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這樣理解命運。
我們的命運是由一連串的事件組合出來。任何一個事件都可以獨立於其他事件，但是，也可以是藕斷絲連，互有關聯。
每一件事件的發生都有其因與其果。
事件的發生可以由我們的意志所直接產生或，事件是與我們的意志所直接產生(Direct relation) 的事件有所相關(Co-relation)。此外，事件的發生亦可以由自然的定律所直接產生或，事件是與自然的定律所直接產生的事件有所相關。
舉例說，我想喝啤酒所以到雪櫃取啤酒。”到雪櫃取啤酒”是一個由”我想喝啤
酒” 的意志所直接產生的事件。若我得了肝硬化便是一件與”到雪櫃取啤酒” 有所相關的事。
無錯，無限的因產生無限的果，無限的果亦能成為無限的因。
可是，我所能查覺到的只及皮毛。根源(Root Cause) 到底是甚麽？
難道，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件都早已安排好？或我們的命運是在我們有意或無意之間編寫好了的嗎？
Andrew
2010年1月22日 星期五
《我的自辯》——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起訴書》（京一分檢刑訴（2009）247號）列舉了六篇文章和《零八憲章》，並總中引述了三百三十多字據此指控我觸犯了《刑法》第105條第2款之規定，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對《起訴書》所列舉事實，除了說我「在徵集了三百餘人的簽名後」的事實陳述不準確之外，對其他的事實，我沒有異議。那六篇文章是我寫的，我參與了《零八憲章》，但我徵集的簽名只有70人左右，而不是三百多人，其他人的簽名不是我徵集的。至於據此指控我犯罪，我無法接受。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面對預審警官、檢察官和法官的詢問，我一直堅持自己無罪。現在，我將從中國憲法中的有關規定、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我的政治改革主張、歷史潮流等多方面為自己進行無罪辯護。
一、改革開放帶來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國人的人權意識的日益覺醒，民間維權的此起彼伏，推動中國政府在人權觀念上的進步。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遂使人權保障成為依法治國的憲法原則。這些國家必須尊重和保障的人權，就是憲法第35條規定的諸項公民權利，言論自由便是基本人權之一。我的言論所表達的不同政見，是一個中國公民在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非但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任意剝奪，反而必須得到國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護。所以，起訴書對我的指控，侵犯了我作為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違反了中國的根本大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是古老的文字獄在當代中國的延續，理應受到道義的譴責和違憲追究。《刑法》第105條第二款也有違憲之嫌，應該提請全國人大對其進行合憲性審查。
二、《起訴書》根據所引的幾段話就指控我「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欲加之罪。因為「造謠」是造、編造虛假信息，中傷他人。「誹謗」是無中生有地詆譭他人的信譽與人格。二者涉及的都是事實的真假，涉及他人的名譽與利益。而我的言論皆為批評性的評論，是思想觀點的表達，是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也沒有對任何人造成傷害。所以，我的言論與造謠、誹謗風馬牛不相及。換言之，批評不是造謠，反對更不是誹謗。
三、《起訴書》根據《零八憲章》的幾段言論指控我誣蔑執政黨，「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這指控有斷章取義之嫌，它完全無視《零八憲章》的整體表述，無視我所有的文章所表述的一貫觀點。
首先，《零八憲章》指出的「人權災難」都是發生在當代中國的事實，「反右」錯劃了五十多萬右派，「大躍進」造成了上千萬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國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許多人死了，許多人被投入監獄。這些事實都是舉世公認的「人權災難」，確實為中國的發展帶來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至於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不過是要求執政黨進行還政於民的改革，最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國家。
其次，《零八憲章》所申明的價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張，其長遠目標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聯邦共和國，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條，其改革方式是漸進的和平的方式。這是有感於現行的跛足改革的種種弊端，要求執政黨變跛足為雙足，即政治與經濟同步並進的均衡改革。也就是從民間的角度推動官方盡快啟動還政於民的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民間壓力敦促政府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從而形成官民互動的良性合作，以盡早實現國人的百年憲政之夢想。
再次，從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裏，我所表達的中國政治改革的觀點，一直是漸進、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這種漸進式改革主張，在我的《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一文中有明確的表述：通過致力於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民間維權的擴張、民間自主性的上升、民間社會的發展，形成自下而上的壓力，以推動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事實上，中國三十年的改革實踐證明，每一次具有制度創新性質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實施，其最根本的動力皆來自民間的自發改革，民間改革的認同性和影響逐漸擴大，迫使官方接受民間的創新嘗試，從而變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決策。
總之，漸進、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互動，是我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詞。因為這種方式代價最小，效果最大。我知道政治變革的基本常識，有序、可控的社會變革必定優於無序、失控的變革。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所以，我反對獨裁化或壟斷化的執政方式，並不是「煽動顛覆現政權」。換言之，反對並不等於顛覆。
四、中國有「滿招損、謙受益」的古訓，西諺有「狂妄必遭天譴」的箴言。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公開言論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完全正確。特別是我的時評類文章，不嚴謹的論證，情緒化的宣泄，錯誤的表述，以偏蓋全的結論……在所難免。但是，這些有局限性的言論，與犯罪毫無關系，不能作為治罪的依據。因為，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僅包括發表正確觀點的權利，也包括發表錯誤言論的權利。正確的言論和多數的意見需要保護；不正確的言論和少數的意見，同樣需要權利的保護。正所謂：我可以不贊成或反對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你公開表達不同觀點的權利，哪怕你所表達的觀點是錯誤的，這，才是言論自由的精義。對此，中國古代傳統中也有過經典的概括。我把這種概括稱為二十四字箴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因為這二十四字箴言道出了言論自由的要義，才能讓每一代國人耳熟能詳，流傳至今。我認為，其中「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完全可以作為當代國人對待批評意見的座右銘，更應該成為當權者對待不同政見的警示。
五、我無罪，因為對我的指控有違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準則。早在1948年，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就參與起草了《世界人權宣言》；五十年後的1998年，中國政府又向國際社會作出了簽署聯合國制定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莊嚴承諾。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把言論自由列為最基本的普世人權，要求各國政府必須加以尊重和保障。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有義務遵守聯合國制定的人權公約，有責任餞行自己的承諾，也應該模範地執行聯合國發布的人權保障條款。惟其如此，中國政府才能切實保障本國國民的人權，為推動國際人權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從而顯示出一個大國的文明風範。
遺憾的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完全履行自己的義務和兌現自己的承諾，並沒有把紙上的保證落實為現實的行動，有憲法而無憲政，有承諾而無兌現，仍然是中國政府在應對國際社會的批評時的常態。現在對我的指控就是最新的例證。顯然，這樣的因言治罪，與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的身分相悖，有損於中國的政治形象和國家利益，無法在政治上取信於文明世界。
六、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當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獄都是反人道反人權的行為，有悖於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時代潮流。回顧中國歷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時代，從秦到清，文字獄的盛行，歷來都是一個政權的執政污點，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秦始皇有統一中國之功，但其「焚書坑儒」之暴政卻遺臭萬年。漢武帝雄才大略，但其閹割太史公司馬遷之舉則倍受病詬。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頻繁的文字獄也只能留下罵名。相反，漢文帝在二千多年前就廢除過因言治罪的「誣謗罪」，由此贏得了開朝仁君的美名和歷代推崇的「文景之治」。
進入現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由弱而強，最終戰勝國民黨，在根本上源自其「反獨裁爭自由」的道義力量。1949年前，中共的《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經常發文抨擊蔣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壓制，為因言獲罪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也多次論及言論自由及基本人權。但1949年後，從反右到文革，林昭被槍斃，張志新被割喉，言論自由在毛時代消失了，國家陷於萬馬齊瘖的死寂。改革以來，執政黨撥亂反正，對不同政見的容忍度有大幅度提高，社會的言論空間不斷擴大，文字獄大幅度減少，但因言治罪的傳統並沒有完全滅絕。從四·五到六·四，從民主牆到零八憲章，因言治罪的案例時有發生。我此次獲罪，不過是最近的文字獄而已。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言論自由早已成為多數國人的共識，文字獄卻是千夫所指。從客觀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監獄的高牆關不住自由的表達。一個政權不可能靠壓抑不同政見來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獄來達成長治久安。因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訴諸筆桿子來解決，一旦動用槍桿子解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造成人權災難。只有從制度上根絕文字獄，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才能落實到每一位國民身上；只有當國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得到制度化的現實保障，文字獄才會在中國大地上滅絕。
因言治罪，不符合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人權原則，違反了聯合國發布的國際人權公約，有悖於普世道義與歷史潮流。我為自己所做的無罪辯護，希望能夠得到法庭的採納，從而讓此案的裁決在中國法治史上具有開先河的意義，經得起中國憲法之人權條款與國際人權公約的審查，也經得起道義的追問和歷史的檢驗。
謝謝大家！
對《起訴書》所列舉事實，除了說我「在徵集了三百餘人的簽名後」的事實陳述不準確之外，對其他的事實，我沒有異議。那六篇文章是我寫的，我參與了《零八憲章》，但我徵集的簽名只有70人左右，而不是三百多人，其他人的簽名不是我徵集的。至於據此指控我犯罪，我無法接受。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面對預審警官、檢察官和法官的詢問，我一直堅持自己無罪。現在，我將從中國憲法中的有關規定、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我的政治改革主張、歷史潮流等多方面為自己進行無罪辯護。
一、改革開放帶來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國人的人權意識的日益覺醒，民間維權的此起彼伏，推動中國政府在人權觀念上的進步。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遂使人權保障成為依法治國的憲法原則。這些國家必須尊重和保障的人權，就是憲法第35條規定的諸項公民權利，言論自由便是基本人權之一。我的言論所表達的不同政見，是一個中國公民在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非但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任意剝奪，反而必須得到國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護。所以，起訴書對我的指控，侵犯了我作為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違反了中國的根本大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是古老的文字獄在當代中國的延續，理應受到道義的譴責和違憲追究。《刑法》第105條第二款也有違憲之嫌，應該提請全國人大對其進行合憲性審查。
二、《起訴書》根據所引的幾段話就指控我「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欲加之罪。因為「造謠」是造、編造虛假信息，中傷他人。「誹謗」是無中生有地詆譭他人的信譽與人格。二者涉及的都是事實的真假，涉及他人的名譽與利益。而我的言論皆為批評性的評論，是思想觀點的表達，是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也沒有對任何人造成傷害。所以，我的言論與造謠、誹謗風馬牛不相及。換言之，批評不是造謠，反對更不是誹謗。
三、《起訴書》根據《零八憲章》的幾段言論指控我誣蔑執政黨，「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這指控有斷章取義之嫌，它完全無視《零八憲章》的整體表述，無視我所有的文章所表述的一貫觀點。
首先，《零八憲章》指出的「人權災難」都是發生在當代中國的事實，「反右」錯劃了五十多萬右派，「大躍進」造成了上千萬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國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許多人死了，許多人被投入監獄。這些事實都是舉世公認的「人權災難」，確實為中國的發展帶來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至於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不過是要求執政黨進行還政於民的改革，最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國家。
其次，《零八憲章》所申明的價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張，其長遠目標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聯邦共和國，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條，其改革方式是漸進的和平的方式。這是有感於現行的跛足改革的種種弊端，要求執政黨變跛足為雙足，即政治與經濟同步並進的均衡改革。也就是從民間的角度推動官方盡快啟動還政於民的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民間壓力敦促政府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從而形成官民互動的良性合作，以盡早實現國人的百年憲政之夢想。
再次，從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裏，我所表達的中國政治改革的觀點，一直是漸進、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這種漸進式改革主張，在我的《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一文中有明確的表述：通過致力於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民間維權的擴張、民間自主性的上升、民間社會的發展，形成自下而上的壓力，以推動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事實上，中國三十年的改革實踐證明，每一次具有制度創新性質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實施，其最根本的動力皆來自民間的自發改革，民間改革的認同性和影響逐漸擴大，迫使官方接受民間的創新嘗試，從而變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決策。
總之，漸進、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互動，是我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詞。因為這種方式代價最小，效果最大。我知道政治變革的基本常識，有序、可控的社會變革必定優於無序、失控的變革。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所以，我反對獨裁化或壟斷化的執政方式，並不是「煽動顛覆現政權」。換言之，反對並不等於顛覆。
四、中國有「滿招損、謙受益」的古訓，西諺有「狂妄必遭天譴」的箴言。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公開言論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完全正確。特別是我的時評類文章，不嚴謹的論證，情緒化的宣泄，錯誤的表述，以偏蓋全的結論……在所難免。但是，這些有局限性的言論，與犯罪毫無關系，不能作為治罪的依據。因為，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僅包括發表正確觀點的權利，也包括發表錯誤言論的權利。正確的言論和多數的意見需要保護；不正確的言論和少數的意見，同樣需要權利的保護。正所謂：我可以不贊成或反對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你公開表達不同觀點的權利，哪怕你所表達的觀點是錯誤的，這，才是言論自由的精義。對此，中國古代傳統中也有過經典的概括。我把這種概括稱為二十四字箴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因為這二十四字箴言道出了言論自由的要義，才能讓每一代國人耳熟能詳，流傳至今。我認為，其中「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完全可以作為當代國人對待批評意見的座右銘，更應該成為當權者對待不同政見的警示。
五、我無罪，因為對我的指控有違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準則。早在1948年，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就參與起草了《世界人權宣言》；五十年後的1998年，中國政府又向國際社會作出了簽署聯合國制定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莊嚴承諾。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把言論自由列為最基本的普世人權，要求各國政府必須加以尊重和保障。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有義務遵守聯合國制定的人權公約，有責任餞行自己的承諾，也應該模範地執行聯合國發布的人權保障條款。惟其如此，中國政府才能切實保障本國國民的人權，為推動國際人權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從而顯示出一個大國的文明風範。
遺憾的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完全履行自己的義務和兌現自己的承諾，並沒有把紙上的保證落實為現實的行動，有憲法而無憲政，有承諾而無兌現，仍然是中國政府在應對國際社會的批評時的常態。現在對我的指控就是最新的例證。顯然，這樣的因言治罪，與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的身分相悖，有損於中國的政治形象和國家利益，無法在政治上取信於文明世界。
六、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當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獄都是反人道反人權的行為，有悖於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時代潮流。回顧中國歷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時代，從秦到清，文字獄的盛行，歷來都是一個政權的執政污點，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秦始皇有統一中國之功，但其「焚書坑儒」之暴政卻遺臭萬年。漢武帝雄才大略，但其閹割太史公司馬遷之舉則倍受病詬。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頻繁的文字獄也只能留下罵名。相反，漢文帝在二千多年前就廢除過因言治罪的「誣謗罪」，由此贏得了開朝仁君的美名和歷代推崇的「文景之治」。
進入現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由弱而強，最終戰勝國民黨，在根本上源自其「反獨裁爭自由」的道義力量。1949年前，中共的《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經常發文抨擊蔣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壓制，為因言獲罪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也多次論及言論自由及基本人權。但1949年後，從反右到文革，林昭被槍斃，張志新被割喉，言論自由在毛時代消失了，國家陷於萬馬齊瘖的死寂。改革以來，執政黨撥亂反正，對不同政見的容忍度有大幅度提高，社會的言論空間不斷擴大，文字獄大幅度減少，但因言治罪的傳統並沒有完全滅絕。從四·五到六·四，從民主牆到零八憲章，因言治罪的案例時有發生。我此次獲罪，不過是最近的文字獄而已。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言論自由早已成為多數國人的共識，文字獄卻是千夫所指。從客觀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監獄的高牆關不住自由的表達。一個政權不可能靠壓抑不同政見來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獄來達成長治久安。因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訴諸筆桿子來解決，一旦動用槍桿子解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造成人權災難。只有從制度上根絕文字獄，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才能落實到每一位國民身上；只有當國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得到制度化的現實保障，文字獄才會在中國大地上滅絕。
因言治罪，不符合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人權原則，違反了聯合國發布的國際人權公約，有悖於普世道義與歷史潮流。我為自己所做的無罪辯護，希望能夠得到法庭的採納，從而讓此案的裁決在中國法治史上具有開先河的意義，經得起中國憲法之人權條款與國際人權公約的審查，也經得起道義的追問和歷史的檢驗。
謝謝大家！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30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20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20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20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20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2010年1月21日 星期四
睇實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
忍夠喇！
高鐵撥款呢件事令我肯定，如果我地唔出聲(何況我地有D聲氣出咗都可以唔理)，班權貴真係當睇你唔到，為所欲為。佢地話要理性討論嘛，好，就同你理性討論！我會不停問問題咁去揭發你地果D荒謬到極點、又矛盾、又渾淆視聽、又鍾意用埋D語意空洞的詞語，內容愛昧的意見！你地唔好再扮晒嘢！
要行動喇！唔好再等到米已成炊先出聲！
提議行動的背景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巳經完成。
詳見http://www.nentnda.gov.hk/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亦已出版
下載http://www.nentnda.gov.hk/chi/Digest2_Chinese.pdf
畢後以下問題即時閃出
1. 又有人要”遷就發展”嗎?
2. 鄉紳土豪用什麽策略去維護他們的利益?
3. 公眾意見, 誰的意見? 有人在主導嗎?
4. 虎視眈眈的財團及地產商會設計怎麽樣的建築物？公共空間的處理如何？建築過程對環境的影響如何？建築物落成後對自然生態環境影響如何？如何對負面影響作出補救？
5. 塱原生態區將會如何? 發展將會對塱原生態區的自然生態有何影響？
另外，我認為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亦有數點需要更詳盡的澄清(Clarification)
第4頁, 第3點 - 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1.土地業權人的權益將怎樣顧及? 土地業權人的權益的範圍(scope) 包括那些?
2.”可融合自然生態的發展”的定義是什麼?
第8頁, 第4點 - 塱原生態區
1. 塱原生態區劃為綜合發展及自然保育改善區。何謂綜合發展? 何謂自然保育改善區?塱原生態區的自然保育所需要改善的是什麽?
2. 可融合大自然生態環境的低密度發展。收到建議後如何評估? “可融合大自然生態環境的低密度發展”
之評估準則(Assessment Criteria)是什麽?
第20頁, 第1點 -特殊工業區
1. ”無污染” 此詞組中，有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 有何條件限制私人發展商做到無污染的工業?
行動
-加入Facebook群組 - 睇實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297278167463)
-塱原生態區旅行
-遞交問題到規劃署，希望可在電郵中cc各位
- 以此電郵回覆 – Yes，已示同意把各下之電郵 cc 於我遞交給規劃署的問題之電郵。
-歡迎各位加問題或修定我的問題
大家的支持怎能少?
敬希廣傳, 謝謝
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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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鄉紳土豪用什麽策略去維護他們的利益?
3. 公眾意見, 誰的意見? 有人在主導嗎?
4. 虎視眈眈的財團及地產商會設計怎麽樣的建築物？公共空間的處理如何？建築過程對環境的影響如何？建築物落成後對自然生態環境影響如何？如何對負面影響作出補救？
5. 塱原生態區將會如何? 發展將會對塱原生態區的自然生態有何影響？
另外，我認為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亦有數點需要更詳盡的澄清(Clarification)
第4頁, 第3點 - 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1.土地業權人的權益將怎樣顧及? 土地業權人的權益的範圍(scope) 包括那些?
2.”可融合自然生態的發展”的定義是什麼?
第8頁, 第4點 - 塱原生態區
1. 塱原生態區劃為綜合發展及自然保育改善區。何謂綜合發展? 何謂自然保育改善區?塱原生態區的自然保育所需要改善的是什麽?
2. 可融合大自然生態環境的低密度發展。收到建議後如何評估? “可融合大自然生態環境的低密度發展”
之評估準則(Assessment Criteria)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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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
立法會門前的夜裏的政治啟蒙／文﹕馬家輝
【明報專訊】有一個人，有個夜晚，十點左右，開車去了立法會門前；同行的還有他的90後女兒。
年輕人本來是不想去的，但在書房弄了一個晚上的facebook，到廚房倒杯可樂，經過客廳，聽見電視新聞傳出喧鬧嘈切，好奇地問，還在鬧？還是為了那條什麼高鐵？
在facebook的世界裏，她一直只關心西方音樂劇的舊品和新作，對本地事務無甚知悉；幾乎是「不知有晉，無論魏漢」。
是啊，還在鬧，還是為了高鐵。她的父親回答。怎麼樣？要不要也去鬧一下？
她搖頭，才不要，我快要放洋讀書了，高不高鐵跟我無關。
大女孩，他們鬧，其實也不止跟高鐵有關呢。前幾日有一位跟你同姓的中大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就叫做〈其實，這不關高鐵的事〉，他是這樣說的。她的父親邊看電視邊向她娓娓解釋，借用文章的基本論點讓她明白，「反高鐵抗爭」其實關乎香港人對於政府施政方向的公義性、合宜性、人文性、平等性的理想期望，高鐵方案只是引爆點，背後被壓抑了多年的理想願望始是火山熔岩所在。他本來也想引用自己那幾篇〈人地相宜〉、〈當年西九，今天高鐵〉之類時評作為說明，但想想，對一個17歲不到的年輕人來說，父親說的話不會聽得入耳，別人說的才算數，別人說一句好過老爸說百句，所以，作罷，就只談別人說的好了。
年輕人似懂不懂聽了，望眼睛電視新聞的眼神也登時變了。原來，一，思想啟蒙本就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公義/合宜/人文/平等之類概念，本就很易理解甚至本就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只要願意靜心聆聽，就可輕易明白；只要不被利益或權力蒙蔽，亦可輕易了解。二，經受啟蒙後的眼睛特別明亮，察看外在世界，相同的世界，看進眼裏，觀點角度立即不太一樣。
於是我趁機從茶桌上拿起紙筆，畫了一個「施政流程表」，從政府向市民收取稅金到規劃如何使用公帑，再到施政方案經由民意代表辯論批審，再到施政監察和效果評核，簡簡單單的幾個方格和幾個箭嘴，已經構成了一節「十分鐘政治學」課堂內容，讓大女孩進一步認識香港特區的政治架構和程序到底在哪裏出了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每個環節都出了嚴重問題，而最大問題在於，欠缺了一個國際都市所應有的民主普選。
這時候電視重播立法會辯論片段，一位小圈子議員發言維護保守建制，另一位直選議員大聲嘲諷「有狗在吠」，小圈子議員向主席抗議「受到侮辱」，直選議員反駁「我又冇話佢係狗！我話自己屋企隻狗，唔得咩！」。大女孩咭一聲笑了，說為什麼成年人的議會殿堂有點似她們的中學課堂。我聳肩道，沒辦法，在一個扭曲的政治大格局下，什麼樣的扭曲語言都會出籠，因為有人因扭曲而苦悶而憤怒而憤慨，我們不應該責怪那些出言不遜的人，應被譴責的其實是那些只懂維護扭曲格局的人；可是，大女孩你要記住，千萬別隨意侮辱家裏的狗，狗吠都是發自內心的，狗吠聲都是真誠的語言，狗才懶得為了維護建制而吠呢。
年輕人又笑了。笑完，答應跟我一起到立法會門前看別人鬧一下，跟其他人一起鬧一下，因為她跟我一樣也跟其他人一樣，在明白了香港政治架構的荒謬保守之後，苦悶了，憤怒了，憤慨了。
那夜由於很晚了，所以車子暢通無阻很快便開到了大會堂旁的停車場，年輕人竟然認得這地方以前有個叫做皇后碼頭的東西，也記得她的老爸曾經跟其他年輕人在這裏鬧過，更記得她老爸曾在這裏對一位女高官說過粗暴語言，她也發現那位女高官的兩道幼眉修得跟現在每天出現在立法會替高鐵方案辯護的女高官非常相似。而我忍不住對她說，她們都是很能幹很用心的人，可惜一旦在扭曲的政治格局下做了高官，便要為權力而不是市民服務，幸好那位女高官經過皇后一役很明顯學懂了很多也進步了很多，唯望這位女高官亦是如此，記不記得以前有個人叫做董建華？記不記得他常把「經一事，長一智」掛在嘴邊？我希望這位女高官記取前領導人的教訓。
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
來得太遲而且太狹
把車停好，兩父女徒步走到立法會門前，父親端相機，左拍右拍，努力為眼前喧鬧留下影像見證。大女孩沒帶照相機，只用眼睛觀看和耳朵聆聽，到處都是人，90後80後70後60後50後，好像還有一些40後呢。幾處馬路皆有人聚集演說，有人吶喊「還我福利！還我土地！還我公屋！還我香港！」；有人呼叫「這是一場新價值觀對抗舊世界觀的戰爭！」；有人要求「取消功能組別！還我普選權利！」；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朗聲嘲諷站在鐵馬面前維持治安的警察「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當然也有人做出了一些肢體上的過激行為，例如搖動鐵馬甚至扔擲水瓶。
這是不是太激進了？年輕人問她的父親。
激進？父親想了想。也許是吧。但你仔細看，這是多數人的行為嗎？不是吧。如果你看看反全球化、反WTO的國際年輕人以至1960年代的學運世代，不管是行動抑或思想，其實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已經來得太遲而且太狹，香港人畢竟是有自控能力的，否則也不會忍耐失去普選權利這麼久而仍沒有做出太破壞性、太癱瘓性的集體行動。香港人終究是守禮的。
而且所謂「激進」的英文是radical，在思想層面上，這不算是個壞名詞，甚至還是好的呢。父親不厭其煩地解說。激進就是radical，有位跟你同姓的政治哲學家馬克思說過（父親總愛把地球上所有「馬」字跟自己的姓拉在一起胡扯，她早已習慣不當真），radical就是back to basics，也就是「回頭探索現象的基本根源」，所以在解嚴前的台灣，radical被譯為激進，但到了解嚴後，已被普遍改譯為「基進」。香港看來還處於別人的戒嚴思想階段呢。
胡扯了半天，瞄瞄手表，已是凌晨一點多了。應是年輕人的睡眠時間了，更應是年輕人的父親的睡眠時間了。於是兩人從立法會返回大會堂停車場，取了車子，直駛回家，累得連澡都懶得洗便倒下睡去。
在夢中，不知道年輕人會否高聲吶喊公義合宜人性平等之類「基進」口號，但她的老爸知道，經這一夜的抗爭觀察，終有一日，她會的，把「基進」觀念放在心中，如同播下種子，總有一日會開花會結果。
所以她老爸這夜睡得穩甜；經此一夜，如同其他年輕人，她已經不太一樣，也如同香港在變，政治架構再不變，如斯抗爭之夜必會來完再來，停不了了。
年輕人本來是不想去的，但在書房弄了一個晚上的facebook，到廚房倒杯可樂，經過客廳，聽見電視新聞傳出喧鬧嘈切，好奇地問，還在鬧？還是為了那條什麼高鐵？
在facebook的世界裏，她一直只關心西方音樂劇的舊品和新作，對本地事務無甚知悉；幾乎是「不知有晉，無論魏漢」。
是啊，還在鬧，還是為了高鐵。她的父親回答。怎麼樣？要不要也去鬧一下？
她搖頭，才不要，我快要放洋讀書了，高不高鐵跟我無關。
大女孩，他們鬧，其實也不止跟高鐵有關呢。前幾日有一位跟你同姓的中大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就叫做〈其實，這不關高鐵的事〉，他是這樣說的。她的父親邊看電視邊向她娓娓解釋，借用文章的基本論點讓她明白，「反高鐵抗爭」其實關乎香港人對於政府施政方向的公義性、合宜性、人文性、平等性的理想期望，高鐵方案只是引爆點，背後被壓抑了多年的理想願望始是火山熔岩所在。他本來也想引用自己那幾篇〈人地相宜〉、〈當年西九，今天高鐵〉之類時評作為說明，但想想，對一個17歲不到的年輕人來說，父親說的話不會聽得入耳，別人說的才算數，別人說一句好過老爸說百句，所以，作罷，就只談別人說的好了。
年輕人似懂不懂聽了，望眼睛電視新聞的眼神也登時變了。原來，一，思想啟蒙本就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公義/合宜/人文/平等之類概念，本就很易理解甚至本就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只要願意靜心聆聽，就可輕易明白；只要不被利益或權力蒙蔽，亦可輕易了解。二，經受啟蒙後的眼睛特別明亮，察看外在世界，相同的世界，看進眼裏，觀點角度立即不太一樣。
於是我趁機從茶桌上拿起紙筆，畫了一個「施政流程表」，從政府向市民收取稅金到規劃如何使用公帑，再到施政方案經由民意代表辯論批審，再到施政監察和效果評核，簡簡單單的幾個方格和幾個箭嘴，已經構成了一節「十分鐘政治學」課堂內容，讓大女孩進一步認識香港特區的政治架構和程序到底在哪裏出了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每個環節都出了嚴重問題，而最大問題在於，欠缺了一個國際都市所應有的民主普選。
這時候電視重播立法會辯論片段，一位小圈子議員發言維護保守建制，另一位直選議員大聲嘲諷「有狗在吠」，小圈子議員向主席抗議「受到侮辱」，直選議員反駁「我又冇話佢係狗！我話自己屋企隻狗，唔得咩！」。大女孩咭一聲笑了，說為什麼成年人的議會殿堂有點似她們的中學課堂。我聳肩道，沒辦法，在一個扭曲的政治大格局下，什麼樣的扭曲語言都會出籠，因為有人因扭曲而苦悶而憤怒而憤慨，我們不應該責怪那些出言不遜的人，應被譴責的其實是那些只懂維護扭曲格局的人；可是，大女孩你要記住，千萬別隨意侮辱家裏的狗，狗吠都是發自內心的，狗吠聲都是真誠的語言，狗才懶得為了維護建制而吠呢。
年輕人又笑了。笑完，答應跟我一起到立法會門前看別人鬧一下，跟其他人一起鬧一下，因為她跟我一樣也跟其他人一樣，在明白了香港政治架構的荒謬保守之後，苦悶了，憤怒了，憤慨了。
那夜由於很晚了，所以車子暢通無阻很快便開到了大會堂旁的停車場，年輕人竟然認得這地方以前有個叫做皇后碼頭的東西，也記得她的老爸曾經跟其他年輕人在這裏鬧過，更記得她老爸曾在這裏對一位女高官說過粗暴語言，她也發現那位女高官的兩道幼眉修得跟現在每天出現在立法會替高鐵方案辯護的女高官非常相似。而我忍不住對她說，她們都是很能幹很用心的人，可惜一旦在扭曲的政治格局下做了高官，便要為權力而不是市民服務，幸好那位女高官經過皇后一役很明顯學懂了很多也進步了很多，唯望這位女高官亦是如此，記不記得以前有個人叫做董建華？記不記得他常把「經一事，長一智」掛在嘴邊？我希望這位女高官記取前領導人的教訓。
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
來得太遲而且太狹
把車停好，兩父女徒步走到立法會門前，父親端相機，左拍右拍，努力為眼前喧鬧留下影像見證。大女孩沒帶照相機，只用眼睛觀看和耳朵聆聽，到處都是人，90後80後70後60後50後，好像還有一些40後呢。幾處馬路皆有人聚集演說，有人吶喊「還我福利！還我土地！還我公屋！還我香港！」；有人呼叫「這是一場新價值觀對抗舊世界觀的戰爭！」；有人要求「取消功能組別！還我普選權利！」；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朗聲嘲諷站在鐵馬面前維持治安的警察「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當然也有人做出了一些肢體上的過激行為，例如搖動鐵馬甚至扔擲水瓶。
這是不是太激進了？年輕人問她的父親。
激進？父親想了想。也許是吧。但你仔細看，這是多數人的行為嗎？不是吧。如果你看看反全球化、反WTO的國際年輕人以至1960年代的學運世代，不管是行動抑或思想，其實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已經來得太遲而且太狹，香港人畢竟是有自控能力的，否則也不會忍耐失去普選權利這麼久而仍沒有做出太破壞性、太癱瘓性的集體行動。香港人終究是守禮的。
而且所謂「激進」的英文是radical，在思想層面上，這不算是個壞名詞，甚至還是好的呢。父親不厭其煩地解說。激進就是radical，有位跟你同姓的政治哲學家馬克思說過（父親總愛把地球上所有「馬」字跟自己的姓拉在一起胡扯，她早已習慣不當真），radical就是back to basics，也就是「回頭探索現象的基本根源」，所以在解嚴前的台灣，radical被譯為激進，但到了解嚴後，已被普遍改譯為「基進」。香港看來還處於別人的戒嚴思想階段呢。
胡扯了半天，瞄瞄手表，已是凌晨一點多了。應是年輕人的睡眠時間了，更應是年輕人的父親的睡眠時間了。於是兩人從立法會返回大會堂停車場，取了車子，直駛回家，累得連澡都懶得洗便倒下睡去。
在夢中，不知道年輕人會否高聲吶喊公義合宜人性平等之類「基進」口號，但她的老爸知道，經這一夜的抗爭觀察，終有一日，她會的，把「基進」觀念放在心中，如同播下種子，總有一日會開花會結果。
所以她老爸這夜睡得穩甜；經此一夜，如同其他年輕人，她已經不太一樣，也如同香港在變，政治架構再不變，如斯抗爭之夜必會來完再來，停不了了。
反高鐵? 撐高鐵? 發展經濟? 邊沿化? 要開飯? 不遷不拆? - 問題、問題及問題…
最初開啟這部落的方向之一，是轉載可引發思考和討論的文章，並沒有意圖用這部落去發表自己的文章。可是，經過8/1, 15/1, 16/1有關興建港深廣高速鐵路撥款事宜在立法會內外的討論，與及支持者和反對者表達意見的方法及行動，內心復雜的感受真的不得不透過文字去舒發及記錄。
669億 - 個位後9個零的數目
預計用來興建高鐵的669億用阿位伯數字寫出來是$69,000,000,00，那是個位後9個零的數目。有云平均每個香港人需付$10000去興建，用一半價錢便可投放到多個可以關懷社區發展的項目十數年等等。用一個自私的角度去看，假設各位是30歲，到了80歲才魂歸天國，每天便要花$3,778,234才可花光，真是很難才能花光。(題外話: 要洗完，唔係唔得，除非你打算私人”o庵”荷苞起高鐵，或者做聖人一嘢捐咗去。再唔係，滿足下虛榮心，走去杜拜起多5座塔包圍哈利發塔，一座都係110憶左右。再加一個題外話，杜拜地方咁大，又少人，座塔走去起到咁高，真係有違小學嗰陣話起高樓大厦係為咗解决地少人多呢個問題嘅”常識”)。
不能避免的爭拗 - 政府真的掌握民意?
預計花費669億，而且是以” 有利於社會長遠發展利益”為目的之項目，沒有爭拗?那才怪。利之所在加上價值觀的衝突嘛。利者，利益也。對自已有利的利益，我們會維護；對社會長遠發展有利的利益，我們更加會維護。可是，我們維護的利益都盡相同。價值觀，很虛無，難述之。但是可以肯定世上沒有完全一致的價值觀。在這麽多樣化的社會，政府真的掌握民意? 如果真的掌握，在這個政制之下那又是如何掌握?
差勁的建議書 = 準備善後
我的工作使我有機會編寫建議書。編寫建議書的目就是推薦建議給上司去批准開展計劃的下一步或實行計劃。經驗告訴我，一份可行而又不需花資源(即時間、金錢、人力，及更多)去善後的建議書，是必需作出很多的準備，而且要客觀及謹慎，內容更要明確及具體。準備的功夫包括，資料搜集、持份者的意見徵詢、及刻劃一個明確與具體的目標。客觀及謹慎的意思是，除了考慮好處外，建議的限制及不利的條件更不應被揚棄，而且還要考慮撤退(fallback) 的方案。最後，明確及具體的內容是不應使用模糊清，語意空洞能指的修辭。
有願/遠景(Vision) 是必需的，但是，說明願/遠景是在意見徵詢時做的，遞交建議書前才說明願/遠景，而且還打算用願/遠景去說服大家？這一定行不通。以這多個星期市民的反應來看，政府應該遞交了一份差勁的建議書，善後工作，指日可待。
平衡點在哪裏?
關於計劃的內部回報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興建高鐵後對香港GDP有何正面影響，以至各種難以量化的利益，我並沒有異議。我其實也是高鐵的當前潛在用家，因為經常需要到廣州去。但是，我並不歡喜。因為影響了太多街坊及市民的生活，我們都有選擇生活的自由吧。說一句為了大家及下一代的將來，所以大家便要遷就一下，委實是霸道。WIN-WIN-WIN 三贏，這個作為磋商者的三贏心態去了那裏?
感動 - 香港或許還有希望
8/1，在立法會外看見苦行對伍終於到達，我就在T字路口那裏，跟他們的距離很近。我被他們感動了，感動得鼻也酸了，肯好還沒流淚。撐高鐵的一伙人說: 再做沈默的大多數；撐高鐵，但反對假諮詢也使我對那伙犬儒的香港人有所改觀。還有斷食青年、” 大會搞手” 、吃胡椒噴條的青年…真的令我覺得香港或許還有希望。最後，這幾天的經歴使我更認真工作及更有責任感！因為做善後工作好笨。
在這三天裏，我呼吸了言論自由的清新空氣及集會的寶貴自由!
Andrew
669億 - 個位後9個零的數目
預計用來興建高鐵的669億用阿位伯數字寫出來是$69,000,000,00，那是個位後9個零的數目。有云平均每個香港人需付$10000去興建，用一半價錢便可投放到多個可以關懷社區發展的項目十數年等等。用一個自私的角度去看，假設各位是30歲，到了80歲才魂歸天國，每天便要花$3,778,234才可花光，真是很難才能花光。(題外話: 要洗完，唔係唔得，除非你打算私人”o庵”荷苞起高鐵，或者做聖人一嘢捐咗去。再唔係，滿足下虛榮心，走去杜拜起多5座塔包圍哈利發塔，一座都係110憶左右。再加一個題外話，杜拜地方咁大，又少人，座塔走去起到咁高，真係有違小學嗰陣話起高樓大厦係為咗解决地少人多呢個問題嘅”常識”)。
不能避免的爭拗 - 政府真的掌握民意?
預計花費669億，而且是以” 有利於社會長遠發展利益”為目的之項目，沒有爭拗?那才怪。利之所在加上價值觀的衝突嘛。利者，利益也。對自已有利的利益，我們會維護；對社會長遠發展有利的利益，我們更加會維護。可是，我們維護的利益都盡相同。價值觀，很虛無，難述之。但是可以肯定世上沒有完全一致的價值觀。在這麽多樣化的社會，政府真的掌握民意? 如果真的掌握，在這個政制之下那又是如何掌握?
差勁的建議書 = 準備善後
我的工作使我有機會編寫建議書。編寫建議書的目就是推薦建議給上司去批准開展計劃的下一步或實行計劃。經驗告訴我，一份可行而又不需花資源(即時間、金錢、人力，及更多)去善後的建議書，是必需作出很多的準備，而且要客觀及謹慎，內容更要明確及具體。準備的功夫包括，資料搜集、持份者的意見徵詢、及刻劃一個明確與具體的目標。客觀及謹慎的意思是，除了考慮好處外，建議的限制及不利的條件更不應被揚棄，而且還要考慮撤退(fallback) 的方案。最後，明確及具體的內容是不應使用模糊清，語意空洞能指的修辭。
有願/遠景(Vision) 是必需的，但是，說明願/遠景是在意見徵詢時做的，遞交建議書前才說明願/遠景，而且還打算用願/遠景去說服大家？這一定行不通。以這多個星期市民的反應來看，政府應該遞交了一份差勁的建議書，善後工作，指日可待。
平衡點在哪裏?
關於計劃的內部回報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興建高鐵後對香港GDP有何正面影響，以至各種難以量化的利益，我並沒有異議。我其實也是高鐵的當前潛在用家，因為經常需要到廣州去。但是，我並不歡喜。因為影響了太多街坊及市民的生活，我們都有選擇生活的自由吧。說一句為了大家及下一代的將來，所以大家便要遷就一下，委實是霸道。WIN-WIN-WIN 三贏，這個作為磋商者的三贏心態去了那裏?
感動 - 香港或許還有希望
8/1，在立法會外看見苦行對伍終於到達，我就在T字路口那裏，跟他們的距離很近。我被他們感動了，感動得鼻也酸了，肯好還沒流淚。撐高鐵的一伙人說: 再做沈默的大多數；撐高鐵，但反對假諮詢也使我對那伙犬儒的香港人有所改觀。還有斷食青年、” 大會搞手” 、吃胡椒噴條的青年…真的令我覺得香港或許還有希望。最後，這幾天的經歴使我更認真工作及更有責任感！因為做善後工作好笨。
在這三天裏，我呼吸了言論自由的清新空氣及集會的寶貴自由!
Andrew
2010年1月5日 星期二
揭秘“大蒜漲價”背後：誰主導價格漲落？
揭秘“大蒜漲價”背後：誰主導價格漲落？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8/8/5/101188518.html?coluid=6&kindid=29&docid=101188518&mdate=0105102855
Andru's remarks: A very good article outlined how benefit infiltrated to every stakeholders in a supply chain / economy, and, economic power relation between every stakeholders. Can apply on other economic activities.
Enjoy-
大蒜“暴漲百倍”神話下的眾生相
2009年末，媒體報道大蒜價格出現了三四十倍的瘋漲。本刊（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奔赴有“中國蒜都”之稱的山東金鄉，走進蒜農、儲存商、經紀人、配貨站、搬運工等人的生活，追蹤一頭大蒜從山東金鄉到北京新發地農貿市場680公里的旅程。所謂“價格暴漲百倍”的傳言，對他們清苦的生活來說，好像是一個戲弄他們的黑色幽默……
105國道穿越而過，將位於豫魯皖地區的山東金鄉縣城分為兩半。縣城南邊有一條路叫南店子街，街道的歷史久遠，有人說是因為古代這裡就有商埠，且地處城南，故稱之為南店子。
現在，這裡是中國大蒜交易最活躍的場所之一，開著小汽車而來的經紀人每天早早地匯聚在這裡，三五成群，交頭接耳。他們打探行情，撮合交易，這裡的市場報價對國內大蒜價格影響舉足輕重。
以這裡為中心，聚集了幾乎所有與蒜有關的人，做出口貿易的大老板、全國各地的大蒜買家、遙控指揮貨車司機的貨運經紀人、逆市而行的冷庫投資人、戴著棉線帽的外來搬運工，及離這裡不遠的村莊裡居住的蒜農等等。
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工業革命時代的流水線上的工人一般，這裡依賴大蒜為生的人也形成了各自的階層特征，甚至是生活習性，從他們的穿著和談吐，就能發現他們處在大蒜利益鏈條中的位置。他們既主導著大蒜價格的漲落，同時也被大蒜的價格變化所主導。
蒜農的算計
離開南店子，往幾公里外的地方走，這是魯西南平原上一望無際的農田。現在這個季節，薄膜覆蓋著蒜苗，一片白一片綠，遠看還以為是地上結了冰。今年的寒冬來得早，大蒜遭受凍害。金鄉縣城南郊桃園村支書周蓋勛蹲下來，撥動一根蒜葉說，“你看，這葉子黃了。”
穿著舊公安制服的周蓋勛是桃園村300來戶蒜農中普通的一戶。在他家一個不起眼的農宅小院裡，除了光禿禿的兩棵柿子樹外，從地下到樓上，到處是蒜皮、蒜杆。他把大蒜的用途發揮到了極致。
蒜皮是收購來的，往年是免費的，今年隨著大蒜的價格上漲，蒜皮也收錢了，一車四五十袋，要400元。周蓋勛每天下午開著農用三輪摩托去加工廠拉蒜皮。這些蒜皮中總有一些有用的蒜瓣，周蓋勛和老婆就在冬天暖融融的陽光下，將剩餘不多的蒜瓣從蒜皮中分離出來，蒜瓣賣的錢就可以買回這車蒜皮了。
蒜皮呢？喂羊，他家養了幾十頭羊，蒜皮是羊的主食，吃蒜皮長大的羊肉質鮮嫩，比外地拉來的羊味道要好。
在記者到來的一個月前，北京的菜市場大蒜價格最高達到了3.9元每公斤，金鄉南店子市場的出庫價最高達到3.5元。不過，這個時候的漲價已與周蓋勛沒有多大關係，大蒜常溫下不易保存，必須在7月底前售完。
蒜農們看到蒜價瘋漲還是不免有些後悔。在經歷了連續兩年的價格暴跌後，他們錯誤估計了形勢，大幅減少了種植面積。以桃園村為例，以往每年大蒜的種植面積達1200畝（全村總共1300畝地），2009年的種植面積只有700畝左右。
周蓋勛也打錯了算盤。他家有4畝地，卻只種了2畝大蒜。一畝地，300斤蒜種，能產出2000斤大蒜和300斤蒜苔。算下來，蒜農種植大蒜的盈虧平衡點是0.9元左右／市斤。這個價格當然不是每年都能達到，前兩年的收購價只有幾毛錢，蒜農們都虧了。
周蓋勛其實已經觀察到了今年大蒜種植面積大幅減少，收購價從最初的7角、8角一路上漲，一直漲到了2.8元。在漲到1.58元的時候，他把自家的4000斤大蒜全賣了，他覺得這個價格已經夠好了。
這是他家今年的主要收入之一，此外，周蓋勛的老婆閑的時候去大蒜加工廠打工，將大蒜按直徑6公分以上、4公分以下分類，還要用一種金鄉特有的刮蒜刀刮底，去雜皮。一斤蒜約有4個左右，重複4遍以上這樣瑣細而繁雜的手工活，她可以獲得8分錢的收入，每天要重複上千遍，一天的收入三四十元。周蓋勛自己有力氣的時候，就去扛包，扛一噸大蒜能掙10元錢。他的兒子在冷庫上班，技術活，一個月有幾百元的收入。
大蒜產業養活了金鄉許許多多像周蓋勛家一樣的蒜農，按金鄉縣委宣傳部提供的官方資料介紹，金鄉縣常年種植大蒜面積60萬畝，如果以一戶3畝地計算，則有20萬個家庭以種大蒜為生。
這些分散在魯西南平原上的蒜農們就像河裡的魚兒一樣，當它們發現誘餌時，群起而追。這些蒜農們發現蒜價上漲，來年就會迅速增加種植面積。如果一旦連續虧損，他們寧願種上不值錢的麥子。
逆市而行的冷庫
從南店子市場往南走，在去往桃園村的路上，兩旁排列著幾十家冷庫。這片地方本來也是一片農田或農宅，當建設冷庫的利潤比種大蒜的利潤高出許多倍後，這些有眼光的投資者就開始“種冷庫”，雖然國家三令五申嚴禁改變農地的用途。
過去金鄉的蒜農們拉著大板車，把大蒜賣給全縣唯一的買主——外貿局，還總是擔心蒜孬沒人要。有了冷庫以後，大蒜的種植面積迅速擴大，經紀人則可以把大蒜變為一個四季常青的交易。
相比於種植大蒜的區區數千元的投資來說，冷庫的投資大得多。一個冷庫至少有一個儲存洞，儲量一般為700噸，投資需要幾十萬，運行的頭幾個月每個月的電費就要上萬元。一旦操作不慎，冷庫溫度不適，引起黴變，冷庫老板就可能血本無歸。
桃園村附近的冷庫老板不少就是本村人，有的比周蓋勛年紀小，碰到他就喊他老哥，但周蓋勛玩不起冷庫，他沒有這個資本。
如種大蒜一樣，行情有好有壞，冷庫的好日子只屬於發展的初期，現在已經一去不複返了。1994年，金鄉縣的冷庫不到10家，現在已經有700多家。冷庫市場的飽和形成了逆大蒜周期的行情——蒜價好的時候，庫存少，冷庫老板不賺錢。
周繼鋒的冷庫位於桃園村南邊，在一片蒜田包圍之中。冬日的陽光照射下，“繼峰冷庫”4個金黃色的大字閃閃發光。這位55歲的冷庫老板和老婆搭了個灶台做飯——白菜豆腐雜燴、小米羹、白饃，菜裡面沒有肉。周繼鋒最初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就是冷庫老板，在布滿灰塵和堆滿雜物的經理辦公室裡，他以“看門人”的身份和記者談起大蒜。
他滿臉愁苦，腦子裡卻有一本非常明白的賬。這家冷庫是他和親戚朋友們2006年一起投資136萬建造的。在做出這個決定前，他還是一名小學教師，兒子在當地一家銀行工作，發現建冷庫賺錢後，發動親戚朋友集資，再通過銀行貸款凑齊了這筆“巨款”。
2002年至2006年是金鄉大蒜的黃金時期，種植面積持續擴大，冷庫也不斷增加，只要有蒜就能售出，種蒜人和冷庫老板從沒有遇到大的風險。2006年蒜價創歷史之最，金鄉市場報價達到4.28元／斤，至今也未能超過。
2007年，金鄉大蒜市場出現轉折性的一幕，這一幕似乎是人為操控，也似乎是大轉折到來的前兆。某蒜商從外地每天拉來上百噸的大蒜放在南店子市場低價出售，“四五台大卡車，每天拉來，持續了一個多禮拜。”市場的信心隨之動搖，價格開始暴跌。至今，當地許多人對這件事記憶深刻，他們認為是有人通過做低現貨市場的價格，在電子交易市場上獲利。
此後，金鄉大蒜此後進入了為期兩年的漫長調整期，蒜價最低的時候達到8分錢／斤，農民虧損，經紀人跳樓。兩年虧損後，種植面積大幅減少，今年大蒜價格扶搖直上，一路看漲。
然而，冷庫並沒有等來好時光，相反卻是最慘淡的年份。冷庫的過剩直接導致行內惡性競爭。前年，一噸大蒜的儲存費高達400元，而現在卻只有180元。即使如此低的價格，桃園村南邊4家冷庫的10個洞，只存了3個洞。
周繼鋒算了一本賬，冷庫正常運行，除去電費、水費、人工費、租金等等，一年的利潤還不到2萬元。他認為，160元／噸是這個行業的盈虧平衡點，低於這個數字，冷庫運行也是賠本。
大蒜行情好，收錢的部門就多了。周繼鋒的老婆憤憤不平，他被逼得想自殺，“水是自己打的井裡的，制冷後水又到地下去了，這些人來強行收水費，一個洞一年要一萬元……”
對周繼鋒兩口子來說，他必須熬過這個寒冬，等待下一年大蒜的儲量大增。
靠貨為生
冷庫是大蒜交易中的中樞，連接冷庫和分散市場的紐帶則是貨物運輸。
在金鄉汽車站下車後，沿105國道往南走1000米左右，配貨站一家接一家，他們是冷庫和長途貨運司機的信息中心。
聯運公司配貨站老板程友福，正式身份是金鄉水利局的公務員，但不用上班，只需要一周去一次水利管理所。他饒有興致地向記者講述他這個行當的門道，長途司機日夜兼程超載運輸，每年年終，為了獲得更多的貨運機會還得拿條好煙好酒給配貨站的老板送禮，配貨站老板則通過請吃飯等方法，拉攏冷庫老板，希望獲得更多的貨運信息。
程友福每年花500元錢在一本交通地圖册上做廣告，上面還有自己的照片。通過“管車寶”軟件，他只要接通司機的電話就能在網上看到司機所處的地點。“這個行業，電話費越多說明生意越不好做。電話少，說明貨主和車主給你打電話。”他一年的電話費只有6000元，生意自然做得不錯。
對他來說，最大的風險是用陌生司機，司機如果半途把貨物私吞了，他就得承擔賠償責任。他的利潤來自於信息費，運費超過1萬元以內的每筆收100元，以從金鄉到北京為例，28噸位的貨車一般實際載重60噸，運費100元／噸。運費達到6000元，他另收100元。司機所收的6000元運費中，又被分解為加油費、過路過橋費、超載罰款費等等。
沿著程友福的配貨站再往南走，幾百米遠的地方，十字路口西邊聚集著一群戴著暗色棉線帽、穿著軍用棉大衣、背著手工袋的人。為了抵禦寒冷，他們本能地佝僂著背，雙手插在口袋裡捂緊棉大衣。
這是一群搬運工。程友福有時候也會幫貨主找搬運工，吆喝一嗓子就能聚集一大批人。他們憑苦力吃飯，等活計的唯一辦法，就是站在風力最大的十字路口上。
冬天“人多活少價錢低”，一噸大蒜的搬運費已經降到10元。一噸大蒜2000斤，一袋大蒜85斤左右，為了這10元錢，搬運工要在冷庫和大貨車之間扛著包來回走20多趟，整個過程需要一個小時。
夏天幹活更辛苦，冷庫內外溫差達30多度，冰火兩重天。搬運工隨身帶的包裡裝著幹活時穿的衣服、帽子。一般他們幹完活後，在汗水尚未蒸發之前必須迅速穿上棉大衣，否則會感冒或患關節疾病。
44歲的王更雷來自70公里外的單縣，他已經在這裡做了六七年。正常情況下，他一天除去夥食費和住宿費，外加5元一包的將軍煙，只能剩下30元。他們和工友們一起住在一個沒有掛牌的破舊旅館，大通鋪占滿了整個房子的空間，一個房間住一二十人，每天晚上只需要2元錢。
這些賣苦力賺來的錢，要用來補貼孩子的學費和老人的醫藥費，他們老家只種玉米和小麥，不值錢，他們羨慕金鄉的農民，種大蒜就能掙錢。
市場裡的經紀人
距離這群搬運工聚集地幾百米遠的地方，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小汽車無序地停放在路邊，一群人衣著普通，他們交頭接耳，或低聲細語，或以手勢代替語言。
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這群人決定了大蒜的價格，他們是大蒜經紀人。他們在這裡不僅僅打探行情，同時也觀察附近冷庫每天的出貨量，為了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有的人甚至專門到國道收費站蹲點一天，計算有多少輛運大蒜的貨車。
49歲的李春廷是一名經紀人，他總是擺一把落地秤、一輛三輪無棚摩托車在南店子市場東北角，紅色的蒜袋裝著半袋蒜。他個子不高，身體結實，有一張飽經風霜的臉。記者第二次見到他時，他剛撮合了一筆生意，一個外地老板要了13噸大蒜，他得了100元的傭金，他為此花了幾十元的打的費，去冷庫幫人看貨，另外還有幾元錢長途電話費。
這樁生意是“明買明賣”，傭金價格只有5厘／斤，按正常行情，傭金應當是1分／斤。那天，大蒜行情終於打破了在3.1元左右的僵局，跌為2.9元，惜賣的儲貨商開始出貨。他已經有好幾天沒有撮合成一筆業務。
李春廷和老婆租住在離南店子不遠的一處平房裡，房間收拾得幹乾淨淨，一年的租金1800元。他每天早晨7點起床，晚上五六點從市場上回家，每個月夫妻倆能賺3000元，供兩個孩子上學。
李春廷說自己是一個單純的經紀人，按他的說法，“發財的人都是靠向客戶報虛假信息而獲利。” 聯運公司配貨站老板程友福就遇到一回這樣的情況，他的一個北京客戶買蒜，金鄉市場的報價是0.71元，而他的北京客戶委托的經紀人卻報0.8元，每斤差價就將近1角。程友福揭穿後，那個客戶再也不與這個經紀人打交道。
不過，真正決定經紀人實力的，不在於其誠信度，而在於自有資本金的多少。這也是冷庫老板對抗市場周期的辦法，他們通過自有資金收儲大蒜，只要市場看得准，肯定能賺錢。
前兩年大蒜價格低，有的外地客商賠得連儲存費都交不起，最後只能把大蒜放在庫裡作為儲存費，這批進價只有幾毛錢的大蒜，儲存兩年之後，到今年出售，則成了翻番十多倍的寶貝。
之前有媒體報道大蒜價格瘋漲，其計算方式正是基於最低的收購價格時期收儲，而在最高的市場價時賣出。
來自金鄉的蒜商許傑和他的合作夥伴既是經紀人，也是存貨商。這次他以為大蒜價格會一路高漲，在3.68元時他們在南店子市場收購了一批大蒜，結果價格卻在回落，北京的大蒜價格也僅為3.75元，他狠下心來，省去中間環節，把大蒜直接拉到北京賣。
這是他們第一次來北京新發地市場賣蒜，北京寒潮來襲，晚上最低溫度將近零下10度。在市場附近的一家東北小菜館，酒過三旬之後，他們開始試圖說服一個老鄉替他今晚在車上睡，對方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蓋三床被子晚上還會凍醒。”
可是，如果叫了不熟的人，每天晚上要給看護人100元錢，還擔心監守自盜，每袋裡扒一斤蒜，損失就好幾百塊。
金鄉蒜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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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小販上門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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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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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工／加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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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人或中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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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貨站和長途貨運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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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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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消費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8/8/5/101188518.html?coluid=6&kindid=29&docid=101188518&mdate=0105102855
Andru's remarks: A very good article outlined how benefit infiltrated to every stakeholders in a supply chain / economy, and, economic power relation between every stakeholders. Can apply on other economic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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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暴漲百倍”神話下的眾生相
2009年末，媒體報道大蒜價格出現了三四十倍的瘋漲。本刊（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奔赴有“中國蒜都”之稱的山東金鄉，走進蒜農、儲存商、經紀人、配貨站、搬運工等人的生活，追蹤一頭大蒜從山東金鄉到北京新發地農貿市場680公里的旅程。所謂“價格暴漲百倍”的傳言，對他們清苦的生活來說，好像是一個戲弄他們的黑色幽默……
105國道穿越而過，將位於豫魯皖地區的山東金鄉縣城分為兩半。縣城南邊有一條路叫南店子街，街道的歷史久遠，有人說是因為古代這裡就有商埠，且地處城南，故稱之為南店子。
現在，這裡是中國大蒜交易最活躍的場所之一，開著小汽車而來的經紀人每天早早地匯聚在這裡，三五成群，交頭接耳。他們打探行情，撮合交易，這裡的市場報價對國內大蒜價格影響舉足輕重。
以這裡為中心，聚集了幾乎所有與蒜有關的人，做出口貿易的大老板、全國各地的大蒜買家、遙控指揮貨車司機的貨運經紀人、逆市而行的冷庫投資人、戴著棉線帽的外來搬運工，及離這裡不遠的村莊裡居住的蒜農等等。
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工業革命時代的流水線上的工人一般，這裡依賴大蒜為生的人也形成了各自的階層特征，甚至是生活習性，從他們的穿著和談吐，就能發現他們處在大蒜利益鏈條中的位置。他們既主導著大蒜價格的漲落，同時也被大蒜的價格變化所主導。
蒜農的算計
離開南店子，往幾公里外的地方走，這是魯西南平原上一望無際的農田。現在這個季節，薄膜覆蓋著蒜苗，一片白一片綠，遠看還以為是地上結了冰。今年的寒冬來得早，大蒜遭受凍害。金鄉縣城南郊桃園村支書周蓋勛蹲下來，撥動一根蒜葉說，“你看，這葉子黃了。”
穿著舊公安制服的周蓋勛是桃園村300來戶蒜農中普通的一戶。在他家一個不起眼的農宅小院裡，除了光禿禿的兩棵柿子樹外，從地下到樓上，到處是蒜皮、蒜杆。他把大蒜的用途發揮到了極致。
蒜皮是收購來的，往年是免費的，今年隨著大蒜的價格上漲，蒜皮也收錢了，一車四五十袋，要400元。周蓋勛每天下午開著農用三輪摩托去加工廠拉蒜皮。這些蒜皮中總有一些有用的蒜瓣，周蓋勛和老婆就在冬天暖融融的陽光下，將剩餘不多的蒜瓣從蒜皮中分離出來，蒜瓣賣的錢就可以買回這車蒜皮了。
蒜皮呢？喂羊，他家養了幾十頭羊，蒜皮是羊的主食，吃蒜皮長大的羊肉質鮮嫩，比外地拉來的羊味道要好。
在記者到來的一個月前，北京的菜市場大蒜價格最高達到了3.9元每公斤，金鄉南店子市場的出庫價最高達到3.5元。不過，這個時候的漲價已與周蓋勛沒有多大關係，大蒜常溫下不易保存，必須在7月底前售完。
蒜農們看到蒜價瘋漲還是不免有些後悔。在經歷了連續兩年的價格暴跌後，他們錯誤估計了形勢，大幅減少了種植面積。以桃園村為例，以往每年大蒜的種植面積達1200畝（全村總共1300畝地），2009年的種植面積只有700畝左右。
周蓋勛也打錯了算盤。他家有4畝地，卻只種了2畝大蒜。一畝地，300斤蒜種，能產出2000斤大蒜和300斤蒜苔。算下來，蒜農種植大蒜的盈虧平衡點是0.9元左右／市斤。這個價格當然不是每年都能達到，前兩年的收購價只有幾毛錢，蒜農們都虧了。
周蓋勛其實已經觀察到了今年大蒜種植面積大幅減少，收購價從最初的7角、8角一路上漲，一直漲到了2.8元。在漲到1.58元的時候，他把自家的4000斤大蒜全賣了，他覺得這個價格已經夠好了。
這是他家今年的主要收入之一，此外，周蓋勛的老婆閑的時候去大蒜加工廠打工，將大蒜按直徑6公分以上、4公分以下分類，還要用一種金鄉特有的刮蒜刀刮底，去雜皮。一斤蒜約有4個左右，重複4遍以上這樣瑣細而繁雜的手工活，她可以獲得8分錢的收入，每天要重複上千遍，一天的收入三四十元。周蓋勛自己有力氣的時候，就去扛包，扛一噸大蒜能掙10元錢。他的兒子在冷庫上班，技術活，一個月有幾百元的收入。
大蒜產業養活了金鄉許許多多像周蓋勛家一樣的蒜農，按金鄉縣委宣傳部提供的官方資料介紹，金鄉縣常年種植大蒜面積60萬畝，如果以一戶3畝地計算，則有20萬個家庭以種大蒜為生。
這些分散在魯西南平原上的蒜農們就像河裡的魚兒一樣，當它們發現誘餌時，群起而追。這些蒜農們發現蒜價上漲，來年就會迅速增加種植面積。如果一旦連續虧損，他們寧願種上不值錢的麥子。
逆市而行的冷庫
從南店子市場往南走，在去往桃園村的路上，兩旁排列著幾十家冷庫。這片地方本來也是一片農田或農宅，當建設冷庫的利潤比種大蒜的利潤高出許多倍後，這些有眼光的投資者就開始“種冷庫”，雖然國家三令五申嚴禁改變農地的用途。
過去金鄉的蒜農們拉著大板車，把大蒜賣給全縣唯一的買主——外貿局，還總是擔心蒜孬沒人要。有了冷庫以後，大蒜的種植面積迅速擴大，經紀人則可以把大蒜變為一個四季常青的交易。
相比於種植大蒜的區區數千元的投資來說，冷庫的投資大得多。一個冷庫至少有一個儲存洞，儲量一般為700噸，投資需要幾十萬，運行的頭幾個月每個月的電費就要上萬元。一旦操作不慎，冷庫溫度不適，引起黴變，冷庫老板就可能血本無歸。
桃園村附近的冷庫老板不少就是本村人，有的比周蓋勛年紀小，碰到他就喊他老哥，但周蓋勛玩不起冷庫，他沒有這個資本。
如種大蒜一樣，行情有好有壞，冷庫的好日子只屬於發展的初期，現在已經一去不複返了。1994年，金鄉縣的冷庫不到10家，現在已經有700多家。冷庫市場的飽和形成了逆大蒜周期的行情——蒜價好的時候，庫存少，冷庫老板不賺錢。
周繼鋒的冷庫位於桃園村南邊，在一片蒜田包圍之中。冬日的陽光照射下，“繼峰冷庫”4個金黃色的大字閃閃發光。這位55歲的冷庫老板和老婆搭了個灶台做飯——白菜豆腐雜燴、小米羹、白饃，菜裡面沒有肉。周繼鋒最初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就是冷庫老板，在布滿灰塵和堆滿雜物的經理辦公室裡，他以“看門人”的身份和記者談起大蒜。
他滿臉愁苦，腦子裡卻有一本非常明白的賬。這家冷庫是他和親戚朋友們2006年一起投資136萬建造的。在做出這個決定前，他還是一名小學教師，兒子在當地一家銀行工作，發現建冷庫賺錢後，發動親戚朋友集資，再通過銀行貸款凑齊了這筆“巨款”。
2002年至2006年是金鄉大蒜的黃金時期，種植面積持續擴大，冷庫也不斷增加，只要有蒜就能售出，種蒜人和冷庫老板從沒有遇到大的風險。2006年蒜價創歷史之最，金鄉市場報價達到4.28元／斤，至今也未能超過。
2007年，金鄉大蒜市場出現轉折性的一幕，這一幕似乎是人為操控，也似乎是大轉折到來的前兆。某蒜商從外地每天拉來上百噸的大蒜放在南店子市場低價出售，“四五台大卡車，每天拉來，持續了一個多禮拜。”市場的信心隨之動搖，價格開始暴跌。至今，當地許多人對這件事記憶深刻，他們認為是有人通過做低現貨市場的價格，在電子交易市場上獲利。
此後，金鄉大蒜此後進入了為期兩年的漫長調整期，蒜價最低的時候達到8分錢／斤，農民虧損，經紀人跳樓。兩年虧損後，種植面積大幅減少，今年大蒜價格扶搖直上，一路看漲。
然而，冷庫並沒有等來好時光，相反卻是最慘淡的年份。冷庫的過剩直接導致行內惡性競爭。前年，一噸大蒜的儲存費高達400元，而現在卻只有180元。即使如此低的價格，桃園村南邊4家冷庫的10個洞，只存了3個洞。
周繼鋒算了一本賬，冷庫正常運行，除去電費、水費、人工費、租金等等，一年的利潤還不到2萬元。他認為，160元／噸是這個行業的盈虧平衡點，低於這個數字，冷庫運行也是賠本。
大蒜行情好，收錢的部門就多了。周繼鋒的老婆憤憤不平，他被逼得想自殺，“水是自己打的井裡的，制冷後水又到地下去了，這些人來強行收水費，一個洞一年要一萬元……”
對周繼鋒兩口子來說，他必須熬過這個寒冬，等待下一年大蒜的儲量大增。
靠貨為生
冷庫是大蒜交易中的中樞，連接冷庫和分散市場的紐帶則是貨物運輸。
在金鄉汽車站下車後，沿105國道往南走1000米左右，配貨站一家接一家，他們是冷庫和長途貨運司機的信息中心。
聯運公司配貨站老板程友福，正式身份是金鄉水利局的公務員，但不用上班，只需要一周去一次水利管理所。他饒有興致地向記者講述他這個行當的門道，長途司機日夜兼程超載運輸，每年年終，為了獲得更多的貨運機會還得拿條好煙好酒給配貨站的老板送禮，配貨站老板則通過請吃飯等方法，拉攏冷庫老板，希望獲得更多的貨運信息。
程友福每年花500元錢在一本交通地圖册上做廣告，上面還有自己的照片。通過“管車寶”軟件，他只要接通司機的電話就能在網上看到司機所處的地點。“這個行業，電話費越多說明生意越不好做。電話少，說明貨主和車主給你打電話。”他一年的電話費只有6000元，生意自然做得不錯。
對他來說，最大的風險是用陌生司機，司機如果半途把貨物私吞了，他就得承擔賠償責任。他的利潤來自於信息費，運費超過1萬元以內的每筆收100元，以從金鄉到北京為例，28噸位的貨車一般實際載重60噸，運費100元／噸。運費達到6000元，他另收100元。司機所收的6000元運費中，又被分解為加油費、過路過橋費、超載罰款費等等。
沿著程友福的配貨站再往南走，幾百米遠的地方，十字路口西邊聚集著一群戴著暗色棉線帽、穿著軍用棉大衣、背著手工袋的人。為了抵禦寒冷，他們本能地佝僂著背，雙手插在口袋裡捂緊棉大衣。
這是一群搬運工。程友福有時候也會幫貨主找搬運工，吆喝一嗓子就能聚集一大批人。他們憑苦力吃飯，等活計的唯一辦法，就是站在風力最大的十字路口上。
冬天“人多活少價錢低”，一噸大蒜的搬運費已經降到10元。一噸大蒜2000斤，一袋大蒜85斤左右，為了這10元錢，搬運工要在冷庫和大貨車之間扛著包來回走20多趟，整個過程需要一個小時。
夏天幹活更辛苦，冷庫內外溫差達30多度，冰火兩重天。搬運工隨身帶的包裡裝著幹活時穿的衣服、帽子。一般他們幹完活後，在汗水尚未蒸發之前必須迅速穿上棉大衣，否則會感冒或患關節疾病。
44歲的王更雷來自70公里外的單縣，他已經在這裡做了六七年。正常情況下，他一天除去夥食費和住宿費，外加5元一包的將軍煙，只能剩下30元。他們和工友們一起住在一個沒有掛牌的破舊旅館，大通鋪占滿了整個房子的空間，一個房間住一二十人，每天晚上只需要2元錢。
這些賣苦力賺來的錢，要用來補貼孩子的學費和老人的醫藥費，他們老家只種玉米和小麥，不值錢，他們羨慕金鄉的農民，種大蒜就能掙錢。
市場裡的經紀人
距離這群搬運工聚集地幾百米遠的地方，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小汽車無序地停放在路邊，一群人衣著普通，他們交頭接耳，或低聲細語，或以手勢代替語言。
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這群人決定了大蒜的價格，他們是大蒜經紀人。他們在這裡不僅僅打探行情，同時也觀察附近冷庫每天的出貨量，為了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有的人甚至專門到國道收費站蹲點一天，計算有多少輛運大蒜的貨車。
49歲的李春廷是一名經紀人，他總是擺一把落地秤、一輛三輪無棚摩托車在南店子市場東北角，紅色的蒜袋裝著半袋蒜。他個子不高，身體結實，有一張飽經風霜的臉。記者第二次見到他時，他剛撮合了一筆生意，一個外地老板要了13噸大蒜，他得了100元的傭金，他為此花了幾十元的打的費，去冷庫幫人看貨，另外還有幾元錢長途電話費。
這樁生意是“明買明賣”，傭金價格只有5厘／斤，按正常行情，傭金應當是1分／斤。那天，大蒜行情終於打破了在3.1元左右的僵局，跌為2.9元，惜賣的儲貨商開始出貨。他已經有好幾天沒有撮合成一筆業務。
李春廷和老婆租住在離南店子不遠的一處平房裡，房間收拾得幹乾淨淨，一年的租金1800元。他每天早晨7點起床，晚上五六點從市場上回家，每個月夫妻倆能賺3000元，供兩個孩子上學。
李春廷說自己是一個單純的經紀人，按他的說法，“發財的人都是靠向客戶報虛假信息而獲利。” 聯運公司配貨站老板程友福就遇到一回這樣的情況，他的一個北京客戶買蒜，金鄉市場的報價是0.71元，而他的北京客戶委托的經紀人卻報0.8元，每斤差價就將近1角。程友福揭穿後，那個客戶再也不與這個經紀人打交道。
不過，真正決定經紀人實力的，不在於其誠信度，而在於自有資本金的多少。這也是冷庫老板對抗市場周期的辦法，他們通過自有資金收儲大蒜，只要市場看得准，肯定能賺錢。
前兩年大蒜價格低，有的外地客商賠得連儲存費都交不起，最後只能把大蒜放在庫裡作為儲存費，這批進價只有幾毛錢的大蒜，儲存兩年之後，到今年出售，則成了翻番十多倍的寶貝。
之前有媒體報道大蒜價格瘋漲，其計算方式正是基於最低的收購價格時期收儲，而在最高的市場價時賣出。
來自金鄉的蒜商許傑和他的合作夥伴既是經紀人，也是存貨商。這次他以為大蒜價格會一路高漲，在3.68元時他們在南店子市場收購了一批大蒜，結果價格卻在回落，北京的大蒜價格也僅為3.75元，他狠下心來，省去中間環節，把大蒜直接拉到北京賣。
這是他們第一次來北京新發地市場賣蒜，北京寒潮來襲，晚上最低溫度將近零下10度。在市場附近的一家東北小菜館，酒過三旬之後，他們開始試圖說服一個老鄉替他今晚在車上睡，對方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蓋三床被子晚上還會凍醒。”
可是，如果叫了不熟的人，每天晚上要給看護人100元錢，還擔心監守自盜，每袋裡扒一斤蒜，損失就好幾百塊。
金鄉蒜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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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小販上門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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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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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工／加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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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人或中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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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貨站和長途貨運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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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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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消費
謝瑋陞﹕搖頭丸與青少年文化
面對新興毒品對青少年的威脅，與其持續製造道德恐慌，倒不如切切實實的了解青少年的毒品文化更為實際。過往30年，香港政府成功建立了拋妻棄子、「連老母錢都搶」的道友形象；莘莘學子，大好前途，一碰毒品就一夜成魔，變成「口水鼻涕流」的社會敗類。我們成功製造了對白粉的道德恐慌，就連筆者曾經訪問過的K仔拆家都話：「白粉千祈唔好掂，掂邊個死邊個，大佬話明掂親斬手指呀！」就連黑社會都知道白粉害人，抱憾終身，可見香港社會對毒品的道德批判何其深刻。
不過，如果連一個K仔拆家都知道白粉害人，卻每天經營K仔士多，明言索K、Fing頭就好似食朱古力那樣普通的話，我們就有必要探究，年輕人為何對毒品有全新演繹，為何索K、Fing頭與白粉有別，為何日索夜索都只當消閒，不算上癮。因此，索K、Fing頭並不單只是一個社會道德議題，而且更是一個青少年文化議題。只可惜近十年本地有關研究不多，亦少有系統闡述青少年索K、Fing頭的歷史。
英國受搖頭丸問題影響超過20年，其影響之大可說是一場青少年文化運動。Matthew Collin與John Godfrey都是傳媒人、雜誌編輯，用了近10年時間進行資料蒐集，於1997年終於成書：《Altered State: The Story of Ecstasy Culture and Acid House》，為要完整記錄由搖頭丸引發的青少年文化運動。中譯本於幾年前出版，由台灣編輯翻譯，譯名《迷幻異域——快樂丸與青少年文化的故事》。作者明言於1988年於曼徹斯特的一個夜晚一顆小小的搖頭丸膠囊讓他「攀登人類經驗的高峰」（reached the peak of human experience），而作者探討英國青少年藥物文化的歷程亦由這粒小小的膠囊開始。
搖頭丸與海洛英不同，並非鴉片類藥物，而本身亦沒有醫藥功用（海洛英於1874年發明起便有用作為代替嗎啡的強效止痛藥），最早於1914年的平安夜由德國的默克藥廠（Merck pharmaceutical company）製造並申請專利，束之高閣數十年後被美國於冷戰時期用作研發軍事用途藥物，到1960年代才由英國化學家Gordon Alles及來自美國加州的Alexander Shulgin再製合成。Dr. Shulgin專門研究開發讓人「心靈解放」的迷幻藥，在自家後園開辦「試藥會」幾十年，真正是「high」鼻祖。搖頭丸是他的得意之作，起初只流傳於部分醫學界人士，後來經一位心理學家朋友Leo Zuff大力提倡，用家愈來愈多，口碑好，一傳十，十傳百，最後流入年輕人市場。
搖頭丸歷史是立體文化現象
《迷幻異域》嘗試闡述的是過去20年一種毒品的流行版圖，當中涉及一種青年文化的形成，以及與主流政治生態的關係。搖頭丸由一個地中海小島派對開始，從專業人士的秘密玩意流傳到英美等地，成為年輕人新玩物。在英國，搖頭丸結合1980年代初崛起的電子音樂，產生house音樂新曲風，將年輕一代由足球流氓變成跳舞達人；在美國，搖頭丸率先登陸波士頓，再經芝加哥黑人同志舞廳洗禮，同樣掀動一場流行革命。當然，同場加映必然包括英國警方高調掃場取締rave party，幫會介入搖頭丸分銷代理，派對搞手於黑幫警方兩邊周旋等傳統警匪片情節。
不過，《迷幻異域》呈現的並非單純的道德審判正邪角力，對毒品故事的詮釋亦不止於醫學界及執法機關，當中更包括唱片業界、舞曲音樂製作人、毒品拆家、rave party搞手，以及青年用家的親身陳述。作者羅列的搖頭丸歷史是一個立體的文化現象，對毒品、音樂、政治生態、社會制約等範疇都帶來巨大衝擊。正如青少年毒品問題並不單純是道德問題一樣，索K當消閒的社會現象並不是簡單一句say no to drugs可以解讀。要更立體的詮釋香港的毒品問題，我們或者需要有系統的書寫一篇香港的「索K、Fing頭史」，而不止於清一色的浪子回頭毒海浮生。
作者是中文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
不過，如果連一個K仔拆家都知道白粉害人，卻每天經營K仔士多，明言索K、Fing頭就好似食朱古力那樣普通的話，我們就有必要探究，年輕人為何對毒品有全新演繹，為何索K、Fing頭與白粉有別，為何日索夜索都只當消閒，不算上癮。因此，索K、Fing頭並不單只是一個社會道德議題，而且更是一個青少年文化議題。只可惜近十年本地有關研究不多，亦少有系統闡述青少年索K、Fing頭的歷史。
英國受搖頭丸問題影響超過20年，其影響之大可說是一場青少年文化運動。Matthew Collin與John Godfrey都是傳媒人、雜誌編輯，用了近10年時間進行資料蒐集，於1997年終於成書：《Altered State: The Story of Ecstasy Culture and Acid House》，為要完整記錄由搖頭丸引發的青少年文化運動。中譯本於幾年前出版，由台灣編輯翻譯，譯名《迷幻異域——快樂丸與青少年文化的故事》。作者明言於1988年於曼徹斯特的一個夜晚一顆小小的搖頭丸膠囊讓他「攀登人類經驗的高峰」（reached the peak of human experience），而作者探討英國青少年藥物文化的歷程亦由這粒小小的膠囊開始。
搖頭丸與海洛英不同，並非鴉片類藥物，而本身亦沒有醫藥功用（海洛英於1874年發明起便有用作為代替嗎啡的強效止痛藥），最早於1914年的平安夜由德國的默克藥廠（Merck pharmaceutical company）製造並申請專利，束之高閣數十年後被美國於冷戰時期用作研發軍事用途藥物，到1960年代才由英國化學家Gordon Alles及來自美國加州的Alexander Shulgin再製合成。Dr. Shulgin專門研究開發讓人「心靈解放」的迷幻藥，在自家後園開辦「試藥會」幾十年，真正是「high」鼻祖。搖頭丸是他的得意之作，起初只流傳於部分醫學界人士，後來經一位心理學家朋友Leo Zuff大力提倡，用家愈來愈多，口碑好，一傳十，十傳百，最後流入年輕人市場。
搖頭丸歷史是立體文化現象
《迷幻異域》嘗試闡述的是過去20年一種毒品的流行版圖，當中涉及一種青年文化的形成，以及與主流政治生態的關係。搖頭丸由一個地中海小島派對開始，從專業人士的秘密玩意流傳到英美等地，成為年輕人新玩物。在英國，搖頭丸結合1980年代初崛起的電子音樂，產生house音樂新曲風，將年輕一代由足球流氓變成跳舞達人；在美國，搖頭丸率先登陸波士頓，再經芝加哥黑人同志舞廳洗禮，同樣掀動一場流行革命。當然，同場加映必然包括英國警方高調掃場取締rave party，幫會介入搖頭丸分銷代理，派對搞手於黑幫警方兩邊周旋等傳統警匪片情節。
不過，《迷幻異域》呈現的並非單純的道德審判正邪角力，對毒品故事的詮釋亦不止於醫學界及執法機關，當中更包括唱片業界、舞曲音樂製作人、毒品拆家、rave party搞手，以及青年用家的親身陳述。作者羅列的搖頭丸歷史是一個立體的文化現象，對毒品、音樂、政治生態、社會制約等範疇都帶來巨大衝擊。正如青少年毒品問題並不單純是道德問題一樣，索K當消閒的社會現象並不是簡單一句say no to drugs可以解讀。要更立體的詮釋香港的毒品問題，我們或者需要有系統的書寫一篇香港的「索K、Fing頭史」，而不止於清一色的浪子回頭毒海浮生。
作者是中文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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