板和傢俱都是棕色調的，直立的牆卻是黑色，像向坂對椿一那樣顯出壓迫感。但牆上的門卻是棕色的，在黑牆上打開缺口，象徵兩位主角的對立關係，其實也有開放溝通的可能。黑色的牆與明亮棕色地板像光與影，既對立又依存。
舞台中央地板劃了一個大圓圈，微高於外圍但未成梯級，當中放著一桌兩椅，向坂與椿一各坐一邊，互相抗衡著。那圓圈不是機關，按常理也不會出現在一個審查官的辦公室裡，那麼這應該不是一個劇中角色會見到的圓圈，而是對觀眾作出的一個符號性提示。方中有圓的設置除了四平八穩地營造一個權力與秩序的空間，也像日本相撲的土俵，向坂與椿一就在其上角力，也就是權威與藝術的角力。然而隨著二人關係漸變，椿一在壓力下展現的才華與毅力，引發出向坂對戲劇之興趣。和善的椿一，因為向坂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想出更惹笑的情節，直表感恩之心；而認真耿直的向坂，也因為執著劇本的「合理性」而與椿一一起創作起來。兩位演員也漸漸從圈內的角力關係，變成自由地遊走整個舞台的範圍。若說強權使藝術家失去自由之時，其實也把自己囚禁著；藝術讓人心靈自由之際，其實也可能使強權得到釋放。
可惜向坂始終是藝術創作裡的人物；回到現實，反高鐵抗爭者提出「快樂抗爭」，本來是要轉化「抗爭」等如「激烈」的悲憤情緒，為預期的挫敗找一個和平的出路，繼續凝聚力量。「警草選舉」或許讓人感到胡鬧，但手無串鐵的示威者，面對全副武裝的警隊，高壓之下才使出「怪招」，終使「候選」警員也忍不住笑，比正面衝突更有破壞力——也許這才是叫掌權者更加不爽的。
文：賴勇衡 |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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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7日 星期三
張超雄﹕45J的香港故事
21世紀的香港，自詡為亞洲國際都會，竟然還會出現死人塌樓事件。一個行政主導、自詡強政勵治的特區政府，是否要好好檢討一下？
馬頭圍道45J揭示的社會問題，何止是舊樓失修、市區重建失效問題？更深層的根結，正如本報2月5日的社評指出，是貧窮問題。且看45J七十二家房客的面貌：窮學生阿濤及其相依為命的單親媽媽、新移民、中年鳳姐、少數族裔，還有在超市、酒樓、機場打工的基層勞工等。全部居民都是租客，其中一些住在「」房或較舊式的板間房，不但衛生環境欠佳、石屎剝落、長期滲水，打風落雨時情更是不堪。若可選擇，誰會願意住在這些危樓？香港究竟有多少人仍然要忍受這樣的生活環境？據社區組織協會估計，單是住在板間房及籠屋的居民，就有10萬。隱沒在繁華都市黑暗角落的，還有成千上萬的失修舊樓。這是2010年的香港嗎？怎麼1950年代的生活環境，依然尚存於今天這個國際大都會？
特區政府10年前成立了市區重建局，曾訂下20年內處理約200個重建項目的目標，涉及3.2萬個單位，影響12.6萬舊區居民，另外還要處理土發公司剩下來的25個未完成項目。可是，10年過去，市建局只處理了43個項目。無他，皆因市建局只會選擇「有肉食」的賺錢項目來做，其餘的則放軟手腳。事實上，市建局只是一個手握《收回土地條例》尚方寶劍特權、與發展商勾結齊齊搵銀、非公非私的怪物，它將舊區連根拔起，然後轉化成為豪宅，舊區呎價即由數百元暴增至萬多元，建築樓面面積亦以數十倍增加。但被迫遷往他區的住戶和商舖，生活環境一般沒能獲得多大改善，從前的街坊情誼及生意網絡卻被徹底摧了。
若非塌樓
不知唐樓塞滿弱勢市民？
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在慘劇發生後，一連兩天出席立法會會議，一身黑衣配上左襟一朵小白花，似是為死難者悼念。她在發言時更一度哽咽說：「現時失修最嚴重的舊樓，往往住了香港最弱勢的社群，最需要我們特區政府關懷。」咦！若不是45J塌樓，難道特區政府多年來就不知道港人的居住環境狹窄，舊區唐樓一室多戶塞滿多式各樣的弱勢小市民？CNN去年10月發表了一個香港籠屋專訪（註1），向世界展示香港籠民的慘。CNN表示特區政府拒絕接受訪問，但發了一個聲明，指政府一向關心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但有些人選擇住在這些位或板間房，因為平租和得到就近市區的方便。數月前一個如此薄的回應，變成今天的一身黑衣和悲慟表現。特區政府果真懂得變身幻術！
去年底荃灣明愛發表了一份板套房狀調查報告，顯示荃灣區有數千個此類單位，平均面積只有百多呎，但呎價比豪宅還要高，而且窗小無風、黑廁（即無窗無抽風系統的廁所）欠生、蟲鼠伴身旁、水電費高昂。居民不合格或長期排隊仍未上樓的原因很多，包括非長者單身（部分為傷殘人士及精神病康復者）、居港滿7年的家庭人數不足一半、子女輟學後因外出工作幫補家計而令家庭收入超過入息限額，卻沒能力在區內租住環境較佳的單位等。結果他們只能無奈地長期蝸居於這些不合乎人性和文明社會基本要求的環境中。
也許林鄭月娥真的被45J感動了，也許她真的下定決心要改善這些弱勢社群的生活，她甚至主動請纓統籌有關的工作。但曾蔭權至今仍未回應。林局長致特首的電郵，可能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回頭。但45J的故事，骨節眼不在於由誰統帥，而是政府多年以來奉行高地價政策，迷信小政府大市場的過時理論，只求經濟增長而不理財富由極少人壟斷，只看短期私利而不顧長遠發展。
香港特區政府患的是重病，而且已經病入膏肓。它早已失去自省能力。沒有制衡的權力，它只會不由自控的腐化下去。林局長，你能改寫45J的故事嗎？
馬頭圍道45J揭示的社會問題，何止是舊樓失修、市區重建失效問題？更深層的根結，正如本報2月5日的社評指出，是貧窮問題。且看45J七十二家房客的面貌：窮學生阿濤及其相依為命的單親媽媽、新移民、中年鳳姐、少數族裔，還有在超市、酒樓、機場打工的基層勞工等。全部居民都是租客，其中一些住在「」房或較舊式的板間房，不但衛生環境欠佳、石屎剝落、長期滲水，打風落雨時情更是不堪。若可選擇，誰會願意住在這些危樓？香港究竟有多少人仍然要忍受這樣的生活環境？據社區組織協會估計，單是住在板間房及籠屋的居民，就有10萬。隱沒在繁華都市黑暗角落的，還有成千上萬的失修舊樓。這是2010年的香港嗎？怎麼1950年代的生活環境，依然尚存於今天這個國際大都會？
特區政府10年前成立了市區重建局，曾訂下20年內處理約200個重建項目的目標，涉及3.2萬個單位，影響12.6萬舊區居民，另外還要處理土發公司剩下來的25個未完成項目。可是，10年過去，市建局只處理了43個項目。無他，皆因市建局只會選擇「有肉食」的賺錢項目來做，其餘的則放軟手腳。事實上，市建局只是一個手握《收回土地條例》尚方寶劍特權、與發展商勾結齊齊搵銀、非公非私的怪物，它將舊區連根拔起，然後轉化成為豪宅，舊區呎價即由數百元暴增至萬多元，建築樓面面積亦以數十倍增加。但被迫遷往他區的住戶和商舖，生活環境一般沒能獲得多大改善，從前的街坊情誼及生意網絡卻被徹底摧了。
若非塌樓
不知唐樓塞滿弱勢市民？
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在慘劇發生後，一連兩天出席立法會會議，一身黑衣配上左襟一朵小白花，似是為死難者悼念。她在發言時更一度哽咽說：「現時失修最嚴重的舊樓，往往住了香港最弱勢的社群，最需要我們特區政府關懷。」咦！若不是45J塌樓，難道特區政府多年來就不知道港人的居住環境狹窄，舊區唐樓一室多戶塞滿多式各樣的弱勢小市民？CNN去年10月發表了一個香港籠屋專訪（註1），向世界展示香港籠民的慘。CNN表示特區政府拒絕接受訪問，但發了一個聲明，指政府一向關心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但有些人選擇住在這些位或板間房，因為平租和得到就近市區的方便。數月前一個如此薄的回應，變成今天的一身黑衣和悲慟表現。特區政府果真懂得變身幻術！
去年底荃灣明愛發表了一份板套房狀調查報告，顯示荃灣區有數千個此類單位，平均面積只有百多呎，但呎價比豪宅還要高，而且窗小無風、黑廁（即無窗無抽風系統的廁所）欠生、蟲鼠伴身旁、水電費高昂。居民不合格或長期排隊仍未上樓的原因很多，包括非長者單身（部分為傷殘人士及精神病康復者）、居港滿7年的家庭人數不足一半、子女輟學後因外出工作幫補家計而令家庭收入超過入息限額，卻沒能力在區內租住環境較佳的單位等。結果他們只能無奈地長期蝸居於這些不合乎人性和文明社會基本要求的環境中。
也許林鄭月娥真的被45J感動了，也許她真的下定決心要改善這些弱勢社群的生活，她甚至主動請纓統籌有關的工作。但曾蔭權至今仍未回應。林局長致特首的電郵，可能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回頭。但45J的故事，骨節眼不在於由誰統帥，而是政府多年以來奉行高地價政策，迷信小政府大市場的過時理論，只求經濟增長而不理財富由極少人壟斷，只看短期私利而不顧長遠發展。
香港特區政府患的是重病，而且已經病入膏肓。它早已失去自省能力。沒有制衡的權力，它只會不由自控的腐化下去。林局長，你能改寫45J的故事嗎？
2010年2月15日 星期一
既然你改變唔到呢個世界,不如改變自已的內心
「既然你改變唔到呢個世界,不如改變自已的內心」是一個悖論吧...
1."改變自已的內心"的意思是甚麽...到底改變自已內心的甚麽？
2."改變自已的內心"跟"你改變唔到呢個世界"的關係是甚麼？
3.改變或不改變自已的內心, 其實都直接或間接改變緊呢個世界。
因為，你的存在其實已經令到呢個世界有改變...
沒有你存在的世界，與，有你存在的世界已經是不同。不要以為自已甚麽都不幹，甚麽都不想，你就不會影響這個世界的甚麽...
最後...
呢句嘢我會同以下經典悖論例子看齊
"全能的神可以做一塊佢拎唔起的石頭"
1."改變自已的內心"的意思是甚麽...到底改變自已內心的甚麽？
2."改變自已的內心"跟"你改變唔到呢個世界"的關係是甚麼？
3.改變或不改變自已的內心, 其實都直接或間接改變緊呢個世界。
因為，你的存在其實已經令到呢個世界有改變...
沒有你存在的世界，與，有你存在的世界已經是不同。不要以為自已甚麽都不幹，甚麽都不想，你就不會影響這個世界的甚麽...
最後...
呢句嘢我會同以下經典悖論例子看齊
"全能的神可以做一塊佢拎唔起的石頭"
2010年1月26日 星期二
命運
我是這樣理解命運。
我們的命運是由一連串的事件組合出來。任何一個事件都可以獨立於其他事件，但是，也可以是藕斷絲連，互有關聯。
每一件事件的發生都有其因與其果。
事件的發生可以由我們的意志所直接產生或，事件是與我們的意志所直接產生(Direct relation) 的事件有所相關(Co-relation)。此外，事件的發生亦可以由自然的定律所直接產生或，事件是與自然的定律所直接產生的事件有所相關。
舉例說，我想喝啤酒所以到雪櫃取啤酒。”到雪櫃取啤酒”是一個由”我想喝啤
酒” 的意志所直接產生的事件。若我得了肝硬化便是一件與”到雪櫃取啤酒” 有所相關的事。
無錯，無限的因產生無限的果，無限的果亦能成為無限的因。
可是，我所能查覺到的只及皮毛。根源(Root Cause) 到底是甚麽？
難道，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件都早已安排好？或我們的命運是在我們有意或無意之間編寫好了的嗎？
Andrew
我們的命運是由一連串的事件組合出來。任何一個事件都可以獨立於其他事件，但是，也可以是藕斷絲連，互有關聯。
每一件事件的發生都有其因與其果。
事件的發生可以由我們的意志所直接產生或，事件是與我們的意志所直接產生(Direct relation) 的事件有所相關(Co-relation)。此外，事件的發生亦可以由自然的定律所直接產生或，事件是與自然的定律所直接產生的事件有所相關。
舉例說，我想喝啤酒所以到雪櫃取啤酒。”到雪櫃取啤酒”是一個由”我想喝啤
酒” 的意志所直接產生的事件。若我得了肝硬化便是一件與”到雪櫃取啤酒” 有所相關的事。
無錯，無限的因產生無限的果，無限的果亦能成為無限的因。
可是，我所能查覺到的只及皮毛。根源(Root Cause) 到底是甚麽？
難道，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件都早已安排好？或我們的命運是在我們有意或無意之間編寫好了的嗎？
Andrew
2010年1月22日 星期五
《我的自辯》——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起訴書》（京一分檢刑訴（2009）247號）列舉了六篇文章和《零八憲章》，並總中引述了三百三十多字據此指控我觸犯了《刑法》第105條第2款之規定，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對《起訴書》所列舉事實，除了說我「在徵集了三百餘人的簽名後」的事實陳述不準確之外，對其他的事實，我沒有異議。那六篇文章是我寫的，我參與了《零八憲章》，但我徵集的簽名只有70人左右，而不是三百多人，其他人的簽名不是我徵集的。至於據此指控我犯罪，我無法接受。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面對預審警官、檢察官和法官的詢問，我一直堅持自己無罪。現在，我將從中國憲法中的有關規定、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我的政治改革主張、歷史潮流等多方面為自己進行無罪辯護。
一、改革開放帶來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國人的人權意識的日益覺醒，民間維權的此起彼伏，推動中國政府在人權觀念上的進步。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遂使人權保障成為依法治國的憲法原則。這些國家必須尊重和保障的人權，就是憲法第35條規定的諸項公民權利，言論自由便是基本人權之一。我的言論所表達的不同政見，是一個中國公民在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非但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任意剝奪，反而必須得到國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護。所以，起訴書對我的指控，侵犯了我作為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違反了中國的根本大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是古老的文字獄在當代中國的延續，理應受到道義的譴責和違憲追究。《刑法》第105條第二款也有違憲之嫌，應該提請全國人大對其進行合憲性審查。
二、《起訴書》根據所引的幾段話就指控我「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欲加之罪。因為「造謠」是造、編造虛假信息，中傷他人。「誹謗」是無中生有地詆譭他人的信譽與人格。二者涉及的都是事實的真假，涉及他人的名譽與利益。而我的言論皆為批評性的評論，是思想觀點的表達，是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也沒有對任何人造成傷害。所以，我的言論與造謠、誹謗風馬牛不相及。換言之，批評不是造謠，反對更不是誹謗。
三、《起訴書》根據《零八憲章》的幾段言論指控我誣蔑執政黨，「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這指控有斷章取義之嫌，它完全無視《零八憲章》的整體表述，無視我所有的文章所表述的一貫觀點。
首先，《零八憲章》指出的「人權災難」都是發生在當代中國的事實，「反右」錯劃了五十多萬右派，「大躍進」造成了上千萬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國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許多人死了，許多人被投入監獄。這些事實都是舉世公認的「人權災難」，確實為中國的發展帶來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至於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不過是要求執政黨進行還政於民的改革，最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國家。
其次，《零八憲章》所申明的價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張，其長遠目標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聯邦共和國，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條，其改革方式是漸進的和平的方式。這是有感於現行的跛足改革的種種弊端，要求執政黨變跛足為雙足，即政治與經濟同步並進的均衡改革。也就是從民間的角度推動官方盡快啟動還政於民的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民間壓力敦促政府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從而形成官民互動的良性合作，以盡早實現國人的百年憲政之夢想。
再次，從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裏，我所表達的中國政治改革的觀點，一直是漸進、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這種漸進式改革主張，在我的《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一文中有明確的表述：通過致力於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民間維權的擴張、民間自主性的上升、民間社會的發展，形成自下而上的壓力，以推動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事實上，中國三十年的改革實踐證明，每一次具有制度創新性質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實施，其最根本的動力皆來自民間的自發改革，民間改革的認同性和影響逐漸擴大，迫使官方接受民間的創新嘗試，從而變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決策。
總之，漸進、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互動，是我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詞。因為這種方式代價最小，效果最大。我知道政治變革的基本常識，有序、可控的社會變革必定優於無序、失控的變革。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所以，我反對獨裁化或壟斷化的執政方式，並不是「煽動顛覆現政權」。換言之，反對並不等於顛覆。
四、中國有「滿招損、謙受益」的古訓，西諺有「狂妄必遭天譴」的箴言。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公開言論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完全正確。特別是我的時評類文章，不嚴謹的論證，情緒化的宣泄，錯誤的表述，以偏蓋全的結論……在所難免。但是，這些有局限性的言論，與犯罪毫無關系，不能作為治罪的依據。因為，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僅包括發表正確觀點的權利，也包括發表錯誤言論的權利。正確的言論和多數的意見需要保護；不正確的言論和少數的意見，同樣需要權利的保護。正所謂：我可以不贊成或反對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你公開表達不同觀點的權利，哪怕你所表達的觀點是錯誤的，這，才是言論自由的精義。對此，中國古代傳統中也有過經典的概括。我把這種概括稱為二十四字箴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因為這二十四字箴言道出了言論自由的要義，才能讓每一代國人耳熟能詳，流傳至今。我認為，其中「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完全可以作為當代國人對待批評意見的座右銘，更應該成為當權者對待不同政見的警示。
五、我無罪，因為對我的指控有違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準則。早在1948年，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就參與起草了《世界人權宣言》；五十年後的1998年，中國政府又向國際社會作出了簽署聯合國制定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莊嚴承諾。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把言論自由列為最基本的普世人權，要求各國政府必須加以尊重和保障。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有義務遵守聯合國制定的人權公約，有責任餞行自己的承諾，也應該模範地執行聯合國發布的人權保障條款。惟其如此，中國政府才能切實保障本國國民的人權，為推動國際人權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從而顯示出一個大國的文明風範。
遺憾的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完全履行自己的義務和兌現自己的承諾，並沒有把紙上的保證落實為現實的行動，有憲法而無憲政，有承諾而無兌現，仍然是中國政府在應對國際社會的批評時的常態。現在對我的指控就是最新的例證。顯然，這樣的因言治罪，與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的身分相悖，有損於中國的政治形象和國家利益，無法在政治上取信於文明世界。
六、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當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獄都是反人道反人權的行為，有悖於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時代潮流。回顧中國歷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時代，從秦到清，文字獄的盛行，歷來都是一個政權的執政污點，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秦始皇有統一中國之功，但其「焚書坑儒」之暴政卻遺臭萬年。漢武帝雄才大略，但其閹割太史公司馬遷之舉則倍受病詬。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頻繁的文字獄也只能留下罵名。相反，漢文帝在二千多年前就廢除過因言治罪的「誣謗罪」，由此贏得了開朝仁君的美名和歷代推崇的「文景之治」。
進入現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由弱而強，最終戰勝國民黨，在根本上源自其「反獨裁爭自由」的道義力量。1949年前，中共的《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經常發文抨擊蔣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壓制，為因言獲罪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也多次論及言論自由及基本人權。但1949年後，從反右到文革，林昭被槍斃，張志新被割喉，言論自由在毛時代消失了，國家陷於萬馬齊瘖的死寂。改革以來，執政黨撥亂反正，對不同政見的容忍度有大幅度提高，社會的言論空間不斷擴大，文字獄大幅度減少，但因言治罪的傳統並沒有完全滅絕。從四·五到六·四，從民主牆到零八憲章，因言治罪的案例時有發生。我此次獲罪，不過是最近的文字獄而已。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言論自由早已成為多數國人的共識，文字獄卻是千夫所指。從客觀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監獄的高牆關不住自由的表達。一個政權不可能靠壓抑不同政見來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獄來達成長治久安。因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訴諸筆桿子來解決，一旦動用槍桿子解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造成人權災難。只有從制度上根絕文字獄，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才能落實到每一位國民身上；只有當國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得到制度化的現實保障，文字獄才會在中國大地上滅絕。
因言治罪，不符合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人權原則，違反了聯合國發布的國際人權公約，有悖於普世道義與歷史潮流。我為自己所做的無罪辯護，希望能夠得到法庭的採納，從而讓此案的裁決在中國法治史上具有開先河的意義，經得起中國憲法之人權條款與國際人權公約的審查，也經得起道義的追問和歷史的檢驗。
謝謝大家！
對《起訴書》所列舉事實，除了說我「在徵集了三百餘人的簽名後」的事實陳述不準確之外，對其他的事實，我沒有異議。那六篇文章是我寫的，我參與了《零八憲章》，但我徵集的簽名只有70人左右，而不是三百多人，其他人的簽名不是我徵集的。至於據此指控我犯罪，我無法接受。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面對預審警官、檢察官和法官的詢問，我一直堅持自己無罪。現在，我將從中國憲法中的有關規定、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我的政治改革主張、歷史潮流等多方面為自己進行無罪辯護。
一、改革開放帶來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國人的人權意識的日益覺醒，民間維權的此起彼伏，推動中國政府在人權觀念上的進步。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遂使人權保障成為依法治國的憲法原則。這些國家必須尊重和保障的人權，就是憲法第35條規定的諸項公民權利，言論自由便是基本人權之一。我的言論所表達的不同政見，是一個中國公民在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非但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任意剝奪，反而必須得到國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護。所以，起訴書對我的指控，侵犯了我作為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違反了中國的根本大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是古老的文字獄在當代中國的延續，理應受到道義的譴責和違憲追究。《刑法》第105條第二款也有違憲之嫌，應該提請全國人大對其進行合憲性審查。
二、《起訴書》根據所引的幾段話就指控我「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欲加之罪。因為「造謠」是造、編造虛假信息，中傷他人。「誹謗」是無中生有地詆譭他人的信譽與人格。二者涉及的都是事實的真假，涉及他人的名譽與利益。而我的言論皆為批評性的評論，是思想觀點的表達，是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也沒有對任何人造成傷害。所以，我的言論與造謠、誹謗風馬牛不相及。換言之，批評不是造謠，反對更不是誹謗。
三、《起訴書》根據《零八憲章》的幾段言論指控我誣蔑執政黨，「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這指控有斷章取義之嫌，它完全無視《零八憲章》的整體表述，無視我所有的文章所表述的一貫觀點。
首先，《零八憲章》指出的「人權災難」都是發生在當代中國的事實，「反右」錯劃了五十多萬右派，「大躍進」造成了上千萬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國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許多人死了，許多人被投入監獄。這些事實都是舉世公認的「人權災難」，確實為中國的發展帶來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至於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不過是要求執政黨進行還政於民的改革，最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國家。
其次，《零八憲章》所申明的價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張，其長遠目標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聯邦共和國，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條，其改革方式是漸進的和平的方式。這是有感於現行的跛足改革的種種弊端，要求執政黨變跛足為雙足，即政治與經濟同步並進的均衡改革。也就是從民間的角度推動官方盡快啟動還政於民的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民間壓力敦促政府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從而形成官民互動的良性合作，以盡早實現國人的百年憲政之夢想。
再次，從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裏，我所表達的中國政治改革的觀點，一直是漸進、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這種漸進式改革主張，在我的《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一文中有明確的表述：通過致力於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民間維權的擴張、民間自主性的上升、民間社會的發展，形成自下而上的壓力，以推動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事實上，中國三十年的改革實踐證明，每一次具有制度創新性質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實施，其最根本的動力皆來自民間的自發改革，民間改革的認同性和影響逐漸擴大，迫使官方接受民間的創新嘗試，從而變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決策。
總之，漸進、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互動，是我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詞。因為這種方式代價最小，效果最大。我知道政治變革的基本常識，有序、可控的社會變革必定優於無序、失控的變革。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所以，我反對獨裁化或壟斷化的執政方式，並不是「煽動顛覆現政權」。換言之，反對並不等於顛覆。
四、中國有「滿招損、謙受益」的古訓，西諺有「狂妄必遭天譴」的箴言。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公開言論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完全正確。特別是我的時評類文章，不嚴謹的論證，情緒化的宣泄，錯誤的表述，以偏蓋全的結論……在所難免。但是，這些有局限性的言論，與犯罪毫無關系，不能作為治罪的依據。因為，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僅包括發表正確觀點的權利，也包括發表錯誤言論的權利。正確的言論和多數的意見需要保護；不正確的言論和少數的意見，同樣需要權利的保護。正所謂：我可以不贊成或反對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你公開表達不同觀點的權利，哪怕你所表達的觀點是錯誤的，這，才是言論自由的精義。對此，中國古代傳統中也有過經典的概括。我把這種概括稱為二十四字箴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因為這二十四字箴言道出了言論自由的要義，才能讓每一代國人耳熟能詳，流傳至今。我認為，其中「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完全可以作為當代國人對待批評意見的座右銘，更應該成為當權者對待不同政見的警示。
五、我無罪，因為對我的指控有違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準則。早在1948年，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就參與起草了《世界人權宣言》；五十年後的1998年，中國政府又向國際社會作出了簽署聯合國制定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莊嚴承諾。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把言論自由列為最基本的普世人權，要求各國政府必須加以尊重和保障。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有義務遵守聯合國制定的人權公約，有責任餞行自己的承諾，也應該模範地執行聯合國發布的人權保障條款。惟其如此，中國政府才能切實保障本國國民的人權，為推動國際人權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從而顯示出一個大國的文明風範。
遺憾的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完全履行自己的義務和兌現自己的承諾，並沒有把紙上的保證落實為現實的行動，有憲法而無憲政，有承諾而無兌現，仍然是中國政府在應對國際社會的批評時的常態。現在對我的指控就是最新的例證。顯然，這樣的因言治罪，與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的身分相悖，有損於中國的政治形象和國家利益，無法在政治上取信於文明世界。
六、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當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獄都是反人道反人權的行為，有悖於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時代潮流。回顧中國歷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時代，從秦到清，文字獄的盛行，歷來都是一個政權的執政污點，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秦始皇有統一中國之功，但其「焚書坑儒」之暴政卻遺臭萬年。漢武帝雄才大略，但其閹割太史公司馬遷之舉則倍受病詬。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頻繁的文字獄也只能留下罵名。相反，漢文帝在二千多年前就廢除過因言治罪的「誣謗罪」，由此贏得了開朝仁君的美名和歷代推崇的「文景之治」。
進入現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由弱而強，最終戰勝國民黨，在根本上源自其「反獨裁爭自由」的道義力量。1949年前，中共的《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經常發文抨擊蔣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壓制，為因言獲罪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也多次論及言論自由及基本人權。但1949年後，從反右到文革，林昭被槍斃，張志新被割喉，言論自由在毛時代消失了，國家陷於萬馬齊瘖的死寂。改革以來，執政黨撥亂反正，對不同政見的容忍度有大幅度提高，社會的言論空間不斷擴大，文字獄大幅度減少，但因言治罪的傳統並沒有完全滅絕。從四·五到六·四，從民主牆到零八憲章，因言治罪的案例時有發生。我此次獲罪，不過是最近的文字獄而已。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言論自由早已成為多數國人的共識，文字獄卻是千夫所指。從客觀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監獄的高牆關不住自由的表達。一個政權不可能靠壓抑不同政見來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獄來達成長治久安。因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訴諸筆桿子來解決，一旦動用槍桿子解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造成人權災難。只有從制度上根絕文字獄，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才能落實到每一位國民身上；只有當國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得到制度化的現實保障，文字獄才會在中國大地上滅絕。
因言治罪，不符合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人權原則，違反了聯合國發布的國際人權公約，有悖於普世道義與歷史潮流。我為自己所做的無罪辯護，希望能夠得到法庭的採納，從而讓此案的裁決在中國法治史上具有開先河的意義，經得起中國憲法之人權條款與國際人權公約的審查，也經得起道義的追問和歷史的檢驗。
謝謝大家！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30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20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20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20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20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2010年1月21日 星期四
睇實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
忍夠喇！
高鐵撥款呢件事令我肯定，如果我地唔出聲(何況我地有D聲氣出咗都可以唔理)，班權貴真係當睇你唔到，為所欲為。佢地話要理性討論嘛，好，就同你理性討論！我會不停問問題咁去揭發你地果D荒謬到極點、又矛盾、又渾淆視聽、又鍾意用埋D語意空洞的詞語，內容愛昧的意見！你地唔好再扮晒嘢！
要行動喇！唔好再等到米已成炊先出聲！
提議行動的背景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巳經完成。
詳見http://www.nentnda.gov.hk/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亦已出版
下載http://www.nentnda.gov.hk/chi/Digest2_Chinese.pdf
畢後以下問題即時閃出
1. 又有人要”遷就發展”嗎?
2. 鄉紳土豪用什麽策略去維護他們的利益?
3. 公眾意見, 誰的意見? 有人在主導嗎?
4. 虎視眈眈的財團及地產商會設計怎麽樣的建築物？公共空間的處理如何？建築過程對環境的影響如何？建築物落成後對自然生態環境影響如何？如何對負面影響作出補救？
5. 塱原生態區將會如何? 發展將會對塱原生態區的自然生態有何影響？
另外，我認為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亦有數點需要更詳盡的澄清(Clarification)
第4頁, 第3點 - 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1.土地業權人的權益將怎樣顧及? 土地業權人的權益的範圍(scope) 包括那些?
2.”可融合自然生態的發展”的定義是什麼?
第8頁, 第4點 - 塱原生態區
1. 塱原生態區劃為綜合發展及自然保育改善區。何謂綜合發展? 何謂自然保育改善區?塱原生態區的自然保育所需要改善的是什麽?
2. 可融合大自然生態環境的低密度發展。收到建議後如何評估? “可融合大自然生態環境的低密度發展”
之評估準則(Assessment Criteria)是什麽?
第20頁, 第1點 -特殊工業區
1. ”無污染” 此詞組中，有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 有何條件限制私人發展商做到無污染的工業?
行動
-加入Facebook群組 - 睇實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297278167463)
-塱原生態區旅行
-遞交問題到規劃署，希望可在電郵中cc各位
- 以此電郵回覆 – Yes，已示同意把各下之電郵 cc 於我遞交給規劃署的問題之電郵。
-歡迎各位加問題或修定我的問題
大家的支持怎能少?
敬希廣傳, 謝謝
Andrew
高鐵撥款呢件事令我肯定，如果我地唔出聲(何況我地有D聲氣出咗都可以唔理)，班權貴真係當睇你唔到，為所欲為。佢地話要理性討論嘛，好，就同你理性討論！我會不停問問題咁去揭發你地果D荒謬到極點、又矛盾、又渾淆視聽、又鍾意用埋D語意空洞的詞語，內容愛昧的意見！你地唔好再扮晒嘢！
要行動喇！唔好再等到米已成炊先出聲！
提議行動的背景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巳經完成。
詳見http://www.nentnda.gov.hk/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亦已出版
下載http://www.nentnda.gov.hk/chi/Digest2_Chinese.pdf
畢後以下問題即時閃出
1. 又有人要”遷就發展”嗎?
2. 鄉紳土豪用什麽策略去維護他們的利益?
3. 公眾意見, 誰的意見? 有人在主導嗎?
4. 虎視眈眈的財團及地產商會設計怎麽樣的建築物？公共空間的處理如何？建築過程對環境的影響如何？建築物落成後對自然生態環境影響如何？如何對負面影響作出補救？
5. 塱原生態區將會如何? 發展將會對塱原生態區的自然生態有何影響？
另外，我認為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亦有數點需要更詳盡的澄清(Clarification)
第4頁, 第3點 - 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1.土地業權人的權益將怎樣顧及? 土地業權人的權益的範圍(scope) 包括那些?
2.”可融合自然生態的發展”的定義是什麼?
第8頁, 第4點 - 塱原生態區
1. 塱原生態區劃為綜合發展及自然保育改善區。何謂綜合發展? 何謂自然保育改善區?塱原生態區的自然保育所需要改善的是什麽?
2. 可融合大自然生態環境的低密度發展。收到建議後如何評估? “可融合大自然生態環境的低密度發展”
之評估準則(Assessment Criteria)是什麽?
第20頁, 第1點 -特殊工業區
1. ”無污染” 此詞組中，有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 有何條件限制私人發展商做到無污染的工業?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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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問題到規劃署，希望可在電郵中cc各位
- 以此電郵回覆 – Yes，已示同意把各下之電郵 cc 於我遞交給規劃署的問題之電郵。
-歡迎各位加問題或修定我的問題
大家的支持怎能少?
敬希廣傳, 謝謝
Andrew
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
立法會門前的夜裏的政治啟蒙／文﹕馬家輝
【明報專訊】有一個人，有個夜晚，十點左右，開車去了立法會門前；同行的還有他的90後女兒。
年輕人本來是不想去的，但在書房弄了一個晚上的facebook，到廚房倒杯可樂，經過客廳，聽見電視新聞傳出喧鬧嘈切，好奇地問，還在鬧？還是為了那條什麼高鐵？
在facebook的世界裏，她一直只關心西方音樂劇的舊品和新作，對本地事務無甚知悉；幾乎是「不知有晉，無論魏漢」。
是啊，還在鬧，還是為了高鐵。她的父親回答。怎麼樣？要不要也去鬧一下？
她搖頭，才不要，我快要放洋讀書了，高不高鐵跟我無關。
大女孩，他們鬧，其實也不止跟高鐵有關呢。前幾日有一位跟你同姓的中大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就叫做〈其實，這不關高鐵的事〉，他是這樣說的。她的父親邊看電視邊向她娓娓解釋，借用文章的基本論點讓她明白，「反高鐵抗爭」其實關乎香港人對於政府施政方向的公義性、合宜性、人文性、平等性的理想期望，高鐵方案只是引爆點，背後被壓抑了多年的理想願望始是火山熔岩所在。他本來也想引用自己那幾篇〈人地相宜〉、〈當年西九，今天高鐵〉之類時評作為說明，但想想，對一個17歲不到的年輕人來說，父親說的話不會聽得入耳，別人說的才算數，別人說一句好過老爸說百句，所以，作罷，就只談別人說的好了。
年輕人似懂不懂聽了，望眼睛電視新聞的眼神也登時變了。原來，一，思想啟蒙本就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公義/合宜/人文/平等之類概念，本就很易理解甚至本就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只要願意靜心聆聽，就可輕易明白；只要不被利益或權力蒙蔽，亦可輕易了解。二，經受啟蒙後的眼睛特別明亮，察看外在世界，相同的世界，看進眼裏，觀點角度立即不太一樣。
於是我趁機從茶桌上拿起紙筆，畫了一個「施政流程表」，從政府向市民收取稅金到規劃如何使用公帑，再到施政方案經由民意代表辯論批審，再到施政監察和效果評核，簡簡單單的幾個方格和幾個箭嘴，已經構成了一節「十分鐘政治學」課堂內容，讓大女孩進一步認識香港特區的政治架構和程序到底在哪裏出了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每個環節都出了嚴重問題，而最大問題在於，欠缺了一個國際都市所應有的民主普選。
這時候電視重播立法會辯論片段，一位小圈子議員發言維護保守建制，另一位直選議員大聲嘲諷「有狗在吠」，小圈子議員向主席抗議「受到侮辱」，直選議員反駁「我又冇話佢係狗！我話自己屋企隻狗，唔得咩！」。大女孩咭一聲笑了，說為什麼成年人的議會殿堂有點似她們的中學課堂。我聳肩道，沒辦法，在一個扭曲的政治大格局下，什麼樣的扭曲語言都會出籠，因為有人因扭曲而苦悶而憤怒而憤慨，我們不應該責怪那些出言不遜的人，應被譴責的其實是那些只懂維護扭曲格局的人；可是，大女孩你要記住，千萬別隨意侮辱家裏的狗，狗吠都是發自內心的，狗吠聲都是真誠的語言，狗才懶得為了維護建制而吠呢。
年輕人又笑了。笑完，答應跟我一起到立法會門前看別人鬧一下，跟其他人一起鬧一下，因為她跟我一樣也跟其他人一樣，在明白了香港政治架構的荒謬保守之後，苦悶了，憤怒了，憤慨了。
那夜由於很晚了，所以車子暢通無阻很快便開到了大會堂旁的停車場，年輕人竟然認得這地方以前有個叫做皇后碼頭的東西，也記得她的老爸曾經跟其他年輕人在這裏鬧過，更記得她老爸曾在這裏對一位女高官說過粗暴語言，她也發現那位女高官的兩道幼眉修得跟現在每天出現在立法會替高鐵方案辯護的女高官非常相似。而我忍不住對她說，她們都是很能幹很用心的人，可惜一旦在扭曲的政治格局下做了高官，便要為權力而不是市民服務，幸好那位女高官經過皇后一役很明顯學懂了很多也進步了很多，唯望這位女高官亦是如此，記不記得以前有個人叫做董建華？記不記得他常把「經一事，長一智」掛在嘴邊？我希望這位女高官記取前領導人的教訓。
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
來得太遲而且太狹
把車停好，兩父女徒步走到立法會門前，父親端相機，左拍右拍，努力為眼前喧鬧留下影像見證。大女孩沒帶照相機，只用眼睛觀看和耳朵聆聽，到處都是人，90後80後70後60後50後，好像還有一些40後呢。幾處馬路皆有人聚集演說，有人吶喊「還我福利！還我土地！還我公屋！還我香港！」；有人呼叫「這是一場新價值觀對抗舊世界觀的戰爭！」；有人要求「取消功能組別！還我普選權利！」；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朗聲嘲諷站在鐵馬面前維持治安的警察「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當然也有人做出了一些肢體上的過激行為，例如搖動鐵馬甚至扔擲水瓶。
這是不是太激進了？年輕人問她的父親。
激進？父親想了想。也許是吧。但你仔細看，這是多數人的行為嗎？不是吧。如果你看看反全球化、反WTO的國際年輕人以至1960年代的學運世代，不管是行動抑或思想，其實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已經來得太遲而且太狹，香港人畢竟是有自控能力的，否則也不會忍耐失去普選權利這麼久而仍沒有做出太破壞性、太癱瘓性的集體行動。香港人終究是守禮的。
而且所謂「激進」的英文是radical，在思想層面上，這不算是個壞名詞，甚至還是好的呢。父親不厭其煩地解說。激進就是radical，有位跟你同姓的政治哲學家馬克思說過（父親總愛把地球上所有「馬」字跟自己的姓拉在一起胡扯，她早已習慣不當真），radical就是back to basics，也就是「回頭探索現象的基本根源」，所以在解嚴前的台灣，radical被譯為激進，但到了解嚴後，已被普遍改譯為「基進」。香港看來還處於別人的戒嚴思想階段呢。
胡扯了半天，瞄瞄手表，已是凌晨一點多了。應是年輕人的睡眠時間了，更應是年輕人的父親的睡眠時間了。於是兩人從立法會返回大會堂停車場，取了車子，直駛回家，累得連澡都懶得洗便倒下睡去。
在夢中，不知道年輕人會否高聲吶喊公義合宜人性平等之類「基進」口號，但她的老爸知道，經這一夜的抗爭觀察，終有一日，她會的，把「基進」觀念放在心中，如同播下種子，總有一日會開花會結果。
所以她老爸這夜睡得穩甜；經此一夜，如同其他年輕人，她已經不太一樣，也如同香港在變，政治架構再不變，如斯抗爭之夜必會來完再來，停不了了。
年輕人本來是不想去的，但在書房弄了一個晚上的facebook，到廚房倒杯可樂，經過客廳，聽見電視新聞傳出喧鬧嘈切，好奇地問，還在鬧？還是為了那條什麼高鐵？
在facebook的世界裏，她一直只關心西方音樂劇的舊品和新作，對本地事務無甚知悉；幾乎是「不知有晉，無論魏漢」。
是啊，還在鬧，還是為了高鐵。她的父親回答。怎麼樣？要不要也去鬧一下？
她搖頭，才不要，我快要放洋讀書了，高不高鐵跟我無關。
大女孩，他們鬧，其實也不止跟高鐵有關呢。前幾日有一位跟你同姓的中大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就叫做〈其實，這不關高鐵的事〉，他是這樣說的。她的父親邊看電視邊向她娓娓解釋，借用文章的基本論點讓她明白，「反高鐵抗爭」其實關乎香港人對於政府施政方向的公義性、合宜性、人文性、平等性的理想期望，高鐵方案只是引爆點，背後被壓抑了多年的理想願望始是火山熔岩所在。他本來也想引用自己那幾篇〈人地相宜〉、〈當年西九，今天高鐵〉之類時評作為說明，但想想，對一個17歲不到的年輕人來說，父親說的話不會聽得入耳，別人說的才算數，別人說一句好過老爸說百句，所以，作罷，就只談別人說的好了。
年輕人似懂不懂聽了，望眼睛電視新聞的眼神也登時變了。原來，一，思想啟蒙本就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公義/合宜/人文/平等之類概念，本就很易理解甚至本就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只要願意靜心聆聽，就可輕易明白；只要不被利益或權力蒙蔽，亦可輕易了解。二，經受啟蒙後的眼睛特別明亮，察看外在世界，相同的世界，看進眼裏，觀點角度立即不太一樣。
於是我趁機從茶桌上拿起紙筆，畫了一個「施政流程表」，從政府向市民收取稅金到規劃如何使用公帑，再到施政方案經由民意代表辯論批審，再到施政監察和效果評核，簡簡單單的幾個方格和幾個箭嘴，已經構成了一節「十分鐘政治學」課堂內容，讓大女孩進一步認識香港特區的政治架構和程序到底在哪裏出了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每個環節都出了嚴重問題，而最大問題在於，欠缺了一個國際都市所應有的民主普選。
這時候電視重播立法會辯論片段，一位小圈子議員發言維護保守建制，另一位直選議員大聲嘲諷「有狗在吠」，小圈子議員向主席抗議「受到侮辱」，直選議員反駁「我又冇話佢係狗！我話自己屋企隻狗，唔得咩！」。大女孩咭一聲笑了，說為什麼成年人的議會殿堂有點似她們的中學課堂。我聳肩道，沒辦法，在一個扭曲的政治大格局下，什麼樣的扭曲語言都會出籠，因為有人因扭曲而苦悶而憤怒而憤慨，我們不應該責怪那些出言不遜的人，應被譴責的其實是那些只懂維護扭曲格局的人；可是，大女孩你要記住，千萬別隨意侮辱家裏的狗，狗吠都是發自內心的，狗吠聲都是真誠的語言，狗才懶得為了維護建制而吠呢。
年輕人又笑了。笑完，答應跟我一起到立法會門前看別人鬧一下，跟其他人一起鬧一下，因為她跟我一樣也跟其他人一樣，在明白了香港政治架構的荒謬保守之後，苦悶了，憤怒了，憤慨了。
那夜由於很晚了，所以車子暢通無阻很快便開到了大會堂旁的停車場，年輕人竟然認得這地方以前有個叫做皇后碼頭的東西，也記得她的老爸曾經跟其他年輕人在這裏鬧過，更記得她老爸曾在這裏對一位女高官說過粗暴語言，她也發現那位女高官的兩道幼眉修得跟現在每天出現在立法會替高鐵方案辯護的女高官非常相似。而我忍不住對她說，她們都是很能幹很用心的人，可惜一旦在扭曲的政治格局下做了高官，便要為權力而不是市民服務，幸好那位女高官經過皇后一役很明顯學懂了很多也進步了很多，唯望這位女高官亦是如此，記不記得以前有個人叫做董建華？記不記得他常把「經一事，長一智」掛在嘴邊？我希望這位女高官記取前領導人的教訓。
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
來得太遲而且太狹
把車停好，兩父女徒步走到立法會門前，父親端相機，左拍右拍，努力為眼前喧鬧留下影像見證。大女孩沒帶照相機，只用眼睛觀看和耳朵聆聽，到處都是人，90後80後70後60後50後，好像還有一些40後呢。幾處馬路皆有人聚集演說，有人吶喊「還我福利！還我土地！還我公屋！還我香港！」；有人呼叫「這是一場新價值觀對抗舊世界觀的戰爭！」；有人要求「取消功能組別！還我普選權利！」；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朗聲嘲諷站在鐵馬面前維持治安的警察「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當然也有人做出了一些肢體上的過激行為，例如搖動鐵馬甚至扔擲水瓶。
這是不是太激進了？年輕人問她的父親。
激進？父親想了想。也許是吧。但你仔細看，這是多數人的行為嗎？不是吧。如果你看看反全球化、反WTO的國際年輕人以至1960年代的學運世代，不管是行動抑或思想，其實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已經來得太遲而且太狹，香港人畢竟是有自控能力的，否則也不會忍耐失去普選權利這麼久而仍沒有做出太破壞性、太癱瘓性的集體行動。香港人終究是守禮的。
而且所謂「激進」的英文是radical，在思想層面上，這不算是個壞名詞，甚至還是好的呢。父親不厭其煩地解說。激進就是radical，有位跟你同姓的政治哲學家馬克思說過（父親總愛把地球上所有「馬」字跟自己的姓拉在一起胡扯，她早已習慣不當真），radical就是back to basics，也就是「回頭探索現象的基本根源」，所以在解嚴前的台灣，radical被譯為激進，但到了解嚴後，已被普遍改譯為「基進」。香港看來還處於別人的戒嚴思想階段呢。
胡扯了半天，瞄瞄手表，已是凌晨一點多了。應是年輕人的睡眠時間了，更應是年輕人的父親的睡眠時間了。於是兩人從立法會返回大會堂停車場，取了車子，直駛回家，累得連澡都懶得洗便倒下睡去。
在夢中，不知道年輕人會否高聲吶喊公義合宜人性平等之類「基進」口號，但她的老爸知道，經這一夜的抗爭觀察，終有一日，她會的，把「基進」觀念放在心中，如同播下種子，總有一日會開花會結果。
所以她老爸這夜睡得穩甜；經此一夜，如同其他年輕人，她已經不太一樣，也如同香港在變，政治架構再不變，如斯抗爭之夜必會來完再來，停不了了。
反高鐵? 撐高鐵? 發展經濟? 邊沿化? 要開飯? 不遷不拆? - 問題、問題及問題…
最初開啟這部落的方向之一，是轉載可引發思考和討論的文章，並沒有意圖用這部落去發表自己的文章。可是，經過8/1, 15/1, 16/1有關興建港深廣高速鐵路撥款事宜在立法會內外的討論，與及支持者和反對者表達意見的方法及行動，內心復雜的感受真的不得不透過文字去舒發及記錄。
669億 - 個位後9個零的數目
預計用來興建高鐵的669億用阿位伯數字寫出來是$69,000,000,00，那是個位後9個零的數目。有云平均每個香港人需付$10000去興建，用一半價錢便可投放到多個可以關懷社區發展的項目十數年等等。用一個自私的角度去看，假設各位是30歲，到了80歲才魂歸天國，每天便要花$3,778,234才可花光，真是很難才能花光。(題外話: 要洗完，唔係唔得，除非你打算私人”o庵”荷苞起高鐵，或者做聖人一嘢捐咗去。再唔係，滿足下虛榮心，走去杜拜起多5座塔包圍哈利發塔，一座都係110憶左右。再加一個題外話，杜拜地方咁大，又少人，座塔走去起到咁高，真係有違小學嗰陣話起高樓大厦係為咗解决地少人多呢個問題嘅”常識”)。
不能避免的爭拗 - 政府真的掌握民意?
預計花費669億，而且是以” 有利於社會長遠發展利益”為目的之項目，沒有爭拗?那才怪。利之所在加上價值觀的衝突嘛。利者，利益也。對自已有利的利益，我們會維護；對社會長遠發展有利的利益，我們更加會維護。可是，我們維護的利益都盡相同。價值觀，很虛無，難述之。但是可以肯定世上沒有完全一致的價值觀。在這麽多樣化的社會，政府真的掌握民意? 如果真的掌握，在這個政制之下那又是如何掌握?
差勁的建議書 = 準備善後
我的工作使我有機會編寫建議書。編寫建議書的目就是推薦建議給上司去批准開展計劃的下一步或實行計劃。經驗告訴我，一份可行而又不需花資源(即時間、金錢、人力，及更多)去善後的建議書，是必需作出很多的準備，而且要客觀及謹慎，內容更要明確及具體。準備的功夫包括，資料搜集、持份者的意見徵詢、及刻劃一個明確與具體的目標。客觀及謹慎的意思是，除了考慮好處外，建議的限制及不利的條件更不應被揚棄，而且還要考慮撤退(fallback) 的方案。最後，明確及具體的內容是不應使用模糊清，語意空洞能指的修辭。
有願/遠景(Vision) 是必需的，但是，說明願/遠景是在意見徵詢時做的，遞交建議書前才說明願/遠景，而且還打算用願/遠景去說服大家？這一定行不通。以這多個星期市民的反應來看，政府應該遞交了一份差勁的建議書，善後工作，指日可待。
平衡點在哪裏?
關於計劃的內部回報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興建高鐵後對香港GDP有何正面影響，以至各種難以量化的利益，我並沒有異議。我其實也是高鐵的當前潛在用家，因為經常需要到廣州去。但是，我並不歡喜。因為影響了太多街坊及市民的生活，我們都有選擇生活的自由吧。說一句為了大家及下一代的將來，所以大家便要遷就一下，委實是霸道。WIN-WIN-WIN 三贏，這個作為磋商者的三贏心態去了那裏?
感動 - 香港或許還有希望
8/1，在立法會外看見苦行對伍終於到達，我就在T字路口那裏，跟他們的距離很近。我被他們感動了，感動得鼻也酸了，肯好還沒流淚。撐高鐵的一伙人說: 再做沈默的大多數；撐高鐵，但反對假諮詢也使我對那伙犬儒的香港人有所改觀。還有斷食青年、” 大會搞手” 、吃胡椒噴條的青年…真的令我覺得香港或許還有希望。最後，這幾天的經歴使我更認真工作及更有責任感！因為做善後工作好笨。
在這三天裏，我呼吸了言論自由的清新空氣及集會的寶貴自由!
Andrew
669億 - 個位後9個零的數目
預計用來興建高鐵的669億用阿位伯數字寫出來是$69,000,000,00，那是個位後9個零的數目。有云平均每個香港人需付$10000去興建，用一半價錢便可投放到多個可以關懷社區發展的項目十數年等等。用一個自私的角度去看，假設各位是30歲，到了80歲才魂歸天國，每天便要花$3,778,234才可花光，真是很難才能花光。(題外話: 要洗完，唔係唔得，除非你打算私人”o庵”荷苞起高鐵，或者做聖人一嘢捐咗去。再唔係，滿足下虛榮心，走去杜拜起多5座塔包圍哈利發塔，一座都係110憶左右。再加一個題外話，杜拜地方咁大，又少人，座塔走去起到咁高，真係有違小學嗰陣話起高樓大厦係為咗解决地少人多呢個問題嘅”常識”)。
不能避免的爭拗 - 政府真的掌握民意?
預計花費669億，而且是以” 有利於社會長遠發展利益”為目的之項目，沒有爭拗?那才怪。利之所在加上價值觀的衝突嘛。利者，利益也。對自已有利的利益，我們會維護；對社會長遠發展有利的利益，我們更加會維護。可是，我們維護的利益都盡相同。價值觀，很虛無，難述之。但是可以肯定世上沒有完全一致的價值觀。在這麽多樣化的社會，政府真的掌握民意? 如果真的掌握，在這個政制之下那又是如何掌握?
差勁的建議書 = 準備善後
我的工作使我有機會編寫建議書。編寫建議書的目就是推薦建議給上司去批准開展計劃的下一步或實行計劃。經驗告訴我，一份可行而又不需花資源(即時間、金錢、人力，及更多)去善後的建議書，是必需作出很多的準備，而且要客觀及謹慎，內容更要明確及具體。準備的功夫包括，資料搜集、持份者的意見徵詢、及刻劃一個明確與具體的目標。客觀及謹慎的意思是，除了考慮好處外，建議的限制及不利的條件更不應被揚棄，而且還要考慮撤退(fallback) 的方案。最後，明確及具體的內容是不應使用模糊清，語意空洞能指的修辭。
有願/遠景(Vision) 是必需的，但是，說明願/遠景是在意見徵詢時做的，遞交建議書前才說明願/遠景，而且還打算用願/遠景去說服大家？這一定行不通。以這多個星期市民的反應來看，政府應該遞交了一份差勁的建議書，善後工作，指日可待。
平衡點在哪裏?
關於計劃的內部回報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興建高鐵後對香港GDP有何正面影響，以至各種難以量化的利益，我並沒有異議。我其實也是高鐵的當前潛在用家，因為經常需要到廣州去。但是，我並不歡喜。因為影響了太多街坊及市民的生活，我們都有選擇生活的自由吧。說一句為了大家及下一代的將來，所以大家便要遷就一下，委實是霸道。WIN-WIN-WIN 三贏，這個作為磋商者的三贏心態去了那裏?
感動 - 香港或許還有希望
8/1，在立法會外看見苦行對伍終於到達，我就在T字路口那裏，跟他們的距離很近。我被他們感動了，感動得鼻也酸了，肯好還沒流淚。撐高鐵的一伙人說: 再做沈默的大多數；撐高鐵，但反對假諮詢也使我對那伙犬儒的香港人有所改觀。還有斷食青年、” 大會搞手” 、吃胡椒噴條的青年…真的令我覺得香港或許還有希望。最後，這幾天的經歴使我更認真工作及更有責任感！因為做善後工作好笨。
在這三天裏，我呼吸了言論自由的清新空氣及集會的寶貴自由!
Andrew
2010年1月5日 星期二
揭秘“大蒜漲價”背後：誰主導價格漲落？
揭秘“大蒜漲價”背後：誰主導價格漲落？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8/8/5/101188518.html?coluid=6&kindid=29&docid=101188518&mdate=0105102855
Andru's remarks: A very good article outlined how benefit infiltrated to every stakeholders in a supply chain / economy, and, economic power relation between every stakeholders. Can apply on other economic activities.
Enjoy-
大蒜“暴漲百倍”神話下的眾生相
2009年末，媒體報道大蒜價格出現了三四十倍的瘋漲。本刊（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奔赴有“中國蒜都”之稱的山東金鄉，走進蒜農、儲存商、經紀人、配貨站、搬運工等人的生活，追蹤一頭大蒜從山東金鄉到北京新發地農貿市場680公里的旅程。所謂“價格暴漲百倍”的傳言，對他們清苦的生活來說，好像是一個戲弄他們的黑色幽默……
105國道穿越而過，將位於豫魯皖地區的山東金鄉縣城分為兩半。縣城南邊有一條路叫南店子街，街道的歷史久遠，有人說是因為古代這裡就有商埠，且地處城南，故稱之為南店子。
現在，這裡是中國大蒜交易最活躍的場所之一，開著小汽車而來的經紀人每天早早地匯聚在這裡，三五成群，交頭接耳。他們打探行情，撮合交易，這裡的市場報價對國內大蒜價格影響舉足輕重。
以這裡為中心，聚集了幾乎所有與蒜有關的人，做出口貿易的大老板、全國各地的大蒜買家、遙控指揮貨車司機的貨運經紀人、逆市而行的冷庫投資人、戴著棉線帽的外來搬運工，及離這裡不遠的村莊裡居住的蒜農等等。
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工業革命時代的流水線上的工人一般，這裡依賴大蒜為生的人也形成了各自的階層特征，甚至是生活習性，從他們的穿著和談吐，就能發現他們處在大蒜利益鏈條中的位置。他們既主導著大蒜價格的漲落，同時也被大蒜的價格變化所主導。
蒜農的算計
離開南店子，往幾公里外的地方走，這是魯西南平原上一望無際的農田。現在這個季節，薄膜覆蓋著蒜苗，一片白一片綠，遠看還以為是地上結了冰。今年的寒冬來得早，大蒜遭受凍害。金鄉縣城南郊桃園村支書周蓋勛蹲下來，撥動一根蒜葉說，“你看，這葉子黃了。”
穿著舊公安制服的周蓋勛是桃園村300來戶蒜農中普通的一戶。在他家一個不起眼的農宅小院裡，除了光禿禿的兩棵柿子樹外，從地下到樓上，到處是蒜皮、蒜杆。他把大蒜的用途發揮到了極致。
蒜皮是收購來的，往年是免費的，今年隨著大蒜的價格上漲，蒜皮也收錢了，一車四五十袋，要400元。周蓋勛每天下午開著農用三輪摩托去加工廠拉蒜皮。這些蒜皮中總有一些有用的蒜瓣，周蓋勛和老婆就在冬天暖融融的陽光下，將剩餘不多的蒜瓣從蒜皮中分離出來，蒜瓣賣的錢就可以買回這車蒜皮了。
蒜皮呢？喂羊，他家養了幾十頭羊，蒜皮是羊的主食，吃蒜皮長大的羊肉質鮮嫩，比外地拉來的羊味道要好。
在記者到來的一個月前，北京的菜市場大蒜價格最高達到了3.9元每公斤，金鄉南店子市場的出庫價最高達到3.5元。不過，這個時候的漲價已與周蓋勛沒有多大關係，大蒜常溫下不易保存，必須在7月底前售完。
蒜農們看到蒜價瘋漲還是不免有些後悔。在經歷了連續兩年的價格暴跌後，他們錯誤估計了形勢，大幅減少了種植面積。以桃園村為例，以往每年大蒜的種植面積達1200畝（全村總共1300畝地），2009年的種植面積只有700畝左右。
周蓋勛也打錯了算盤。他家有4畝地，卻只種了2畝大蒜。一畝地，300斤蒜種，能產出2000斤大蒜和300斤蒜苔。算下來，蒜農種植大蒜的盈虧平衡點是0.9元左右／市斤。這個價格當然不是每年都能達到，前兩年的收購價只有幾毛錢，蒜農們都虧了。
周蓋勛其實已經觀察到了今年大蒜種植面積大幅減少，收購價從最初的7角、8角一路上漲，一直漲到了2.8元。在漲到1.58元的時候，他把自家的4000斤大蒜全賣了，他覺得這個價格已經夠好了。
這是他家今年的主要收入之一，此外，周蓋勛的老婆閑的時候去大蒜加工廠打工，將大蒜按直徑6公分以上、4公分以下分類，還要用一種金鄉特有的刮蒜刀刮底，去雜皮。一斤蒜約有4個左右，重複4遍以上這樣瑣細而繁雜的手工活，她可以獲得8分錢的收入，每天要重複上千遍，一天的收入三四十元。周蓋勛自己有力氣的時候，就去扛包，扛一噸大蒜能掙10元錢。他的兒子在冷庫上班，技術活，一個月有幾百元的收入。
大蒜產業養活了金鄉許許多多像周蓋勛家一樣的蒜農，按金鄉縣委宣傳部提供的官方資料介紹，金鄉縣常年種植大蒜面積60萬畝，如果以一戶3畝地計算，則有20萬個家庭以種大蒜為生。
這些分散在魯西南平原上的蒜農們就像河裡的魚兒一樣，當它們發現誘餌時，群起而追。這些蒜農們發現蒜價上漲，來年就會迅速增加種植面積。如果一旦連續虧損，他們寧願種上不值錢的麥子。
逆市而行的冷庫
從南店子市場往南走，在去往桃園村的路上，兩旁排列著幾十家冷庫。這片地方本來也是一片農田或農宅，當建設冷庫的利潤比種大蒜的利潤高出許多倍後，這些有眼光的投資者就開始“種冷庫”，雖然國家三令五申嚴禁改變農地的用途。
過去金鄉的蒜農們拉著大板車，把大蒜賣給全縣唯一的買主——外貿局，還總是擔心蒜孬沒人要。有了冷庫以後，大蒜的種植面積迅速擴大，經紀人則可以把大蒜變為一個四季常青的交易。
相比於種植大蒜的區區數千元的投資來說，冷庫的投資大得多。一個冷庫至少有一個儲存洞，儲量一般為700噸，投資需要幾十萬，運行的頭幾個月每個月的電費就要上萬元。一旦操作不慎，冷庫溫度不適，引起黴變，冷庫老板就可能血本無歸。
桃園村附近的冷庫老板不少就是本村人，有的比周蓋勛年紀小，碰到他就喊他老哥，但周蓋勛玩不起冷庫，他沒有這個資本。
如種大蒜一樣，行情有好有壞，冷庫的好日子只屬於發展的初期，現在已經一去不複返了。1994年，金鄉縣的冷庫不到10家，現在已經有700多家。冷庫市場的飽和形成了逆大蒜周期的行情——蒜價好的時候，庫存少，冷庫老板不賺錢。
周繼鋒的冷庫位於桃園村南邊，在一片蒜田包圍之中。冬日的陽光照射下，“繼峰冷庫”4個金黃色的大字閃閃發光。這位55歲的冷庫老板和老婆搭了個灶台做飯——白菜豆腐雜燴、小米羹、白饃，菜裡面沒有肉。周繼鋒最初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就是冷庫老板，在布滿灰塵和堆滿雜物的經理辦公室裡，他以“看門人”的身份和記者談起大蒜。
他滿臉愁苦，腦子裡卻有一本非常明白的賬。這家冷庫是他和親戚朋友們2006年一起投資136萬建造的。在做出這個決定前，他還是一名小學教師，兒子在當地一家銀行工作，發現建冷庫賺錢後，發動親戚朋友集資，再通過銀行貸款凑齊了這筆“巨款”。
2002年至2006年是金鄉大蒜的黃金時期，種植面積持續擴大，冷庫也不斷增加，只要有蒜就能售出，種蒜人和冷庫老板從沒有遇到大的風險。2006年蒜價創歷史之最，金鄉市場報價達到4.28元／斤，至今也未能超過。
2007年，金鄉大蒜市場出現轉折性的一幕，這一幕似乎是人為操控，也似乎是大轉折到來的前兆。某蒜商從外地每天拉來上百噸的大蒜放在南店子市場低價出售，“四五台大卡車，每天拉來，持續了一個多禮拜。”市場的信心隨之動搖，價格開始暴跌。至今，當地許多人對這件事記憶深刻，他們認為是有人通過做低現貨市場的價格，在電子交易市場上獲利。
此後，金鄉大蒜此後進入了為期兩年的漫長調整期，蒜價最低的時候達到8分錢／斤，農民虧損，經紀人跳樓。兩年虧損後，種植面積大幅減少，今年大蒜價格扶搖直上，一路看漲。
然而，冷庫並沒有等來好時光，相反卻是最慘淡的年份。冷庫的過剩直接導致行內惡性競爭。前年，一噸大蒜的儲存費高達400元，而現在卻只有180元。即使如此低的價格，桃園村南邊4家冷庫的10個洞，只存了3個洞。
周繼鋒算了一本賬，冷庫正常運行，除去電費、水費、人工費、租金等等，一年的利潤還不到2萬元。他認為，160元／噸是這個行業的盈虧平衡點，低於這個數字，冷庫運行也是賠本。
大蒜行情好，收錢的部門就多了。周繼鋒的老婆憤憤不平，他被逼得想自殺，“水是自己打的井裡的，制冷後水又到地下去了，這些人來強行收水費，一個洞一年要一萬元……”
對周繼鋒兩口子來說，他必須熬過這個寒冬，等待下一年大蒜的儲量大增。
靠貨為生
冷庫是大蒜交易中的中樞，連接冷庫和分散市場的紐帶則是貨物運輸。
在金鄉汽車站下車後，沿105國道往南走1000米左右，配貨站一家接一家，他們是冷庫和長途貨運司機的信息中心。
聯運公司配貨站老板程友福，正式身份是金鄉水利局的公務員，但不用上班，只需要一周去一次水利管理所。他饒有興致地向記者講述他這個行當的門道，長途司機日夜兼程超載運輸，每年年終，為了獲得更多的貨運機會還得拿條好煙好酒給配貨站的老板送禮，配貨站老板則通過請吃飯等方法，拉攏冷庫老板，希望獲得更多的貨運信息。
程友福每年花500元錢在一本交通地圖册上做廣告，上面還有自己的照片。通過“管車寶”軟件，他只要接通司機的電話就能在網上看到司機所處的地點。“這個行業，電話費越多說明生意越不好做。電話少，說明貨主和車主給你打電話。”他一年的電話費只有6000元，生意自然做得不錯。
對他來說，最大的風險是用陌生司機，司機如果半途把貨物私吞了，他就得承擔賠償責任。他的利潤來自於信息費，運費超過1萬元以內的每筆收100元，以從金鄉到北京為例，28噸位的貨車一般實際載重60噸，運費100元／噸。運費達到6000元，他另收100元。司機所收的6000元運費中，又被分解為加油費、過路過橋費、超載罰款費等等。
沿著程友福的配貨站再往南走，幾百米遠的地方，十字路口西邊聚集著一群戴著暗色棉線帽、穿著軍用棉大衣、背著手工袋的人。為了抵禦寒冷，他們本能地佝僂著背，雙手插在口袋裡捂緊棉大衣。
這是一群搬運工。程友福有時候也會幫貨主找搬運工，吆喝一嗓子就能聚集一大批人。他們憑苦力吃飯，等活計的唯一辦法，就是站在風力最大的十字路口上。
冬天“人多活少價錢低”，一噸大蒜的搬運費已經降到10元。一噸大蒜2000斤，一袋大蒜85斤左右，為了這10元錢，搬運工要在冷庫和大貨車之間扛著包來回走20多趟，整個過程需要一個小時。
夏天幹活更辛苦，冷庫內外溫差達30多度，冰火兩重天。搬運工隨身帶的包裡裝著幹活時穿的衣服、帽子。一般他們幹完活後，在汗水尚未蒸發之前必須迅速穿上棉大衣，否則會感冒或患關節疾病。
44歲的王更雷來自70公里外的單縣，他已經在這裡做了六七年。正常情況下，他一天除去夥食費和住宿費，外加5元一包的將軍煙，只能剩下30元。他們和工友們一起住在一個沒有掛牌的破舊旅館，大通鋪占滿了整個房子的空間，一個房間住一二十人，每天晚上只需要2元錢。
這些賣苦力賺來的錢，要用來補貼孩子的學費和老人的醫藥費，他們老家只種玉米和小麥，不值錢，他們羨慕金鄉的農民，種大蒜就能掙錢。
市場裡的經紀人
距離這群搬運工聚集地幾百米遠的地方，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小汽車無序地停放在路邊，一群人衣著普通，他們交頭接耳，或低聲細語，或以手勢代替語言。
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這群人決定了大蒜的價格，他們是大蒜經紀人。他們在這裡不僅僅打探行情，同時也觀察附近冷庫每天的出貨量，為了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有的人甚至專門到國道收費站蹲點一天，計算有多少輛運大蒜的貨車。
49歲的李春廷是一名經紀人，他總是擺一把落地秤、一輛三輪無棚摩托車在南店子市場東北角，紅色的蒜袋裝著半袋蒜。他個子不高，身體結實，有一張飽經風霜的臉。記者第二次見到他時，他剛撮合了一筆生意，一個外地老板要了13噸大蒜，他得了100元的傭金，他為此花了幾十元的打的費，去冷庫幫人看貨，另外還有幾元錢長途電話費。
這樁生意是“明買明賣”，傭金價格只有5厘／斤，按正常行情，傭金應當是1分／斤。那天，大蒜行情終於打破了在3.1元左右的僵局，跌為2.9元，惜賣的儲貨商開始出貨。他已經有好幾天沒有撮合成一筆業務。
李春廷和老婆租住在離南店子不遠的一處平房裡，房間收拾得幹乾淨淨，一年的租金1800元。他每天早晨7點起床，晚上五六點從市場上回家，每個月夫妻倆能賺3000元，供兩個孩子上學。
李春廷說自己是一個單純的經紀人，按他的說法，“發財的人都是靠向客戶報虛假信息而獲利。” 聯運公司配貨站老板程友福就遇到一回這樣的情況，他的一個北京客戶買蒜，金鄉市場的報價是0.71元，而他的北京客戶委托的經紀人卻報0.8元，每斤差價就將近1角。程友福揭穿後，那個客戶再也不與這個經紀人打交道。
不過，真正決定經紀人實力的，不在於其誠信度，而在於自有資本金的多少。這也是冷庫老板對抗市場周期的辦法，他們通過自有資金收儲大蒜，只要市場看得准，肯定能賺錢。
前兩年大蒜價格低，有的外地客商賠得連儲存費都交不起，最後只能把大蒜放在庫裡作為儲存費，這批進價只有幾毛錢的大蒜，儲存兩年之後，到今年出售，則成了翻番十多倍的寶貝。
之前有媒體報道大蒜價格瘋漲，其計算方式正是基於最低的收購價格時期收儲，而在最高的市場價時賣出。
來自金鄉的蒜商許傑和他的合作夥伴既是經紀人，也是存貨商。這次他以為大蒜價格會一路高漲，在3.68元時他們在南店子市場收購了一批大蒜，結果價格卻在回落，北京的大蒜價格也僅為3.75元，他狠下心來，省去中間環節，把大蒜直接拉到北京賣。
這是他們第一次來北京新發地市場賣蒜，北京寒潮來襲，晚上最低溫度將近零下10度。在市場附近的一家東北小菜館，酒過三旬之後，他們開始試圖說服一個老鄉替他今晚在車上睡，對方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蓋三床被子晚上還會凍醒。”
可是，如果叫了不熟的人，每天晚上要給看護人100元錢，還擔心監守自盜，每袋裡扒一斤蒜，損失就好幾百塊。
金鄉蒜農
↓
小商小販上門收購
↓
冷庫
↓
搬運工／加工工人
↓
經紀人或中間商
↓
配貨站和長途貨運司機
↓
中間商
↓
北京的消費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8/8/5/101188518.html?coluid=6&kindid=29&docid=101188518&mdate=0105102855
Andru's remarks: A very good article outlined how benefit infiltrated to every stakeholders in a supply chain / economy, and, economic power relation between every stakeholders. Can apply on other economic activities.
Enjoy-
大蒜“暴漲百倍”神話下的眾生相
2009年末，媒體報道大蒜價格出現了三四十倍的瘋漲。本刊（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奔赴有“中國蒜都”之稱的山東金鄉，走進蒜農、儲存商、經紀人、配貨站、搬運工等人的生活，追蹤一頭大蒜從山東金鄉到北京新發地農貿市場680公里的旅程。所謂“價格暴漲百倍”的傳言，對他們清苦的生活來說，好像是一個戲弄他們的黑色幽默……
105國道穿越而過，將位於豫魯皖地區的山東金鄉縣城分為兩半。縣城南邊有一條路叫南店子街，街道的歷史久遠，有人說是因為古代這裡就有商埠，且地處城南，故稱之為南店子。
現在，這裡是中國大蒜交易最活躍的場所之一，開著小汽車而來的經紀人每天早早地匯聚在這裡，三五成群，交頭接耳。他們打探行情，撮合交易，這裡的市場報價對國內大蒜價格影響舉足輕重。
以這裡為中心，聚集了幾乎所有與蒜有關的人，做出口貿易的大老板、全國各地的大蒜買家、遙控指揮貨車司機的貨運經紀人、逆市而行的冷庫投資人、戴著棉線帽的外來搬運工，及離這裡不遠的村莊裡居住的蒜農等等。
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工業革命時代的流水線上的工人一般，這裡依賴大蒜為生的人也形成了各自的階層特征，甚至是生活習性，從他們的穿著和談吐，就能發現他們處在大蒜利益鏈條中的位置。他們既主導著大蒜價格的漲落，同時也被大蒜的價格變化所主導。
蒜農的算計
離開南店子，往幾公里外的地方走，這是魯西南平原上一望無際的農田。現在這個季節，薄膜覆蓋著蒜苗，一片白一片綠，遠看還以為是地上結了冰。今年的寒冬來得早，大蒜遭受凍害。金鄉縣城南郊桃園村支書周蓋勛蹲下來，撥動一根蒜葉說，“你看，這葉子黃了。”
穿著舊公安制服的周蓋勛是桃園村300來戶蒜農中普通的一戶。在他家一個不起眼的農宅小院裡，除了光禿禿的兩棵柿子樹外，從地下到樓上，到處是蒜皮、蒜杆。他把大蒜的用途發揮到了極致。
蒜皮是收購來的，往年是免費的，今年隨著大蒜的價格上漲，蒜皮也收錢了，一車四五十袋，要400元。周蓋勛每天下午開著農用三輪摩托去加工廠拉蒜皮。這些蒜皮中總有一些有用的蒜瓣，周蓋勛和老婆就在冬天暖融融的陽光下，將剩餘不多的蒜瓣從蒜皮中分離出來，蒜瓣賣的錢就可以買回這車蒜皮了。
蒜皮呢？喂羊，他家養了幾十頭羊，蒜皮是羊的主食，吃蒜皮長大的羊肉質鮮嫩，比外地拉來的羊味道要好。
在記者到來的一個月前，北京的菜市場大蒜價格最高達到了3.9元每公斤，金鄉南店子市場的出庫價最高達到3.5元。不過，這個時候的漲價已與周蓋勛沒有多大關係，大蒜常溫下不易保存，必須在7月底前售完。
蒜農們看到蒜價瘋漲還是不免有些後悔。在經歷了連續兩年的價格暴跌後，他們錯誤估計了形勢，大幅減少了種植面積。以桃園村為例，以往每年大蒜的種植面積達1200畝（全村總共1300畝地），2009年的種植面積只有700畝左右。
周蓋勛也打錯了算盤。他家有4畝地，卻只種了2畝大蒜。一畝地，300斤蒜種，能產出2000斤大蒜和300斤蒜苔。算下來，蒜農種植大蒜的盈虧平衡點是0.9元左右／市斤。這個價格當然不是每年都能達到，前兩年的收購價只有幾毛錢，蒜農們都虧了。
周蓋勛其實已經觀察到了今年大蒜種植面積大幅減少，收購價從最初的7角、8角一路上漲，一直漲到了2.8元。在漲到1.58元的時候，他把自家的4000斤大蒜全賣了，他覺得這個價格已經夠好了。
這是他家今年的主要收入之一，此外，周蓋勛的老婆閑的時候去大蒜加工廠打工，將大蒜按直徑6公分以上、4公分以下分類，還要用一種金鄉特有的刮蒜刀刮底，去雜皮。一斤蒜約有4個左右，重複4遍以上這樣瑣細而繁雜的手工活，她可以獲得8分錢的收入，每天要重複上千遍，一天的收入三四十元。周蓋勛自己有力氣的時候，就去扛包，扛一噸大蒜能掙10元錢。他的兒子在冷庫上班，技術活，一個月有幾百元的收入。
大蒜產業養活了金鄉許許多多像周蓋勛家一樣的蒜農，按金鄉縣委宣傳部提供的官方資料介紹，金鄉縣常年種植大蒜面積60萬畝，如果以一戶3畝地計算，則有20萬個家庭以種大蒜為生。
這些分散在魯西南平原上的蒜農們就像河裡的魚兒一樣，當它們發現誘餌時，群起而追。這些蒜農們發現蒜價上漲，來年就會迅速增加種植面積。如果一旦連續虧損，他們寧願種上不值錢的麥子。
逆市而行的冷庫
從南店子市場往南走，在去往桃園村的路上，兩旁排列著幾十家冷庫。這片地方本來也是一片農田或農宅，當建設冷庫的利潤比種大蒜的利潤高出許多倍後，這些有眼光的投資者就開始“種冷庫”，雖然國家三令五申嚴禁改變農地的用途。
過去金鄉的蒜農們拉著大板車，把大蒜賣給全縣唯一的買主——外貿局，還總是擔心蒜孬沒人要。有了冷庫以後，大蒜的種植面積迅速擴大，經紀人則可以把大蒜變為一個四季常青的交易。
相比於種植大蒜的區區數千元的投資來說，冷庫的投資大得多。一個冷庫至少有一個儲存洞，儲量一般為700噸，投資需要幾十萬，運行的頭幾個月每個月的電費就要上萬元。一旦操作不慎，冷庫溫度不適，引起黴變，冷庫老板就可能血本無歸。
桃園村附近的冷庫老板不少就是本村人，有的比周蓋勛年紀小，碰到他就喊他老哥，但周蓋勛玩不起冷庫，他沒有這個資本。
如種大蒜一樣，行情有好有壞，冷庫的好日子只屬於發展的初期，現在已經一去不複返了。1994年，金鄉縣的冷庫不到10家，現在已經有700多家。冷庫市場的飽和形成了逆大蒜周期的行情——蒜價好的時候，庫存少，冷庫老板不賺錢。
周繼鋒的冷庫位於桃園村南邊，在一片蒜田包圍之中。冬日的陽光照射下，“繼峰冷庫”4個金黃色的大字閃閃發光。這位55歲的冷庫老板和老婆搭了個灶台做飯——白菜豆腐雜燴、小米羹、白饃，菜裡面沒有肉。周繼鋒最初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就是冷庫老板，在布滿灰塵和堆滿雜物的經理辦公室裡，他以“看門人”的身份和記者談起大蒜。
他滿臉愁苦，腦子裡卻有一本非常明白的賬。這家冷庫是他和親戚朋友們2006年一起投資136萬建造的。在做出這個決定前，他還是一名小學教師，兒子在當地一家銀行工作，發現建冷庫賺錢後，發動親戚朋友集資，再通過銀行貸款凑齊了這筆“巨款”。
2002年至2006年是金鄉大蒜的黃金時期，種植面積持續擴大，冷庫也不斷增加，只要有蒜就能售出，種蒜人和冷庫老板從沒有遇到大的風險。2006年蒜價創歷史之最，金鄉市場報價達到4.28元／斤，至今也未能超過。
2007年，金鄉大蒜市場出現轉折性的一幕，這一幕似乎是人為操控，也似乎是大轉折到來的前兆。某蒜商從外地每天拉來上百噸的大蒜放在南店子市場低價出售，“四五台大卡車，每天拉來，持續了一個多禮拜。”市場的信心隨之動搖，價格開始暴跌。至今，當地許多人對這件事記憶深刻，他們認為是有人通過做低現貨市場的價格，在電子交易市場上獲利。
此後，金鄉大蒜此後進入了為期兩年的漫長調整期，蒜價最低的時候達到8分錢／斤，農民虧損，經紀人跳樓。兩年虧損後，種植面積大幅減少，今年大蒜價格扶搖直上，一路看漲。
然而，冷庫並沒有等來好時光，相反卻是最慘淡的年份。冷庫的過剩直接導致行內惡性競爭。前年，一噸大蒜的儲存費高達400元，而現在卻只有180元。即使如此低的價格，桃園村南邊4家冷庫的10個洞，只存了3個洞。
周繼鋒算了一本賬，冷庫正常運行，除去電費、水費、人工費、租金等等，一年的利潤還不到2萬元。他認為，160元／噸是這個行業的盈虧平衡點，低於這個數字，冷庫運行也是賠本。
大蒜行情好，收錢的部門就多了。周繼鋒的老婆憤憤不平，他被逼得想自殺，“水是自己打的井裡的，制冷後水又到地下去了，這些人來強行收水費，一個洞一年要一萬元……”
對周繼鋒兩口子來說，他必須熬過這個寒冬，等待下一年大蒜的儲量大增。
靠貨為生
冷庫是大蒜交易中的中樞，連接冷庫和分散市場的紐帶則是貨物運輸。
在金鄉汽車站下車後，沿105國道往南走1000米左右，配貨站一家接一家，他們是冷庫和長途貨運司機的信息中心。
聯運公司配貨站老板程友福，正式身份是金鄉水利局的公務員，但不用上班，只需要一周去一次水利管理所。他饒有興致地向記者講述他這個行當的門道，長途司機日夜兼程超載運輸，每年年終，為了獲得更多的貨運機會還得拿條好煙好酒給配貨站的老板送禮，配貨站老板則通過請吃飯等方法，拉攏冷庫老板，希望獲得更多的貨運信息。
程友福每年花500元錢在一本交通地圖册上做廣告，上面還有自己的照片。通過“管車寶”軟件，他只要接通司機的電話就能在網上看到司機所處的地點。“這個行業，電話費越多說明生意越不好做。電話少，說明貨主和車主給你打電話。”他一年的電話費只有6000元，生意自然做得不錯。
對他來說，最大的風險是用陌生司機，司機如果半途把貨物私吞了，他就得承擔賠償責任。他的利潤來自於信息費，運費超過1萬元以內的每筆收100元，以從金鄉到北京為例，28噸位的貨車一般實際載重60噸，運費100元／噸。運費達到6000元，他另收100元。司機所收的6000元運費中，又被分解為加油費、過路過橋費、超載罰款費等等。
沿著程友福的配貨站再往南走，幾百米遠的地方，十字路口西邊聚集著一群戴著暗色棉線帽、穿著軍用棉大衣、背著手工袋的人。為了抵禦寒冷，他們本能地佝僂著背，雙手插在口袋裡捂緊棉大衣。
這是一群搬運工。程友福有時候也會幫貨主找搬運工，吆喝一嗓子就能聚集一大批人。他們憑苦力吃飯，等活計的唯一辦法，就是站在風力最大的十字路口上。
冬天“人多活少價錢低”，一噸大蒜的搬運費已經降到10元。一噸大蒜2000斤，一袋大蒜85斤左右，為了這10元錢，搬運工要在冷庫和大貨車之間扛著包來回走20多趟，整個過程需要一個小時。
夏天幹活更辛苦，冷庫內外溫差達30多度，冰火兩重天。搬運工隨身帶的包裡裝著幹活時穿的衣服、帽子。一般他們幹完活後，在汗水尚未蒸發之前必須迅速穿上棉大衣，否則會感冒或患關節疾病。
44歲的王更雷來自70公里外的單縣，他已經在這裡做了六七年。正常情況下，他一天除去夥食費和住宿費，外加5元一包的將軍煙，只能剩下30元。他們和工友們一起住在一個沒有掛牌的破舊旅館，大通鋪占滿了整個房子的空間，一個房間住一二十人，每天晚上只需要2元錢。
這些賣苦力賺來的錢，要用來補貼孩子的學費和老人的醫藥費，他們老家只種玉米和小麥，不值錢，他們羨慕金鄉的農民，種大蒜就能掙錢。
市場裡的經紀人
距離這群搬運工聚集地幾百米遠的地方，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小汽車無序地停放在路邊，一群人衣著普通，他們交頭接耳，或低聲細語，或以手勢代替語言。
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這群人決定了大蒜的價格，他們是大蒜經紀人。他們在這裡不僅僅打探行情，同時也觀察附近冷庫每天的出貨量，為了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有的人甚至專門到國道收費站蹲點一天，計算有多少輛運大蒜的貨車。
49歲的李春廷是一名經紀人，他總是擺一把落地秤、一輛三輪無棚摩托車在南店子市場東北角，紅色的蒜袋裝著半袋蒜。他個子不高，身體結實，有一張飽經風霜的臉。記者第二次見到他時，他剛撮合了一筆生意，一個外地老板要了13噸大蒜，他得了100元的傭金，他為此花了幾十元的打的費，去冷庫幫人看貨，另外還有幾元錢長途電話費。
這樁生意是“明買明賣”，傭金價格只有5厘／斤，按正常行情，傭金應當是1分／斤。那天，大蒜行情終於打破了在3.1元左右的僵局，跌為2.9元，惜賣的儲貨商開始出貨。他已經有好幾天沒有撮合成一筆業務。
李春廷和老婆租住在離南店子不遠的一處平房裡，房間收拾得幹乾淨淨，一年的租金1800元。他每天早晨7點起床，晚上五六點從市場上回家，每個月夫妻倆能賺3000元，供兩個孩子上學。
李春廷說自己是一個單純的經紀人，按他的說法，“發財的人都是靠向客戶報虛假信息而獲利。” 聯運公司配貨站老板程友福就遇到一回這樣的情況，他的一個北京客戶買蒜，金鄉市場的報價是0.71元，而他的北京客戶委托的經紀人卻報0.8元，每斤差價就將近1角。程友福揭穿後，那個客戶再也不與這個經紀人打交道。
不過，真正決定經紀人實力的，不在於其誠信度，而在於自有資本金的多少。這也是冷庫老板對抗市場周期的辦法，他們通過自有資金收儲大蒜，只要市場看得准，肯定能賺錢。
前兩年大蒜價格低，有的外地客商賠得連儲存費都交不起，最後只能把大蒜放在庫裡作為儲存費，這批進價只有幾毛錢的大蒜，儲存兩年之後，到今年出售，則成了翻番十多倍的寶貝。
之前有媒體報道大蒜價格瘋漲，其計算方式正是基於最低的收購價格時期收儲，而在最高的市場價時賣出。
來自金鄉的蒜商許傑和他的合作夥伴既是經紀人，也是存貨商。這次他以為大蒜價格會一路高漲，在3.68元時他們在南店子市場收購了一批大蒜，結果價格卻在回落，北京的大蒜價格也僅為3.75元，他狠下心來，省去中間環節，把大蒜直接拉到北京賣。
這是他們第一次來北京新發地市場賣蒜，北京寒潮來襲，晚上最低溫度將近零下10度。在市場附近的一家東北小菜館，酒過三旬之後，他們開始試圖說服一個老鄉替他今晚在車上睡，對方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蓋三床被子晚上還會凍醒。”
可是，如果叫了不熟的人，每天晚上要給看護人100元錢，還擔心監守自盜，每袋裡扒一斤蒜，損失就好幾百塊。
金鄉蒜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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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小販上門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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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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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工／加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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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人或中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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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貨站和長途貨運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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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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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消費
謝瑋陞﹕搖頭丸與青少年文化
面對新興毒品對青少年的威脅，與其持續製造道德恐慌，倒不如切切實實的了解青少年的毒品文化更為實際。過往30年，香港政府成功建立了拋妻棄子、「連老母錢都搶」的道友形象；莘莘學子，大好前途，一碰毒品就一夜成魔，變成「口水鼻涕流」的社會敗類。我們成功製造了對白粉的道德恐慌，就連筆者曾經訪問過的K仔拆家都話：「白粉千祈唔好掂，掂邊個死邊個，大佬話明掂親斬手指呀！」就連黑社會都知道白粉害人，抱憾終身，可見香港社會對毒品的道德批判何其深刻。
不過，如果連一個K仔拆家都知道白粉害人，卻每天經營K仔士多，明言索K、Fing頭就好似食朱古力那樣普通的話，我們就有必要探究，年輕人為何對毒品有全新演繹，為何索K、Fing頭與白粉有別，為何日索夜索都只當消閒，不算上癮。因此，索K、Fing頭並不單只是一個社會道德議題，而且更是一個青少年文化議題。只可惜近十年本地有關研究不多，亦少有系統闡述青少年索K、Fing頭的歷史。
英國受搖頭丸問題影響超過20年，其影響之大可說是一場青少年文化運動。Matthew Collin與John Godfrey都是傳媒人、雜誌編輯，用了近10年時間進行資料蒐集，於1997年終於成書：《Altered State: The Story of Ecstasy Culture and Acid House》，為要完整記錄由搖頭丸引發的青少年文化運動。中譯本於幾年前出版，由台灣編輯翻譯，譯名《迷幻異域——快樂丸與青少年文化的故事》。作者明言於1988年於曼徹斯特的一個夜晚一顆小小的搖頭丸膠囊讓他「攀登人類經驗的高峰」（reached the peak of human experience），而作者探討英國青少年藥物文化的歷程亦由這粒小小的膠囊開始。
搖頭丸與海洛英不同，並非鴉片類藥物，而本身亦沒有醫藥功用（海洛英於1874年發明起便有用作為代替嗎啡的強效止痛藥），最早於1914年的平安夜由德國的默克藥廠（Merck pharmaceutical company）製造並申請專利，束之高閣數十年後被美國於冷戰時期用作研發軍事用途藥物，到1960年代才由英國化學家Gordon Alles及來自美國加州的Alexander Shulgin再製合成。Dr. Shulgin專門研究開發讓人「心靈解放」的迷幻藥，在自家後園開辦「試藥會」幾十年，真正是「high」鼻祖。搖頭丸是他的得意之作，起初只流傳於部分醫學界人士，後來經一位心理學家朋友Leo Zuff大力提倡，用家愈來愈多，口碑好，一傳十，十傳百，最後流入年輕人市場。
搖頭丸歷史是立體文化現象
《迷幻異域》嘗試闡述的是過去20年一種毒品的流行版圖，當中涉及一種青年文化的形成，以及與主流政治生態的關係。搖頭丸由一個地中海小島派對開始，從專業人士的秘密玩意流傳到英美等地，成為年輕人新玩物。在英國，搖頭丸結合1980年代初崛起的電子音樂，產生house音樂新曲風，將年輕一代由足球流氓變成跳舞達人；在美國，搖頭丸率先登陸波士頓，再經芝加哥黑人同志舞廳洗禮，同樣掀動一場流行革命。當然，同場加映必然包括英國警方高調掃場取締rave party，幫會介入搖頭丸分銷代理，派對搞手於黑幫警方兩邊周旋等傳統警匪片情節。
不過，《迷幻異域》呈現的並非單純的道德審判正邪角力，對毒品故事的詮釋亦不止於醫學界及執法機關，當中更包括唱片業界、舞曲音樂製作人、毒品拆家、rave party搞手，以及青年用家的親身陳述。作者羅列的搖頭丸歷史是一個立體的文化現象，對毒品、音樂、政治生態、社會制約等範疇都帶來巨大衝擊。正如青少年毒品問題並不單純是道德問題一樣，索K當消閒的社會現象並不是簡單一句say no to drugs可以解讀。要更立體的詮釋香港的毒品問題，我們或者需要有系統的書寫一篇香港的「索K、Fing頭史」，而不止於清一色的浪子回頭毒海浮生。
作者是中文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
不過，如果連一個K仔拆家都知道白粉害人，卻每天經營K仔士多，明言索K、Fing頭就好似食朱古力那樣普通的話，我們就有必要探究，年輕人為何對毒品有全新演繹，為何索K、Fing頭與白粉有別，為何日索夜索都只當消閒，不算上癮。因此，索K、Fing頭並不單只是一個社會道德議題，而且更是一個青少年文化議題。只可惜近十年本地有關研究不多，亦少有系統闡述青少年索K、Fing頭的歷史。
英國受搖頭丸問題影響超過20年，其影響之大可說是一場青少年文化運動。Matthew Collin與John Godfrey都是傳媒人、雜誌編輯，用了近10年時間進行資料蒐集，於1997年終於成書：《Altered State: The Story of Ecstasy Culture and Acid House》，為要完整記錄由搖頭丸引發的青少年文化運動。中譯本於幾年前出版，由台灣編輯翻譯，譯名《迷幻異域——快樂丸與青少年文化的故事》。作者明言於1988年於曼徹斯特的一個夜晚一顆小小的搖頭丸膠囊讓他「攀登人類經驗的高峰」（reached the peak of human experience），而作者探討英國青少年藥物文化的歷程亦由這粒小小的膠囊開始。
搖頭丸與海洛英不同，並非鴉片類藥物，而本身亦沒有醫藥功用（海洛英於1874年發明起便有用作為代替嗎啡的強效止痛藥），最早於1914年的平安夜由德國的默克藥廠（Merck pharmaceutical company）製造並申請專利，束之高閣數十年後被美國於冷戰時期用作研發軍事用途藥物，到1960年代才由英國化學家Gordon Alles及來自美國加州的Alexander Shulgin再製合成。Dr. Shulgin專門研究開發讓人「心靈解放」的迷幻藥，在自家後園開辦「試藥會」幾十年，真正是「high」鼻祖。搖頭丸是他的得意之作，起初只流傳於部分醫學界人士，後來經一位心理學家朋友Leo Zuff大力提倡，用家愈來愈多，口碑好，一傳十，十傳百，最後流入年輕人市場。
搖頭丸歷史是立體文化現象
《迷幻異域》嘗試闡述的是過去20年一種毒品的流行版圖，當中涉及一種青年文化的形成，以及與主流政治生態的關係。搖頭丸由一個地中海小島派對開始，從專業人士的秘密玩意流傳到英美等地，成為年輕人新玩物。在英國，搖頭丸結合1980年代初崛起的電子音樂，產生house音樂新曲風，將年輕一代由足球流氓變成跳舞達人；在美國，搖頭丸率先登陸波士頓，再經芝加哥黑人同志舞廳洗禮，同樣掀動一場流行革命。當然，同場加映必然包括英國警方高調掃場取締rave party，幫會介入搖頭丸分銷代理，派對搞手於黑幫警方兩邊周旋等傳統警匪片情節。
不過，《迷幻異域》呈現的並非單純的道德審判正邪角力，對毒品故事的詮釋亦不止於醫學界及執法機關，當中更包括唱片業界、舞曲音樂製作人、毒品拆家、rave party搞手，以及青年用家的親身陳述。作者羅列的搖頭丸歷史是一個立體的文化現象，對毒品、音樂、政治生態、社會制約等範疇都帶來巨大衝擊。正如青少年毒品問題並不單純是道德問題一樣，索K當消閒的社會現象並不是簡單一句say no to drugs可以解讀。要更立體的詮釋香港的毒品問題，我們或者需要有系統的書寫一篇香港的「索K、Fing頭史」，而不止於清一色的浪子回頭毒海浮生。
作者是中文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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