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術助「植物人」重生
「我大聲尖叫，但無人聽到！」比利時男子霍本（Rom Houben）因車禍全身癱瘓，雖然一直意識清楚，但卻因為有口難言、四肢缺乏反應，結果被誤診作植物人，遭「囚禁」在軀體內長達23年，直至3年前新醫療診斷技術面世，他才得以「再世為人」，現時還可靠儀器和電腦與外界溝通。他的遭遇再次引來應否給「植物人」安樂死的爭論。
23歲車禍 被指「失去意識」
在過去23年間，霍本一直神志清醒，還能清楚聽到身邊人每句說話，但因車禍導致全身癱瘓、不能開口或移動眼球，無法向醫生和親友表達自己的想法，因而被當作無知無覺的植物人。霍本原是一名工程系學生、武術愛好者，1983年（時年23歲）撞車後，全身癱瘓，比利時佐爾德市（Zolder）的醫生，採用向來被全球醫學界視為客觀和公允的測試方法，研判其昏迷程度。醫生們當年用的是「格拉斯哥昏迷指數」（GCS），那是主要通過「睜眼反應」、「說話反應」和「肌肉活動反應」，來評估腦部中樞神經系統功能的一套標準。
無法控制身體 能聽說話
然而，只能靜躺病房裏的霍本，即使知道父母、親友、同事的來去和各人的說話，但他在GCS各項反應測試都不及格，故被診斷為「失去意識」，將「持續陷於植物人狀態」。及至3年前，比利時列日（Liege）大學醫院，採用嶄新的掃描技術為他再作評估，始驚悉他雖然無法控制身體，可是腦部功能「幾乎完全正常」，一直清醒且清楚知道身旁事物，並非植物人，於是才給他安排物理治療。
現年46歲的霍本，目前可靠手部活動輕敲，透過電腦屏幕向外人傳達信息。他憶述23年來被誤當植物人的心情時說﹕「我狂呼，可是無人聽到。我無所事事地虛度光陰……隨醫生和護士由不斷嘗試跟我說話，直至放棄所有希望，我覺得自己成了一個旁觀者，無助地看自己在受苦受罪。」
霍本形容，當3年前醫生驚覺他並非植物人時，那一刻他覺得「恍如再生」﹕「我永遠無法忘記他們發現錯誤診斷我的那一天，那是重生。」談到這23年的煎熬，霍本說：「我一直夢想有更好的人生，單用『挫敗』一詞，實在無法描述我的感受。」
現可靠電腦寫字看書
儘管他可能永難離開醫院，但經過連串治療後，他已可透過上的特別電腦裝置，敲寫出感受和躺看書。他說﹕「我想讀書，想通過電腦跟朋友聊天，以及享受如今人人都知道我還未死的這個人生。」列日大學醫院神經科專家洛雷（Steven Laureys）說﹕「醫學發展終趕上了他的情。」
洛雷早前以霍本的個案發表報告，認為世上還有很多同類的「昏迷誤診」個案。他聲言，經過審慎的檢查，所有植物人個案中，僅約四成屬真正植物人個案，其餘患者皆有意識。這批病人若獲得良好治療，可有短暫反應。他說﹕「任何人一旦被標籤為『無意識』便難以翻身。」在德國，每年約有10萬人腦部受重創，其中約2萬人在傷後昏迷3周或以上。「有些人死亡，有些人康復，估計1年有3000至5000人陷入中度昏迷﹕他們會活下去但不會蘇醒。」
再掀安樂死爭議
霍本的個案，重燃昏迷人士是否真正沒有意識、應否安排他們安樂死的爭議。安樂死支持者認為，應讓長期昏迷的植物人，享有移除醫療輔助器、莊嚴地離世的機會，但反對者稱，現實中屢有被診斷為嚴重昏迷者復蘇的個案。像20年前，昏迷了1年的86歲紐約人孔斯，在法院應家屬請求、批准拔除其餵食喉讓他自然死去的幾天後，卻「重拾」意識，還能重新講話。
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
明報 MP+
2009年11月23日 星期一
2009年11月20日 星期五
梁啟智﹕邊緣論和融合論的高鐵迷思
立法會審議高鐵撥款在即，各路人馬已指出西九站方案不單造價高昂服務低劣，建成後更會為香港帶來大量問題。就以高鐵站將會引發的西九塞車問題和相對應的巨額配套建設為例，政府無疑是要先花500多億在西九建一個陷阱讓我們一同掉進去，然後再花百多億元的藥費療傷。要把一個如此荒謬的項目推銷予市民和立法會，免不了需要各種巧言令色的公關手段，我們對當中的種種迷思必須保持警惕。
第一個政府推動的高鐵迷思，就是所謂邊緣化的論述。按這種說法，內地發展一日千里，而高鐵將會成為內地未來發展的命脈；如果香港不盡快接駁至內地高鐵網絡，將無從參與發展的歷史機遇。
這種說法有兩個問題。首先，推崇這種說法的論者無視其他的高鐵方案。以從內地到尖東為例，把高鐵總站設於錦上路並以現有的西鐵接駁，需時比經西九站接駁西鐵相差其實少於10分鐘，而這已計算了候車和轉車需時。難道持邊緣論的論者認為，香港已經脆弱得只不過差10分鐘的旅程，來自全國各地的旅客就會不再鍾情香港，所以納稅人要多付數百億的公帑來替他們省下這10分鐘？再者，尖東已是少數經西九龍比經錦上路優勝的目的地；如果旅客的目的地是中環的站，由於西九龍轉車不便，經錦上路比經西九龍更為便捷。
邊緣論蓋過香港真正邊緣化問題
相對於這些技術討論，更重要的是現有的邊緣論蓋過了香港真正的邊緣化問題。在社會科學當中，邊緣化這3個字通常是用在弱勢社群當中，例如獨居老人、單親媽媽和少數族裔。從過去十數年的經驗可見，商貿往來所產生的財富不會從財團自然流向普羅大眾。西九站方案對富人傾斜，不單對香港真正的邊緣社群無助，還會使他們進一步被邊緣化。
把高鐵總站從西九龍改為錦上路，同樣可以接駁內地高鐵網絡，節省下來的數百億卻能幫到最需要社會幫助的人。落實社聯的10項扶貧建議，包括創造就業、擴展交通費津貼和增加殘疾人士宿位，每年只需24億；馬上在中學推行小班教學，每年只需9億；增加大學資助學額，每年只需4億。這些建議都是避免香港於宜居城市排行榜中被邊緣化的良方，為何又不見政府重視？
第二個政府推動的高鐵迷思，就是對中港融合的片面宣傳。按照融合論所述，中港融合是大勢所趨，背靠內地是香港的唯一出路，而興建高鐵就是推動融合的最有效方法。
和邊緣論一樣，推崇融合論的論者沒有釐清他們所指的融合是誰的融合。高鐵香港段的大多數列車只會穿梭來回西九龍和深圳福田，不會深入內地省市；前往長沙、武漢、福州等地的列車更是每天只得一班，有論者聲稱即日來回37個城市的宏願其實很難辦到。西九站方案的融合，其實是指西九龍一帶的豪宅和寫字樓，與福田一帶的豪宅和寫字樓之間的融合。
政府沒以同樣力度推動廣義中港融合
政府急於推動這狹義的中港融合的同時，卻沒有以同樣的力度來推動廣義的中港融合。自九七以來，中港婚姻以倍數增長，輪候單程證的時間卻仍達5年之久，是否也有違中港融合？香港要發展邊境禁區，卻未見聯同深圳當局於深圳市內多辦居民大會，為跨境發展作跨境公眾參與，是否也有違中港融合？香港出版的報章雜誌未能名正言順帶到中國內地，嚴重阻礙香港出版業的發展，是否也有違中港融合？為何在這些關鍵問題之上，卻不見政府以與推動西九站方案同等的毅力和決心，為真正的中港融合拆牆鬆綁？
細心分析之下，原來種種支持政府高鐵方案的論調，都是片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如果面的邊緣論和融合論其實都只是砌辭，那麼底的真正理由又是什麼？筆者不敢對此猜想，只求手握公共財政大權的立法會議員在搞清楚之前，絕對不能支持撥款。基建應該以人為本，香港人該站起來了。
第一個政府推動的高鐵迷思，就是所謂邊緣化的論述。按這種說法，內地發展一日千里，而高鐵將會成為內地未來發展的命脈；如果香港不盡快接駁至內地高鐵網絡，將無從參與發展的歷史機遇。
這種說法有兩個問題。首先，推崇這種說法的論者無視其他的高鐵方案。以從內地到尖東為例，把高鐵總站設於錦上路並以現有的西鐵接駁，需時比經西九站接駁西鐵相差其實少於10分鐘，而這已計算了候車和轉車需時。難道持邊緣論的論者認為，香港已經脆弱得只不過差10分鐘的旅程，來自全國各地的旅客就會不再鍾情香港，所以納稅人要多付數百億的公帑來替他們省下這10分鐘？再者，尖東已是少數經西九龍比經錦上路優勝的目的地；如果旅客的目的地是中環的站，由於西九龍轉車不便，經錦上路比經西九龍更為便捷。
邊緣論蓋過香港真正邊緣化問題
相對於這些技術討論，更重要的是現有的邊緣論蓋過了香港真正的邊緣化問題。在社會科學當中，邊緣化這3個字通常是用在弱勢社群當中，例如獨居老人、單親媽媽和少數族裔。從過去十數年的經驗可見，商貿往來所產生的財富不會從財團自然流向普羅大眾。西九站方案對富人傾斜，不單對香港真正的邊緣社群無助，還會使他們進一步被邊緣化。
把高鐵總站從西九龍改為錦上路，同樣可以接駁內地高鐵網絡，節省下來的數百億卻能幫到最需要社會幫助的人。落實社聯的10項扶貧建議，包括創造就業、擴展交通費津貼和增加殘疾人士宿位，每年只需24億；馬上在中學推行小班教學，每年只需9億；增加大學資助學額，每年只需4億。這些建議都是避免香港於宜居城市排行榜中被邊緣化的良方，為何又不見政府重視？
第二個政府推動的高鐵迷思，就是對中港融合的片面宣傳。按照融合論所述，中港融合是大勢所趨，背靠內地是香港的唯一出路，而興建高鐵就是推動融合的最有效方法。
和邊緣論一樣，推崇融合論的論者沒有釐清他們所指的融合是誰的融合。高鐵香港段的大多數列車只會穿梭來回西九龍和深圳福田，不會深入內地省市；前往長沙、武漢、福州等地的列車更是每天只得一班，有論者聲稱即日來回37個城市的宏願其實很難辦到。西九站方案的融合，其實是指西九龍一帶的豪宅和寫字樓，與福田一帶的豪宅和寫字樓之間的融合。
政府沒以同樣力度推動廣義中港融合
政府急於推動這狹義的中港融合的同時，卻沒有以同樣的力度來推動廣義的中港融合。自九七以來，中港婚姻以倍數增長，輪候單程證的時間卻仍達5年之久，是否也有違中港融合？香港要發展邊境禁區，卻未見聯同深圳當局於深圳市內多辦居民大會，為跨境發展作跨境公眾參與，是否也有違中港融合？香港出版的報章雜誌未能名正言順帶到中國內地，嚴重阻礙香港出版業的發展，是否也有違中港融合？為何在這些關鍵問題之上，卻不見政府以與推動西九站方案同等的毅力和決心，為真正的中港融合拆牆鬆綁？
細心分析之下，原來種種支持政府高鐵方案的論調，都是片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如果面的邊緣論和融合論其實都只是砌辭，那麼底的真正理由又是什麼？筆者不敢對此猜想，只求手握公共財政大權的立法會議員在搞清楚之前，絕對不能支持撥款。基建應該以人為本，香港人該站起來了。
2009年11月17日 星期二
來函．怒乎﹕向驗毒說「不」？！ 向天職說「得」？！
【明報專訊】禁毒處一直強調學生有權不向別人披露有關驗毒的結果，表面看來好像行得通，但實際卻沒有考慮到同學可能因為要隱瞞秘密而遭到排斥，令本來要好的朋友，也因而產生隔膜。另外，現在不少學校都有「融合學生」，例如自閉的同學，他們對突如其來的測試，也許會更感不安。當局有沒有考慮他們的需要？
「零」聽學生聲音
在參與了禁毒處的校園驗毒教師簡介會和學生交流會後，一位中六學生對我說：「為何花在講解毒品禍害時間那麼長？已是第二次聽有關毒品禍害了！Q&A的時間就只有10分鐘！」另一位中七的學生表示：「為何他們不接受我們即時舉手發問，要我們把問題寫在紙上，難道他們要過濾和篩選嗎？」當日台上的禁毒專員和其他嘉賓，確實只選一些支持強制驗毒的學生問題回答，對其他學生的問題，例如「外國有賣尿的事件，你們如何防止有人賣尿」，或「如果被抽中驗尿當天有月經，我會感到尷尬，怎樣辦」，又或「如果連續兩次驗尿都有『假陽性』反應，可是我明明是沒有吸食毒品，那被人『屈』怎麼辦」等，都沒有正面回應，有些甚至石沉大海。
日前學校就同學對驗毒計劃的看法進行了問卷調查，訪問了268位學生，得出的結果是認同「強制性校園驗毒計劃」佔該項調查總數的35%，不認同的佔33%，而沒有意見的佔32%；認同「自願性校園驗毒計劃」的學生佔該項調查總數的40%，不認同的佔35%，沒有意見的佔25%。可見整體而言，認同的人數並不是佔大多數，反映他們對計劃仍有保留或者憂慮。學生在問卷中寫下的反對「校園驗毒計劃」原因，包括「自願性並無阻嚇性、應查毒品來源，不應查我們、浪費納稅人的錢、浪費時間、『唔鍾意用尿驗』，太不衛生和尷尬，因為女孩子有不方便的時候、麻煩！無必要、操之過急、怕被人標籤為吸毒學生、不想知結果」等等。
近日的禁毒宣傳片經常強調：「向毒品說不，向天職說得。」這引起我的反思：老師的「天職」是什麼？是協助驗毒？還是認真教學和關愛學生？幾年前問一位「索K」的學生，為何知道「K仔」的危險，仍然要「索」呢？他的回答是：「想上課的時間快點過。」這促使我反思：作為教師，怎樣才可以讓學生喜歡上學？
教師「天職」是什麼？
有不少想戒毒的年輕人，曾經聯絡社工戒毒，但因為排期時間太長，平均要兩個月才可以得到跟進，最終可能因等不及而放棄了。現在戒毒中心的社工，除了要跟進吸毒個案，更要應付禁毒宣傳、外展探訪和培訓老師等的工作。政府是否應把驗毒的費用，花在增聘社工和輔導人員？
傳媒對青少年的描述多是兩極化的：不是什麼比賽得冠軍、十優狀元，就是各類「問題青年」。那些佔最大多數的平凡青少年，他們在成長過程的掙扎及喜怒哀樂的經歷，傳媒卻很少記載。禁毒宣傳片中不是說「天造之才，皆要培育，化雨春風，學生在我心，為師無憾」嗎？為何處理「青少年」的課題是不常用教化而只用禁制？為何「青少年」後面經常都帶一些負面描述——濫藥、濫交和上網成癮……青少年的創意、敢言和作為人的權利，卻被忽視，甚至被打壓。難道「成年人」沒有問題嗎？為何我們不多花時間認真聆聽孩子的心底話？這是否才是老師的真正「天職」？才算「為師無憾」？
作者是一名大埔區中學教師
「零」聽學生聲音
在參與了禁毒處的校園驗毒教師簡介會和學生交流會後，一位中六學生對我說：「為何花在講解毒品禍害時間那麼長？已是第二次聽有關毒品禍害了！Q&A的時間就只有10分鐘！」另一位中七的學生表示：「為何他們不接受我們即時舉手發問，要我們把問題寫在紙上，難道他們要過濾和篩選嗎？」當日台上的禁毒專員和其他嘉賓，確實只選一些支持強制驗毒的學生問題回答，對其他學生的問題，例如「外國有賣尿的事件，你們如何防止有人賣尿」，或「如果被抽中驗尿當天有月經，我會感到尷尬，怎樣辦」，又或「如果連續兩次驗尿都有『假陽性』反應，可是我明明是沒有吸食毒品，那被人『屈』怎麼辦」等，都沒有正面回應，有些甚至石沉大海。
日前學校就同學對驗毒計劃的看法進行了問卷調查，訪問了268位學生，得出的結果是認同「強制性校園驗毒計劃」佔該項調查總數的35%，不認同的佔33%，而沒有意見的佔32%；認同「自願性校園驗毒計劃」的學生佔該項調查總數的40%，不認同的佔35%，沒有意見的佔25%。可見整體而言，認同的人數並不是佔大多數，反映他們對計劃仍有保留或者憂慮。學生在問卷中寫下的反對「校園驗毒計劃」原因，包括「自願性並無阻嚇性、應查毒品來源，不應查我們、浪費納稅人的錢、浪費時間、『唔鍾意用尿驗』，太不衛生和尷尬，因為女孩子有不方便的時候、麻煩！無必要、操之過急、怕被人標籤為吸毒學生、不想知結果」等等。
近日的禁毒宣傳片經常強調：「向毒品說不，向天職說得。」這引起我的反思：老師的「天職」是什麼？是協助驗毒？還是認真教學和關愛學生？幾年前問一位「索K」的學生，為何知道「K仔」的危險，仍然要「索」呢？他的回答是：「想上課的時間快點過。」這促使我反思：作為教師，怎樣才可以讓學生喜歡上學？
教師「天職」是什麼？
有不少想戒毒的年輕人，曾經聯絡社工戒毒，但因為排期時間太長，平均要兩個月才可以得到跟進，最終可能因等不及而放棄了。現在戒毒中心的社工，除了要跟進吸毒個案，更要應付禁毒宣傳、外展探訪和培訓老師等的工作。政府是否應把驗毒的費用，花在增聘社工和輔導人員？
傳媒對青少年的描述多是兩極化的：不是什麼比賽得冠軍、十優狀元，就是各類「問題青年」。那些佔最大多數的平凡青少年，他們在成長過程的掙扎及喜怒哀樂的經歷，傳媒卻很少記載。禁毒宣傳片中不是說「天造之才，皆要培育，化雨春風，學生在我心，為師無憾」嗎？為何處理「青少年」的課題是不常用教化而只用禁制？為何「青少年」後面經常都帶一些負面描述——濫藥、濫交和上網成癮……青少年的創意、敢言和作為人的權利，卻被忽視，甚至被打壓。難道「成年人」沒有問題嗎？為何我們不多花時間認真聆聽孩子的心底話？這是否才是老師的真正「天職」？才算「為師無憾」？
作者是一名大埔區中學教師
2009年11月15日 星期日
沈旭暉﹕What went wrong? Do you hear me?
特區政府連串疑似醜聞成為話題，真是管治失效的老生常談嗎﹖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應先了解醜聞政治的理論規範。這可以由一宗國際案例談起﹕
重構法國的中非人肉鑽石醜聞
1979年，法國媒體披露總統德斯坦早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曾接受中非暴君博卡薩送贈兩枚鑽石，沒有申報利益﹔到了他任總統時力挺博卡薩，被視為利益輸送。當時博卡薩形象之差，冠絕全球﹕傳說他嗜吃人肉，會命廚子把政敵煎成烙餅，曾親自屠殺兒童犯，又自行稱帝，加冕護衛隊正是德斯坦派遣的法軍。1981年法國大選，德斯坦敗予左翼挑戰者密特朗，醜聞是關鍵之一。
但深入觀察，這和燈膽醜聞一樣充滿懸念。法國政壇並不特別清廉，剛去世的加蓬總統邦戈在法有大量資產，美英即明言他是巴黎庇祐的貪污犯。就是博卡薩，密特朗也容許他以退休軍官身分在法定居，德斯坦的政敵更與他結盟，好讓前總統繼續出醜。德斯坦以「鑽石只是政府間的碎鑽紀念品、已將之變賣捐出」開脫也四平八穩，同樣收取博卡薩鑽石的基辛格就安然無恙。然則醜聞何以炒熱﹖
權力、聲譽、信任鐵三角
就此我們應參考英國社會學者湯普森（John Thompson）著的《政治醜聞﹕媒體時代的權力與能見度》。作者通過英美案例提出「社會醜聞論」，以權力、（制度或個人）聲譽、群眾信任這鐵三角互動為主導醜聞的公式。媒體雖然通過醜聞傷害政府或政客聲譽，影響後者權力、提升自身話語權，但也受「信任」這元素規範﹔信任對象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例如美國人多認定前副總統切尼的公司在伊拉克戰爭獲暴利，但相信利益整合潛規則，不作深究﹔尼克遜破壞憲法對行政權力的規範，民眾卻集體反彈。當台灣民眾不信任制度，行政院長與黑幫頭子共遊就不受安全閥保護﹔如南方朔言，美國人卻不會深究甘迺迪的黑幫聯繫。
法國政客搭上非洲暴君原是受信任的，前提是對巴黎有利。德斯坦出事，因為規範被打破﹕博卡薩一度倒向當時的公敵利比亞，後雖反悔，警號已生﹔德斯坦就兒童屠殺干涉不果，大失面子﹔他最終推翻博卡薩，擁戴復位的達科不久又倒台，外交顯得有心無力。其時法國經濟低迷，群眾對花費不菲的法非關係反彈，歐洲整合呼聲湧現，醜聞反映的正是範式轉移。德斯坦下台後沒有糾纏於醜聞，不再碰非洲，改以先驅身分鼓吹歐洲融合，贏回一些尊重。
香港制度聲譽深獲第二代信任
將社會醜聞論應用到香港，對近期醜聞的主流解釋似乎都難以自圓其說。假如困局主因是金融海嘯，而海嘯主要衝擊中產，為何積極回應的是青年﹖假如這是政改危機，如何解釋港人對北京持續增加信任﹖假如媒體有力單獨製造議題，何以無人理會甘乃威事件﹖正如法國人在國家利益無損下默許領袖搭上暴君，香港制度依然獲第二代港人信任﹕無論立場如何，他們信任經濟制度健康、社會階梯公平、公共道德合理，對醜聞反應有限。早前某老牌青年機構負責人發表一篇由上而下的訓誨，堪為樣板。
但通過將青年常駐的網絡信息解碼，卻能發現制度聲譽正失去第四代信任。筆者曾以Christopher Hughes的論述研究框架，解構不同群體為愛國論述賦予的內涵﹔以此論剖析第四代對醜聞的回應，多是對現制度不信任的借題發揮，是為「權力——聲譽——信任」三角關係的警號。這些結構包括經濟社會，更包括文化倫理，放在第二代（精英）是好的，對今日的他們也是好的，對第四代卻不好。這就是跨世代制度失衡。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在知識界影響甚廣，上一代卻難得共鳴。他說「作者已死」，筆者唯有嘗試深化世代論的6個結構困局如下﹕
世代論衍生的六大結構困局
1. 1970年代末開始，香港教育成了世上最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一，經濟卻還是最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同於上一代的教育是稀有品、社會是高淘汰制的一條龍。受教育人口大幅增加，金字塔階梯被打破，社會沒有相應流動，這不是「升呢」，而是明升暗降。大學畢業生只能找從前中學生的工作，卻有了國際大學生的期望﹔以往中學畢業不一定置業，如今很難說服大學生不以此為目標。政府不解決期望落差，卻拆過來人的階梯，再以副學士、私立大學等延緩泡沫爆破，結果第四代集體代入左翼理論，失去對教育制度的信任。
2. 新自由主義革命出現於1980年代，自此終生合約變成短期合約，固定職位變成臨時工，這是全球趨勢。問題是97前的移民潮令社會出現斷層，兩種制度並存的時間大幅延長。因移民潮上位的，屬於合約革命前最後一代。假如沒有移民潮，最後受益人已退休，不同世代可共同打拼。但現在上層正當盛年，缺乏保障的命運由第四代開始。他們不理解為什麼早出道5年的有保障，自己卻不能規劃，失去人生的可測性，以及對社會制度的信任。
3. 先代人早年生活比當下青年艱辛，但當時存在無窮可能性，可創富、可革命，從商從政門檻甚低，制定規則可望可即。現在一切行頭規範極多，充滿上代人設定的規則與保護機制，失去第四代創業者的信任。尚有破立精神的人懂得機會在規範未完備的北方。
4. 從前香港社會尊重高知識、高道德，這其實和社會階梯相輔相成。但從前來港的是精英，近年精英紛紛離港，新移民（10年將達50萬）大多是低技術階層。倫敦、紐約持續有優質人口流入，香港人口質素整體則成負增長，無論在家庭、學校，新一代都缺乏外圍環境的發憤目標。但第二代無意改變道德觀，反而滋生了明光社。當周秀娜一類受制於英語的新移民以另類方式打拼而受道德規範，舊價值被看成為上一代服務。
5. 香港已湧現大量高質素退休人士，他們足以工作至80歲，卻被迫於60歲退休。主導社會價值觀、解決青年問題，成為他們發揮餘力的中介。以禁毒為例，政府能打動的不是只聽過《一事無成》的青年，而是「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歌詞中成長的家長。假如社會暗中以青年問題解決老人問題，第二代關愛倫理會失去第四代信任。
6. 青年問題不應單歸咎政府，在西方，這屬民間第三部門責任。激進青年哪裏都存在，青年組織不應是和諧工具，而應疏導宣泄，否則政府何不乾脆兼營﹖但香港主流青年組織過分倚賴政府，領袖視組織為鞏固地位的基石。西方青年組織不怕離經叛道的引領思考，「為什麼克林頓、布殊、奧巴馬吸食大麻不上癮兼當總統﹖」但香港青年組織會組織青年喊口號，帶領憶苦思甜，導致整個第三部門失去第四代信任。
這六大困局，遠比上代思維設定的六大產業深入青年民心。政府不可能解決結構問題，但有力拆牆鬆綁，讓第四代在規範以外建構新一套。假如論述和制度被上一代繼續壟斷，第四代除了被迫借用民主vs.建制的套話借題發揮，還可怎樣﹖德斯坦從醜聞轉型，港英從六七暴動建構香港節，值得特首參考。深究醜聞則不必，一來清者自清，二來濁者自濁，三來清濁無常，其實亦irrelevant。
世代失衡如一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重構法國的中非人肉鑽石醜聞
1979年，法國媒體披露總統德斯坦早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曾接受中非暴君博卡薩送贈兩枚鑽石，沒有申報利益﹔到了他任總統時力挺博卡薩，被視為利益輸送。當時博卡薩形象之差，冠絕全球﹕傳說他嗜吃人肉，會命廚子把政敵煎成烙餅，曾親自屠殺兒童犯，又自行稱帝，加冕護衛隊正是德斯坦派遣的法軍。1981年法國大選，德斯坦敗予左翼挑戰者密特朗，醜聞是關鍵之一。
但深入觀察，這和燈膽醜聞一樣充滿懸念。法國政壇並不特別清廉，剛去世的加蓬總統邦戈在法有大量資產，美英即明言他是巴黎庇祐的貪污犯。就是博卡薩，密特朗也容許他以退休軍官身分在法定居，德斯坦的政敵更與他結盟，好讓前總統繼續出醜。德斯坦以「鑽石只是政府間的碎鑽紀念品、已將之變賣捐出」開脫也四平八穩，同樣收取博卡薩鑽石的基辛格就安然無恙。然則醜聞何以炒熱﹖
權力、聲譽、信任鐵三角
就此我們應參考英國社會學者湯普森（John Thompson）著的《政治醜聞﹕媒體時代的權力與能見度》。作者通過英美案例提出「社會醜聞論」，以權力、（制度或個人）聲譽、群眾信任這鐵三角互動為主導醜聞的公式。媒體雖然通過醜聞傷害政府或政客聲譽，影響後者權力、提升自身話語權，但也受「信任」這元素規範﹔信任對象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例如美國人多認定前副總統切尼的公司在伊拉克戰爭獲暴利，但相信利益整合潛規則，不作深究﹔尼克遜破壞憲法對行政權力的規範，民眾卻集體反彈。當台灣民眾不信任制度，行政院長與黑幫頭子共遊就不受安全閥保護﹔如南方朔言，美國人卻不會深究甘迺迪的黑幫聯繫。
法國政客搭上非洲暴君原是受信任的，前提是對巴黎有利。德斯坦出事，因為規範被打破﹕博卡薩一度倒向當時的公敵利比亞，後雖反悔，警號已生﹔德斯坦就兒童屠殺干涉不果，大失面子﹔他最終推翻博卡薩，擁戴復位的達科不久又倒台，外交顯得有心無力。其時法國經濟低迷，群眾對花費不菲的法非關係反彈，歐洲整合呼聲湧現，醜聞反映的正是範式轉移。德斯坦下台後沒有糾纏於醜聞，不再碰非洲，改以先驅身分鼓吹歐洲融合，贏回一些尊重。
香港制度聲譽深獲第二代信任
將社會醜聞論應用到香港，對近期醜聞的主流解釋似乎都難以自圓其說。假如困局主因是金融海嘯，而海嘯主要衝擊中產，為何積極回應的是青年﹖假如這是政改危機，如何解釋港人對北京持續增加信任﹖假如媒體有力單獨製造議題，何以無人理會甘乃威事件﹖正如法國人在國家利益無損下默許領袖搭上暴君，香港制度依然獲第二代港人信任﹕無論立場如何，他們信任經濟制度健康、社會階梯公平、公共道德合理，對醜聞反應有限。早前某老牌青年機構負責人發表一篇由上而下的訓誨，堪為樣板。
但通過將青年常駐的網絡信息解碼，卻能發現制度聲譽正失去第四代信任。筆者曾以Christopher Hughes的論述研究框架，解構不同群體為愛國論述賦予的內涵﹔以此論剖析第四代對醜聞的回應，多是對現制度不信任的借題發揮，是為「權力——聲譽——信任」三角關係的警號。這些結構包括經濟社會，更包括文化倫理，放在第二代（精英）是好的，對今日的他們也是好的，對第四代卻不好。這就是跨世代制度失衡。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在知識界影響甚廣，上一代卻難得共鳴。他說「作者已死」，筆者唯有嘗試深化世代論的6個結構困局如下﹕
世代論衍生的六大結構困局
1. 1970年代末開始，香港教育成了世上最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一，經濟卻還是最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同於上一代的教育是稀有品、社會是高淘汰制的一條龍。受教育人口大幅增加，金字塔階梯被打破，社會沒有相應流動，這不是「升呢」，而是明升暗降。大學畢業生只能找從前中學生的工作，卻有了國際大學生的期望﹔以往中學畢業不一定置業，如今很難說服大學生不以此為目標。政府不解決期望落差，卻拆過來人的階梯，再以副學士、私立大學等延緩泡沫爆破，結果第四代集體代入左翼理論，失去對教育制度的信任。
2. 新自由主義革命出現於1980年代，自此終生合約變成短期合約，固定職位變成臨時工，這是全球趨勢。問題是97前的移民潮令社會出現斷層，兩種制度並存的時間大幅延長。因移民潮上位的，屬於合約革命前最後一代。假如沒有移民潮，最後受益人已退休，不同世代可共同打拼。但現在上層正當盛年，缺乏保障的命運由第四代開始。他們不理解為什麼早出道5年的有保障，自己卻不能規劃，失去人生的可測性，以及對社會制度的信任。
3. 先代人早年生活比當下青年艱辛，但當時存在無窮可能性，可創富、可革命，從商從政門檻甚低，制定規則可望可即。現在一切行頭規範極多，充滿上代人設定的規則與保護機制，失去第四代創業者的信任。尚有破立精神的人懂得機會在規範未完備的北方。
4. 從前香港社會尊重高知識、高道德，這其實和社會階梯相輔相成。但從前來港的是精英，近年精英紛紛離港，新移民（10年將達50萬）大多是低技術階層。倫敦、紐約持續有優質人口流入，香港人口質素整體則成負增長，無論在家庭、學校，新一代都缺乏外圍環境的發憤目標。但第二代無意改變道德觀，反而滋生了明光社。當周秀娜一類受制於英語的新移民以另類方式打拼而受道德規範，舊價值被看成為上一代服務。
5. 香港已湧現大量高質素退休人士，他們足以工作至80歲，卻被迫於60歲退休。主導社會價值觀、解決青年問題，成為他們發揮餘力的中介。以禁毒為例，政府能打動的不是只聽過《一事無成》的青年，而是「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歌詞中成長的家長。假如社會暗中以青年問題解決老人問題，第二代關愛倫理會失去第四代信任。
6. 青年問題不應單歸咎政府，在西方，這屬民間第三部門責任。激進青年哪裏都存在，青年組織不應是和諧工具，而應疏導宣泄，否則政府何不乾脆兼營﹖但香港主流青年組織過分倚賴政府，領袖視組織為鞏固地位的基石。西方青年組織不怕離經叛道的引領思考，「為什麼克林頓、布殊、奧巴馬吸食大麻不上癮兼當總統﹖」但香港青年組織會組織青年喊口號，帶領憶苦思甜，導致整個第三部門失去第四代信任。
這六大困局，遠比上代思維設定的六大產業深入青年民心。政府不可能解決結構問題，但有力拆牆鬆綁，讓第四代在規範以外建構新一套。假如論述和制度被上一代繼續壟斷，第四代除了被迫借用民主vs.建制的套話借題發揮，還可怎樣﹖德斯坦從醜聞轉型，港英從六七暴動建構香港節，值得特首參考。深究醜聞則不必，一來清者自清，二來濁者自濁，三來清濁無常，其實亦irrelevant。
世代失衡如一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2009年11月13日 星期五
A recession-proof career path? Only for the lucky ones
An article written by Tim Harford on the 8th August, 2009.
Published on Undercover Economist.
How long will the economic downturn last? While some claim to see green shoots, others – such as my colleague Martin Wolf – see a slow and painful process ahead. I have little to add to that debate, but I can guarantee that for some of us, the impact of this downturn will last a lifetime.
That is the conclusion I draw from the research of Till Marco von Wachter, an economis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o has been tracing the lasting effects of bad luck in the job market. Having to look for a job at the wrong time can force us into compromises whose repercussions can last years or even decades.
For example, when von Wachter teamed up with two US government economists, Jae Song and Joyce Manchester, to study the experiences of those hurled into unemployment by mass layoffs in the 1982 US recession, they discovered horrendously long-lasting effects. The recession itself – one often compared with today’s downturn – was savage, but it was over in less than two years. Yet von Wachter and his colleagues discovered that those who lost their jobs had incomes about 20 per cent lower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expected, even two decades later.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result is really capturing the effect of being a less productive (and thus expendable) worker, or of being trapped in a declining industry. But that is unlikely. Such mass layoffs are by their nature indiscriminate, and the researchers tried hard to compare like with like. The results remain robust – and they match similar research done in Germany, and earlier studies in the US with smaller data sets.
Why such a big effect? In part, it is a question of luck. Most people who have secured a decent, secure, full-time job have enjoyed a dose of luck in doing so. “It is hard to get lucky twice,” comments von Wachter. The difficulty of retraining is also a factor. Many people have to switch careers when they lose their jobs, meaning long-standing skills fade and new skills must be learnt. Certainly, when people are laid off during a boom, the loss of income is much smaller, presumably because it is easier for them to find a comparable job before their skills start to be lost.
A similar problem lies in wait for those graduating during a recession. “People have to make compromises,” says von Wachter, which often means taking a stopgap job with a less glamorous employer, and trying to switch careers or switch employers later on. The longer this process takes, the longer the impact on the unlucky cohort of graduates.
Relying on a very large data set from Canada, von Wachter, Philip Oreopoulos and Andrew Heisz estimate that the typical student who graduates during a recession can expect to be 10 per cent poorer in the year after graduation, a disadvantage that slowly fades over a decade. Even a couple of years’ work experience is enough to insulate a cohort of young graduates from a recession – but those who graduate into its teeth, especially from less prestigious schools, can suffer all the way through to, well, the next recession.
One striking recent study, by Paul Oyer of Stanford’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howed that the Stanford MBA class of 1988 earned low incomes for many years. Why? Because they were applying for jobs just after the crash of 1987, and the high-paying bank jobs were simply unavailable.
The inspirational message from this research: if you are forced to accept a less attractive job because of temporary hard times, actively look to get back on your dream career path as soon as you can. The less inspirational message: luck matters, and bad luck lasts.
Also published at ft.com.
Published on Undercover Economist.
How long will the economic downturn last? While some claim to see green shoots, others – such as my colleague Martin Wolf – see a slow and painful process ahead. I have little to add to that debate, but I can guarantee that for some of us, the impact of this downturn will last a lifetime.
That is the conclusion I draw from the research of Till Marco von Wachter, an economis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o has been tracing the lasting effects of bad luck in the job market. Having to look for a job at the wrong time can force us into compromises whose repercussions can last years or even decades.
For example, when von Wachter teamed up with two US government economists, Jae Song and Joyce Manchester, to study the experiences of those hurled into unemployment by mass layoffs in the 1982 US recession, they discovered horrendously long-lasting effects. The recession itself – one often compared with today’s downturn – was savage, but it was over in less than two years. Yet von Wachter and his colleagues discovered that those who lost their jobs had incomes about 20 per cent lower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expected, even two decades later.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result is really capturing the effect of being a less productive (and thus expendable) worker, or of being trapped in a declining industry. But that is unlikely. Such mass layoffs are by their nature indiscriminate, and the researchers tried hard to compare like with like. The results remain robust – and they match similar research done in Germany, and earlier studies in the US with smaller data sets.
Why such a big effect? In part, it is a question of luck. Most people who have secured a decent, secure, full-time job have enjoyed a dose of luck in doing so. “It is hard to get lucky twice,” comments von Wachter. The difficulty of retraining is also a factor. Many people have to switch careers when they lose their jobs, meaning long-standing skills fade and new skills must be learnt. Certainly, when people are laid off during a boom, the loss of income is much smaller, presumably because it is easier for them to find a comparable job before their skills start to be lost.
A similar problem lies in wait for those graduating during a recession. “People have to make compromises,” says von Wachter, which often means taking a stopgap job with a less glamorous employer, and trying to switch careers or switch employers later on. The longer this process takes, the longer the impact on the unlucky cohort of graduates.
Relying on a very large data set from Canada, von Wachter, Philip Oreopoulos and Andrew Heisz estimate that the typical student who graduates during a recession can expect to be 10 per cent poorer in the year after graduation, a disadvantage that slowly fades over a decade. Even a couple of years’ work experience is enough to insulate a cohort of young graduates from a recession – but those who graduate into its teeth, especially from less prestigious schools, can suffer all the way through to, well, the next recession.
One striking recent study, by Paul Oyer of Stanford’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howed that the Stanford MBA class of 1988 earned low incomes for many years. Why? Because they were applying for jobs just after the crash of 1987, and the high-paying bank jobs were simply unavailable.
The inspirational message from this research: if you are forced to accept a less attractive job because of temporary hard times, actively look to get back on your dream career path as soon as you can. The less inspirational message: luck matters, and bad luck lasts.
Also published at ft.com.
2009年11月11日 星期三
[節譯]齊澤克：柏林圍牆之倒塌二十年
Posted on inmediahk.net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115
週三, 2009-11-11 02:36 — 阿野
（原刊十一月九日the new york times。經譯者節錄及加上小標題）
今天是柏林圍牆倒下的二十周年紀念。在這反思的時節，許多人都強調當年事件近乎奇蹟的性質：夢想終於實現了，一眾共產政權像骨牌般倒得一塌糊塗，早幾個月還完全不能想像的情況，旦夕間便發生。在波蘭，誰又能想像會有自由選舉，誰又能想像萊赫‧華勒沙（前團結工會的領袖）能真的當上總統？
可惜，接手的資本主義民主現實，卻將絲絨革命朦朧的神聖無情地吹散。人民以不同方式發洩其理直氣壯的失望：有些人表達他們對共產主義年代的美好日子的鄉愁；右派則發動民族主義的民粹運動；更新近的，則表達為遲來的反共妄想症。
比較有趣的是近年於匈牙利及斯洛文尼亞等國家復辟的反共浪潮。二零零六年秋天，反對執政社會黨的大型示威把匈牙利折騰了好幾星期。反對者把經濟危機，歸結為因為執政的是共產黨的承繼人。雖然國家的領袖乃是民主選舉產生，但示威者否認其統治的合法性。尤有甚者，當警察出動回復市面秩序，有論者則把情況比喻為一九五六年的蘇聯軍隊鎮壓反共叛亂。這浪反共的恐慌，甚至慢延到符號領域。二零零八年六月，立陶宛立法禁止公開展示鎚子和鐮刀等共產主義像徵，連蘇維埃國歌也在禁止之列。二零零九年四月，波蘭政府建議將對極權主義宣傳的禁制，延伸到共產主義的書刊，衣服等其他物品：不要穿哲古華拉的tee，隨時拉得。
在斯洛文尼亞，難怪民粹的右派對左派最大的攻擊，就是舊共產政權的「殘餘勢力」。如此令人窒息的氣氛裡，任何新形勢和新挑戰都被化約為舊鬥爭的重複，有些極端的說法（不止斯洛文尼亞，有時波蘭都一樣）甚至認為，同志平權運動及墮胎合法化運動，都不是過是邪惡的共產主義意圖令國家道德淪喪的陰謀。
誤認再誤認
反共力量的復辟，究竟是哪裡來的力量？在這些國家，不少年輕人對共產黨統治甚至連基本的記憶都從缺，這批反共「老鬼」何以突然咸魚翻生？這波新興反共力量的回答，一句到尾：如果資本主義真的遠勝社會主義，為甚麼我們今天仍然活得如此可憐？這話的意思是，許多人根本不相信他們已活在資本主義之下，認為他們並未享受到真正的民主，他們有的不過是騙人的面具。變天前的邪惡力量仍然把扯線公仔的線牢牢地拿著，一小撮前共產黨員偽裝成新的資本家及管理層。換言之，鐵幕倒下是假的，所以需要另一次起義，革命必需重複。
這批遲來的反共分子未能洞悉的，其實是他們對當下社會的印象，與哪怕是最傳統的左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印象，竟然不謀而合：形式民主遮蔽了政治由少數富人操縱的事實。換句話說，新生反共分子無法明白，被他們批評為倒錯的、偽資本主義的，恰恰就是資本主義本身。也有批評指，當舊共產政權倒台，相比起民眾運動的異見份子，幻滅了的前幹部往往更適合成為新資本主義的旗手。當新的反共英雄還在夢想一個更公義、誠實和團結的新社會時，前共產黨幹部已是不惜一切使出他們新舊的下三濫手段，務求令自己儘快投入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劃，與及市場效率冰冷無情的世界。
更刁鑽的難道不是以下這些共產主義國家麼：一方面讓資本主義盡情綻放，另一方面卻緊緊抓著政治權力。論這種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程度，恐怕連西方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猶恐不及。在這種瘋狂的雙重顛倒中，資本主義表面上是壓倒了共產主義，但這場勝仗的代價，卻是資本主義在自己家的大廳裡，被共產主義者狠狠擊敗。這就是中國今天為何如此令人不安的原因：資本主義與民主，向來都被認為是雙胞胎。到今天眼見資本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遍地開花，許多論者還相信政治民主最終會降臨神州大地。
若這中國版本的威權資本主義，最終證實是比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更為有效，更為有利可圖，怎麼辦？若果民主不再是經濟發展必然和天生的好拍檔，而是其障礙物，又怎麼辦？果真如此，那麼在後共產主義國家裡，對於資本主義的失望，便不應該輕率地視為人民不了解資本主義真貌，這不是他們對資本主義有著「不成熟」的期望的簡單訊號。
無怨無悔的烏托邦
當前東歐人民反抗共產主義政權時，大部份人並不是要求以資本主義取而代之。他們希望的是在沒有國家的操縱下過自由的日子，隨心所欲地相聚談笑；他們希望過簡單而真誠的生活，擺脫腦殘的意識型態灌輸，攞脫人云亦云的犬儒虛偽。許多評論已敏銳地指出，反對者心目中的理想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取材於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人民所渴望的——以較為恰當的字眼來表達——其實是「具人性的社會主義」。這種態度，值得回眸細看。
我不禁想起victor kravchenko的一生。這位蘇維埃工程師，一九四四年出差到華盛頓是叛變了。他寫了一本賣得洛陽紙貴的回憶錄《我選了自由》（《i chose freedom》），一本關於史大林恐怖統治的第一身記錄，當中包括一九三零年代初於烏克蘭的大規模饑荒的詳盡記錄。當時他還是個真誠的共產主義信徒，也有份協助推行集體化。
他最為人熟知的，也許是他於一九四九年控告法國一份周刊誹謗，誰周刊指他為酒鬼及毆打妻子，又謂他的回憶錄不過是美國情報部的宣傳工具。在巴黎舉行的訴訟，出庭的包括蘇維埃的軍官及俄羅斯的農民，一場本是個人的訴訟，竟成為了對史大林統治的控訴。官司他是贏了，但當全世界還在把他捧成冷戰英雄時，他卻旱地拔葱地抨擊麥卡錫的政治迫害：「我深切地認為，與共產主義者及其組織的鬥爭，絕不能夠，亦不應該訴諸共產黨人使用的手段及形式。」他警告美國人：「以史大林的手段對待史大林主義，最終只會落得變成無異於自己的敵人」。
kravchenko 後來亦對西方世界的各種不公平越來越敏感。繼《我選了自由》，他寫了一本續集《我選了公義》（《i chose justice》）。他在波利維亞實驗剝削較少的集體主義，在那裡，為了組織貧窮的農民他把錢都花光了。打擊太大，他自此退隱江湖。一九六六年，他在紐約的家中吞槍自殺。
是否離題了？當我們都被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欺騙，復被廿一世紀的資本主義幻滅，我們只能寄望往後浪奔浪流的Kravchenko，與及他們更好的下場。找尋公義，難免由零開始。我們需要論述新的意識型態，當然也難免被貶為危險的托邦，但這不啻會令被支配的絕大部份人從資本主義的幻覺中驚醒。
週三, 2009-11-11 02:36 — 阿野
（原刊十一月九日the new york times。經譯者節錄及加上小標題）
今天是柏林圍牆倒下的二十周年紀念。在這反思的時節，許多人都強調當年事件近乎奇蹟的性質：夢想終於實現了，一眾共產政權像骨牌般倒得一塌糊塗，早幾個月還完全不能想像的情況，旦夕間便發生。在波蘭，誰又能想像會有自由選舉，誰又能想像萊赫‧華勒沙（前團結工會的領袖）能真的當上總統？
可惜，接手的資本主義民主現實，卻將絲絨革命朦朧的神聖無情地吹散。人民以不同方式發洩其理直氣壯的失望：有些人表達他們對共產主義年代的美好日子的鄉愁；右派則發動民族主義的民粹運動；更新近的，則表達為遲來的反共妄想症。
比較有趣的是近年於匈牙利及斯洛文尼亞等國家復辟的反共浪潮。二零零六年秋天，反對執政社會黨的大型示威把匈牙利折騰了好幾星期。反對者把經濟危機，歸結為因為執政的是共產黨的承繼人。雖然國家的領袖乃是民主選舉產生，但示威者否認其統治的合法性。尤有甚者，當警察出動回復市面秩序，有論者則把情況比喻為一九五六年的蘇聯軍隊鎮壓反共叛亂。這浪反共的恐慌，甚至慢延到符號領域。二零零八年六月，立陶宛立法禁止公開展示鎚子和鐮刀等共產主義像徵，連蘇維埃國歌也在禁止之列。二零零九年四月，波蘭政府建議將對極權主義宣傳的禁制，延伸到共產主義的書刊，衣服等其他物品：不要穿哲古華拉的tee，隨時拉得。
在斯洛文尼亞，難怪民粹的右派對左派最大的攻擊，就是舊共產政權的「殘餘勢力」。如此令人窒息的氣氛裡，任何新形勢和新挑戰都被化約為舊鬥爭的重複，有些極端的說法（不止斯洛文尼亞，有時波蘭都一樣）甚至認為，同志平權運動及墮胎合法化運動，都不是過是邪惡的共產主義意圖令國家道德淪喪的陰謀。
誤認再誤認
反共力量的復辟，究竟是哪裡來的力量？在這些國家，不少年輕人對共產黨統治甚至連基本的記憶都從缺，這批反共「老鬼」何以突然咸魚翻生？這波新興反共力量的回答，一句到尾：如果資本主義真的遠勝社會主義，為甚麼我們今天仍然活得如此可憐？這話的意思是，許多人根本不相信他們已活在資本主義之下，認為他們並未享受到真正的民主，他們有的不過是騙人的面具。變天前的邪惡力量仍然把扯線公仔的線牢牢地拿著，一小撮前共產黨員偽裝成新的資本家及管理層。換言之，鐵幕倒下是假的，所以需要另一次起義，革命必需重複。
這批遲來的反共分子未能洞悉的，其實是他們對當下社會的印象，與哪怕是最傳統的左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印象，竟然不謀而合：形式民主遮蔽了政治由少數富人操縱的事實。換句話說，新生反共分子無法明白，被他們批評為倒錯的、偽資本主義的，恰恰就是資本主義本身。也有批評指，當舊共產政權倒台，相比起民眾運動的異見份子，幻滅了的前幹部往往更適合成為新資本主義的旗手。當新的反共英雄還在夢想一個更公義、誠實和團結的新社會時，前共產黨幹部已是不惜一切使出他們新舊的下三濫手段，務求令自己儘快投入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劃，與及市場效率冰冷無情的世界。
更刁鑽的難道不是以下這些共產主義國家麼：一方面讓資本主義盡情綻放，另一方面卻緊緊抓著政治權力。論這種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程度，恐怕連西方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猶恐不及。在這種瘋狂的雙重顛倒中，資本主義表面上是壓倒了共產主義，但這場勝仗的代價，卻是資本主義在自己家的大廳裡，被共產主義者狠狠擊敗。這就是中國今天為何如此令人不安的原因：資本主義與民主，向來都被認為是雙胞胎。到今天眼見資本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遍地開花，許多論者還相信政治民主最終會降臨神州大地。
若這中國版本的威權資本主義，最終證實是比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更為有效，更為有利可圖，怎麼辦？若果民主不再是經濟發展必然和天生的好拍檔，而是其障礙物，又怎麼辦？果真如此，那麼在後共產主義國家裡，對於資本主義的失望，便不應該輕率地視為人民不了解資本主義真貌，這不是他們對資本主義有著「不成熟」的期望的簡單訊號。
無怨無悔的烏托邦
當前東歐人民反抗共產主義政權時，大部份人並不是要求以資本主義取而代之。他們希望的是在沒有國家的操縱下過自由的日子，隨心所欲地相聚談笑；他們希望過簡單而真誠的生活，擺脫腦殘的意識型態灌輸，攞脫人云亦云的犬儒虛偽。許多評論已敏銳地指出，反對者心目中的理想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取材於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人民所渴望的——以較為恰當的字眼來表達——其實是「具人性的社會主義」。這種態度，值得回眸細看。
我不禁想起victor kravchenko的一生。這位蘇維埃工程師，一九四四年出差到華盛頓是叛變了。他寫了一本賣得洛陽紙貴的回憶錄《我選了自由》（《i chose freedom》），一本關於史大林恐怖統治的第一身記錄，當中包括一九三零年代初於烏克蘭的大規模饑荒的詳盡記錄。當時他還是個真誠的共產主義信徒，也有份協助推行集體化。
他最為人熟知的，也許是他於一九四九年控告法國一份周刊誹謗，誰周刊指他為酒鬼及毆打妻子，又謂他的回憶錄不過是美國情報部的宣傳工具。在巴黎舉行的訴訟，出庭的包括蘇維埃的軍官及俄羅斯的農民，一場本是個人的訴訟，竟成為了對史大林統治的控訴。官司他是贏了，但當全世界還在把他捧成冷戰英雄時，他卻旱地拔葱地抨擊麥卡錫的政治迫害：「我深切地認為，與共產主義者及其組織的鬥爭，絕不能夠，亦不應該訴諸共產黨人使用的手段及形式。」他警告美國人：「以史大林的手段對待史大林主義，最終只會落得變成無異於自己的敵人」。
kravchenko 後來亦對西方世界的各種不公平越來越敏感。繼《我選了自由》，他寫了一本續集《我選了公義》（《i chose justice》）。他在波利維亞實驗剝削較少的集體主義，在那裡，為了組織貧窮的農民他把錢都花光了。打擊太大，他自此退隱江湖。一九六六年，他在紐約的家中吞槍自殺。
是否離題了？當我們都被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欺騙，復被廿一世紀的資本主義幻滅，我們只能寄望往後浪奔浪流的Kravchenko，與及他們更好的下場。找尋公義，難免由零開始。我們需要論述新的意識型態，當然也難免被貶為危險的托邦，但這不啻會令被支配的絕大部份人從資本主義的幻覺中驚醒。
2009年11月6日 星期五
發布會演說七大秘技
【明報專訊】由iPod到iPhone，蘋果旗下產品能大賣，除了這些新穎科技產品每每帶給人驚喜外，喬布斯的發布會演講亦功不可沒，他可說是最成功的企業推銷員。溝通專家加洛（Carmine Gallo）最近便分析了喬布斯演講時所用的7大技巧。
■推銷夢想而非貨品
喬布斯的目標是改變世界，他在2001年宣布推出iPod時就說：「一個小小的方法可令世界變得更美好。」很多人只把iPod視為音樂播放器，喬布斯卻視它為豐富人們生活的工具。
■精簡標題
喬布斯在發布會上，喜歡為每件新產品配上標題，如在2008年他宣布推出MacBook Air時，他就以「全球最薄的手提電腦」為題。
■樹立敵人
建立敵人可以令觀眾都聚集在英雄（那就是你）的身邊。1984年，Mac機面世，當時蘋果的最大競爭對手是IBM。喬布斯當年對蘋果銷售人員說﹕「IBM全部都想要」，但蘋果將是唯一能擋住這巨人的「英雄」。
■緊記「3」規則
神經學家發現，人的腦部在同一時間只能記住3或4組資料。喬布斯在每次發布會上，都將演講分為3部分。他在推銷產品時亦巧用這個「3」原則，07年1月，當他宣布推出iPhone時，就告訴觀眾有3件革命性產品要介紹——一部iPod、一部電話及一部互聯網通訊器材。在重複這3件東西多次後，他又說：「你發現了嗎？這不是3件分開的產品，它只是一件，我們稱它做iPhone。」
■簡單至上
蘋果的產品以簡單易用見稱，同樣的哲學亦適用於喬布斯發布會所使用的投影上。一般來說，每一張Powerpoint簡報有40個字，但在蘋果的簡報中，你通常都難找到多過10個字。喬布斯的簡報，很多時候都只是圖片或圖像。
■製造難忘一刻
喬布斯的發布會上總有高潮時刻，而那一刻總會成為全球之後數周的話題。如當年他介紹MacBook Air時，就從一個薄薄的公文袋中把它抽出，這一刻便令人非常難忘。
■分享講台
喬布斯在每個主要發布會中，都會介紹蘋果的合作伙伴及客戶，蘋果的員工亦會在發布會中負責幾個部分，讓台下觀眾感受到蘋果的團隊合作精神。
華盛頓郵報
■推銷夢想而非貨品
喬布斯的目標是改變世界，他在2001年宣布推出iPod時就說：「一個小小的方法可令世界變得更美好。」很多人只把iPod視為音樂播放器，喬布斯卻視它為豐富人們生活的工具。
■精簡標題
喬布斯在發布會上，喜歡為每件新產品配上標題，如在2008年他宣布推出MacBook Air時，他就以「全球最薄的手提電腦」為題。
■樹立敵人
建立敵人可以令觀眾都聚集在英雄（那就是你）的身邊。1984年，Mac機面世，當時蘋果的最大競爭對手是IBM。喬布斯當年對蘋果銷售人員說﹕「IBM全部都想要」，但蘋果將是唯一能擋住這巨人的「英雄」。
■緊記「3」規則
神經學家發現，人的腦部在同一時間只能記住3或4組資料。喬布斯在每次發布會上，都將演講分為3部分。他在推銷產品時亦巧用這個「3」原則，07年1月，當他宣布推出iPhone時，就告訴觀眾有3件革命性產品要介紹——一部iPod、一部電話及一部互聯網通訊器材。在重複這3件東西多次後，他又說：「你發現了嗎？這不是3件分開的產品，它只是一件，我們稱它做iPhone。」
■簡單至上
蘋果的產品以簡單易用見稱，同樣的哲學亦適用於喬布斯發布會所使用的投影上。一般來說，每一張Powerpoint簡報有40個字，但在蘋果的簡報中，你通常都難找到多過10個字。喬布斯的簡報，很多時候都只是圖片或圖像。
■製造難忘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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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郵報
2009年11月1日 星期日
杨恒均：谁能回答钱学森最后的提问？
我为啥称钱学森为战士？
10月31日，98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本人在此对这位伟大的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钱学森同志生前有无数的头衔，最响亮的就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科学家”，但我却更愿意称他为“战士”。我之所以不愿意突出钱老的“科学家”身份，是因为与比他在科学领域更有成就的九位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一样，他的科学家身份并不是“中国”培养的，他是美国大学和国防部培养出来的导弹专家，虽然他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我更愿意尊称钱老为战士，却并不是因为他30多岁时就是穿校官服的美军上校，也不是因为他回到中国后，又被授予共產黨军队的中将军衔。我尊钱老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像一名战士一样赤胆忠心，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相信黨，像战士一样与落后的科学技术战斗，并具有一名战士最优秀的品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提问，更不提个人要求……
钱老从条件那么好的美国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显示，他老人家没有给国家添任何麻烦，而自从他1955年回来后，却为共和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解决了无数的问题，扫清了航天事业上的无数障碍。
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了一个问题……
查看钱老生前记录，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共和国总理溫家寶提到过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是的，这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否则共和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的元勋绝对不会在与共和国风雨同舟半个世纪后，在自己生命走到最后的关头，才提出这唯一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得连前来探望他的共和国总理溫家寶同志的脸色都渐渐凝重起来。实事求是的溫家寶没有不懂装懂，他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现成的答案与钱老分享。
于是，总理召集了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以共和国总理之尊，提出了钱老向他提出的问题，那几位校长和专家争先恐后地答道：老师不行……大学很大，但不够强……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家宝总理得到了答案？他满意了吗？如果他满意了的话，他一定会直奔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钱老的睡椅前，告诉钱老答案并共商大计。然而，和我们一样，温总理显然对这些大学校长和专家的答案并不满意。
于是，大家看到了，过去几年忙得东奔西走的溫家寶总理突然沉寂了下来，我想，钱老的问题一定让他感到了沉重，是啊，到处跑有什么用？
于是，在刚刚过去的9月4日，溫家寶总理前往北京35中初二（5）班，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听老师上课，做笔记，一座就是一上午，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对老师的讲课做了点评。然后他离开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稍后再讲……
那几个小时听课的溫家寶总理找到答案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人才，而要不停地从美国这些国家引进？就在昨天，10月29日，在山东考察的温总理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竟然第二次来到一所中学，这次，他来到费县一中高二（8）班，亲自给同学们讲授《张衡传》，张衡，和钱学森一样，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两次和中国教育零距离的接触，温总理是不是在为钱老的提问寻找答案？他找到了吗？也许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对于一生都在为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的伟大战士钱学森来说，显然已经晚了，就在两天后的昨天，钱老悄然离开了人间……
其实，钱老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
谁能解答钱老这一生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我想，即便我再自不量力，也不会自以为可以三言两语说清楚连钱学森和溫家寶两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这却不能阻止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思考。
一经思考，我就发现，把钱老的问话当成问题，其实有点问题。因为，无论从钱老短短的几句话里，还是从钱老长长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看到了这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才是温总理脸色凝重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对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答案不满意的道理，也许这才是溫家寶总理放下堂堂共和国总理的公务不做，而去教室听初中老师讲课、走上讲台给高中学生上课的理由……
钱老说中国的大学出不了杰出人才，是他归国55年后说的，而早在55年前，美国的大学就出现了成千上万杰出的人才，包括钱学森本人。我再次使用“战士”这个称号，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不但向钱老，而且向所有的“钱学森”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人有学成归来的，有的学成后，人虽然没有归来，但心却从来没有离开……；有的名气虽然不如钱老大但贡献一点也不小，有的却因为心照不宣的原因根本就没有名字，更别说名气……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美国等先进国家学习和研究高科技，人回国或者心回国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们带回来的是科学技术，他们和共和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只要带回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会先进了。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是啊，只有当钱老的问题牵涉到如此巨大的“答案”的时候，才会难倒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两位人物——钱老和温总啊。否则，他们难倒会回答不出？
科学可以让卫星上天，“科学”也可以让人活活饿死……
有网友指责说钱老一生埋头科学，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唯一一次关心“政治”，竟然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以“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亩产160万斤蔬菜……
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无疑给当时造成N千万人死亡的浮夸火上浇油。而到底会有多少饿死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归罪于这类昧良心弄出的“科学论证”？也许，世间的任何科学都无法计算出……
科学无法计算出的，政治却应该有所交代！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尊重的战士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难道他当时只是像战士一样忠实地执行“政治任务”？难道他还有更加苦痛的难言之隐？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对我对一位刚刚过世的老人的质疑与求全责备而生出反感，可你是否知道，我走到这里，正是因为我在探寻钱老生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而就在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答案了……
是的，我找到了答案！钱学森老人家像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样从美国带回了先进的科学，却没有带回科学的精神，我们的国家重视所有带回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才，却把那些试图带回来的比科学技术同样有用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而这一切，还是让我们从钱老人生的故事中体会……
钱老是美国培养的空军上校，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他参入设计了美军最重要的导弹，无疑掌握着美国的核心军事机密，无怪乎他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要求回国被美国FBI拦下来，不准离开美国、进行监视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中國政府通过高层接触，用11名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这也是中美交往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人命大于美国人的。
美国人后来一定后悔了，因为钱学森回国后，正是用自己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高科技发展了中国的导弹。可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1985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问中国时公开表示，当年对钱学森的刁难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对的，因为那时美国盛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他主动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
也许美国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是，他们毕竟对当时对钱老的迫害做了道歉和说明。我想说，这和科学无关，这和科学技术无关，甚至和泄密，偷窃先进技术无关，这和人文精神，和人權，和一个人的自由有关，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应该一起带回来的精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我们从钱老的经历中，隐隐约约看到了问题的答案。其实从正在为钱老寻找答案的温总理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答案——请大家回顾一下，温总理9月4日离开北京三十五中后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被很多人忽视，被有些人说成是“作秀”的一桩小事，温总理亲笔写信，为自己在点评老师讲课时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真诚的道歉！——温总理找到了答案，他并没有说出来，他做了出来。
如果总理能够为一桩这么微不足道的错误道歉的话，那么钱学森同志为啥不能为那篇也许害死了好多饥民的文章道歉？而伟大的共和国，又为什么不能为历史上那些人为的灾难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
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諧？
杨恒均 2009-11-1
中国报道周刊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346.htm
Highlight, with highest respect >>>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
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諧？"
10月31日，98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本人在此对这位伟大的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钱学森同志生前有无数的头衔，最响亮的就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科学家”，但我却更愿意称他为“战士”。我之所以不愿意突出钱老的“科学家”身份，是因为与比他在科学领域更有成就的九位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一样，他的科学家身份并不是“中国”培养的，他是美国大学和国防部培养出来的导弹专家，虽然他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我更愿意尊称钱老为战士，却并不是因为他30多岁时就是穿校官服的美军上校，也不是因为他回到中国后，又被授予共產黨军队的中将军衔。我尊钱老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像一名战士一样赤胆忠心，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相信黨，像战士一样与落后的科学技术战斗，并具有一名战士最优秀的品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提问，更不提个人要求……
钱老从条件那么好的美国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显示，他老人家没有给国家添任何麻烦，而自从他1955年回来后，却为共和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解决了无数的问题，扫清了航天事业上的无数障碍。
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了一个问题……
查看钱老生前记录，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共和国总理溫家寶提到过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是的，这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否则共和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的元勋绝对不会在与共和国风雨同舟半个世纪后，在自己生命走到最后的关头，才提出这唯一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得连前来探望他的共和国总理溫家寶同志的脸色都渐渐凝重起来。实事求是的溫家寶没有不懂装懂，他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现成的答案与钱老分享。
于是，总理召集了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以共和国总理之尊，提出了钱老向他提出的问题，那几位校长和专家争先恐后地答道：老师不行……大学很大，但不够强……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家宝总理得到了答案？他满意了吗？如果他满意了的话，他一定会直奔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钱老的睡椅前，告诉钱老答案并共商大计。然而，和我们一样，温总理显然对这些大学校长和专家的答案并不满意。
于是，大家看到了，过去几年忙得东奔西走的溫家寶总理突然沉寂了下来，我想，钱老的问题一定让他感到了沉重，是啊，到处跑有什么用？
于是，在刚刚过去的9月4日，溫家寶总理前往北京35中初二（5）班，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听老师上课，做笔记，一座就是一上午，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对老师的讲课做了点评。然后他离开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稍后再讲……
那几个小时听课的溫家寶总理找到答案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人才，而要不停地从美国这些国家引进？就在昨天，10月29日，在山东考察的温总理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竟然第二次来到一所中学，这次，他来到费县一中高二（8）班，亲自给同学们讲授《张衡传》，张衡，和钱学森一样，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两次和中国教育零距离的接触，温总理是不是在为钱老的提问寻找答案？他找到了吗？也许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对于一生都在为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的伟大战士钱学森来说，显然已经晚了，就在两天后的昨天，钱老悄然离开了人间……
其实，钱老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
谁能解答钱老这一生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我想，即便我再自不量力，也不会自以为可以三言两语说清楚连钱学森和溫家寶两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这却不能阻止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思考。
一经思考，我就发现，把钱老的问话当成问题，其实有点问题。因为，无论从钱老短短的几句话里，还是从钱老长长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看到了这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才是温总理脸色凝重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对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答案不满意的道理，也许这才是溫家寶总理放下堂堂共和国总理的公务不做，而去教室听初中老师讲课、走上讲台给高中学生上课的理由……
钱老说中国的大学出不了杰出人才，是他归国55年后说的，而早在55年前，美国的大学就出现了成千上万杰出的人才，包括钱学森本人。我再次使用“战士”这个称号，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不但向钱老，而且向所有的“钱学森”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人有学成归来的，有的学成后，人虽然没有归来，但心却从来没有离开……；有的名气虽然不如钱老大但贡献一点也不小，有的却因为心照不宣的原因根本就没有名字，更别说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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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是啊，只有当钱老的问题牵涉到如此巨大的“答案”的时候，才会难倒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两位人物——钱老和温总啊。否则，他们难倒会回答不出？
科学可以让卫星上天，“科学”也可以让人活活饿死……
有网友指责说钱老一生埋头科学，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唯一一次关心“政治”，竟然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以“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亩产160万斤蔬菜……
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无疑给当时造成N千万人死亡的浮夸火上浇油。而到底会有多少饿死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归罪于这类昧良心弄出的“科学论证”？也许，世间的任何科学都无法计算出……
科学无法计算出的，政治却应该有所交代！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尊重的战士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难道他当时只是像战士一样忠实地执行“政治任务”？难道他还有更加苦痛的难言之隐？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对我对一位刚刚过世的老人的质疑与求全责备而生出反感，可你是否知道，我走到这里，正是因为我在探寻钱老生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而就在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答案了……
是的，我找到了答案！钱学森老人家像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样从美国带回了先进的科学，却没有带回科学的精神，我们的国家重视所有带回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才，却把那些试图带回来的比科学技术同样有用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而这一切，还是让我们从钱老人生的故事中体会……
钱老是美国培养的空军上校，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他参入设计了美军最重要的导弹，无疑掌握着美国的核心军事机密，无怪乎他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要求回国被美国FBI拦下来，不准离开美国、进行监视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中國政府通过高层接触，用11名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这也是中美交往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人命大于美国人的。
美国人后来一定后悔了，因为钱学森回国后，正是用自己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高科技发展了中国的导弹。可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1985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问中国时公开表示，当年对钱学森的刁难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对的，因为那时美国盛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他主动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
也许美国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是，他们毕竟对当时对钱老的迫害做了道歉和说明。我想说，这和科学无关，这和科学技术无关，甚至和泄密，偷窃先进技术无关，这和人文精神，和人權，和一个人的自由有关，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应该一起带回来的精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我们从钱老的经历中，隐隐约约看到了问题的答案。其实从正在为钱老寻找答案的温总理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答案——请大家回顾一下，温总理9月4日离开北京三十五中后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被很多人忽视，被有些人说成是“作秀”的一桩小事，温总理亲笔写信，为自己在点评老师讲课时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真诚的道歉！——温总理找到了答案，他并没有说出来，他做了出来。
如果总理能够为一桩这么微不足道的错误道歉的话，那么钱学森同志为啥不能为那篇也许害死了好多饥民的文章道歉？而伟大的共和国，又为什么不能为历史上那些人为的灾难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
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諧？
杨恒均 2009-11-1
中国报道周刊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346.htm
Highlight, with highest respect >>>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
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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