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學者、終極普選聯盟成員陳健民倡議「協定推進民主」，並認為中央政府和特區建制派最好來個reforma pactada（編按﹕西班牙語，一個由上而下推動的協商過程），跟「普選聯」達成協定，「關鍵是建制內的開明派能及時回應民眾的訴求」。與此同時，他形容5區公投運動為「較激烈的抗爭手段，一方面可能引來建制派內的保守勢力的反動，更致命的是疏離香港的主流群眾……這是民運領袖必須真誠面對的政治現實。」（〈誰能促進政改協定？〉，《明報》，2010年3月22日）
不論我們怎樣看待泛民主派內存在已久的路線和策略分歧，事實是，只要香港一日未有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小圈子的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內的功能組別特權會繼續牢牢地掌控政府施政和公共財務。回歸以來，「港人治港」變得像兩隻狼和一頭小綿羊決定晚餐要吃什麼。而「沒有民主，哪有民生？」則是理直氣壯的小綿羊抗議不公道的制度和由此而來的種種社會不公義。
Joseph H. Boyett的《選民進化論》指出：
「領導除了要教導眾人如何自立，還要教導眾人自我犧牲的價值與重要性。
領導不在於把複雜的事變簡單，而在於讓錯綜複雜的事物變得有意義。
領導不在於知道答案，而在於知道該問什麼問題。
領導不在於達到終點，而在於找尋起點。
領導就是要在一切都似乎沒有道理時找到道理、在無意義中找到意義，在絕望的寒冷中點燃希望之火，並在歧異中找出共同點。
領導最終是要找出生存的目的，要努力解答根本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要往哪裏去？我們為什麼存在？我們的終極價值是什麼？
領導就是在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建立一種關係，讓眾人能夠發現這些問題的答案。
最重要的一點，
領導是指領導者服務追隨者，而不是追隨者服務領導者。」
普選聯的重大挑戰
5區公投運動的重點是為民主運動創造新的空間，給市民可以平等地參與一次表決的機會、連結。運動本質是一種不同政見的表達。所以這次運動要闖的一些所謂「禁忌」，都是政治的問題而不是法律的問題。在獨裁政治下，持不同政見的人士都會被扣上各式各樣的帽子。不過，正當5區公投運動的言論、思想和行為方式遭受前所未見的打壓和歪曲，關乎到香港的自由、人權、政治權利和法治這些核心價值的時候，普選聯的成員得不斷面對建制派提出「忠誠的試探」和來自泛民主派的質疑，的而且確是兩面不討好的，普選聯選取的方法絕對不比5區公投運動輕鬆簡單。
對普選聯的另一項重大挑戰是，個別成員對「建制派內的開明派」的權力依賴和主觀期待會不會減少自己對整體形勢的影響力，最終因為不好「說不」，迫於無奈要接受一個沒有終極承諾的2012方案，為求再釋出多一點善意跟下一任行政長官和中央政府進行「良性互動」？普選聯成員有沒有準備自己有一天會被吸納到建制內？
另一方面，5區公投運動是不是勢孤力弱到可以不理？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2月發表的調查顯示，有六成的受訪者不贊成這個做法，贊成的則有近三成。不過，泛民主派的支持者當中，65%卻贊成這個做法，反對的則有25%（表一）。同一個調查進一步顯示，有七成的泛民主派的支持者會投票。而且，泛民主派的支持者有65%不支持立法會議員通過政府建議的2012年政改方案（表二）。這些數據的參考價值，不在於預測5月16日的投票意向，而是何解5區公投運動的理念本身在泛民主派支持者當中有一定吸引力，他們的情緒和取向，同樣是普選聯成員必須認真思考的一些實際問題。
釋放選票正能量
主流媒體和時事評論員對5區公投運動和普選聯的關係隨隨便便用上「非主流」、「主流」的觀感式歸類，刻意淡化命運相連的客觀事實，雖是「用心良苦」，卻十分容易把民主大業推向不同的陷阱。如果市民以為只可以在「主和」、「主攻」及「觀望／不表態」之間三擇其一，便大錯特錯了，因為民主運動力度分散的結果可能是渴望民主的市民最不願見的。
其實，出路不難找到，那就是把5月16日的全港投票視為真普選的保證。參與5月16日投票就是對自己肯定普選和展現對港人民主治港是自信自重的表現。5區公投運動不應該只是疏導怒火和怨氣的機會，更重要是一股積極與正面的自強力量。5區公投運動和普選聯的倡議人和團體不必跟主流媒體的論述對號入座，只需要說老實話，聚焦在問題本身，say what you mean, mean what you say, but don't say it mean。
近日，就最低工資的爭論，就有人主張「與其豪廿蚊畀張宇人，不如捐助5區公投，一齊剷走功能組別」，便是一個有意義和有創意的實例。（www.nofc.hk/）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5區公投運動聯合委員會副發言人
■參考書目
1. Joseph H. Boyett, Won't Get Fooled Again: A Voter's Guide to Seeing through the Lies, Getting Past the Propaganda, and Choosing the Best Leaders (New York: AMACOM, 2009)
2. Stein Ringer, What Democracy Is For: On Freedom and Moral Government.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William Ury, The Power of a Positive No.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2010年3月28日 星期日
2010年3月16日 星期二
李鵬飛﹕溫總明示深層次矛盾 我憂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由公民黨及社民連聯合發起的「5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特區政府發言人較早前指，這是「有議員辭職而需要進行的補選，不是公投」，但事件經中央有關官員開腔定性後，「變相公投」已被定性為真正公投。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在北京指出，搞公投是違反了《基本法》。李飛不點名批評公民黨黨魁余若薇，指「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是對法律常識性存有長期誤解，不能以民事法來理解公法。
「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按《基本法》應如何理解？近日我曾請教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爵士，他開口就說，「這是火星撞地球」，因為內地使用的法律制度和香港的法律制度根本不同，內地認為法律上無列明的事，你去做就是違法、違憲；但香港用的是普通法，法理上，法律並無明列禁止的事，做了並不違法。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有此理解，相反北京視總辭是公投，而《基本法》並無公投條文，所以搞公投即是「違法、違憲」必須加以打壓。
「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
北京的打壓是將總辭定性為公投才開始的，而且逐步加大力度，當「公社兩黨」開始宣布總辭時，民建聯和自由黨都非常雀躍，曾經講過「積極參與、放馬過來。」尤其認為新界東的「長毛」梁國雄及九龍東的梁家傑議席，隨時可以被他們搶奪過來，但後來民建聯和自由黨卻又自動宣布，因為「公社兩黨」在宣傳上用了「全民起義」字眼，所以他們放棄參加補選。我想請問？如果到2012年立法會選舉，又有人再用「全民起義」來做競選宣傳，兩黨是否又會「唔玩？」
近日有一位熱心參政人士致電給我，說很想參加今次補選，但突然收到中聯辦官員的電話，要求他放棄出選，而由於他身兼特區政府諮詢委員會，擔心強行出選會被界定為「唔聽話」，於是詢問我的意見，我直接告訴他，中聯辦發功已經有效，你既已擔心，最終就會選擇放棄。
我提及這件事，是希望大家明白到，這不是某人自由參選意欲被打壓那麼簡單，其實這和香港整體的政治發展有莫大關係，去年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中央重要刊物上著文，香港設置直屬中央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當時輿論嘩然，指中聯辦想插手香港事務，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我可以直率地告訴大家，曹二寶部長提出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其實存在已久，中聯辦早就插手香港大小事務，「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眾所周知，中聯辦不但包攬香港各大小選舉的協調、配票，更參與特區政府的重要職位委任，甚至連行政會議成員的委任也有他們的影子。
近年我們常常聽到中央領導人說，香港管治出現深層次矛盾嗎？大家應該不會忘記，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07年在紀念《基本法》實施10周年時說，「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我認為，這就說明了香港管治深層次矛盾在哪裏；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經選舉產生後，由國務院總理任命，並頒發委任狀，特首亦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這一刻起中央將特區的管治權力授予特首；鄧小平當年說，中央除了國防、外交，香港回歸只是換一支旗換一個人；這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北京已經改變了鄧小平的講法
可是，現是北京已經改變了上述鄧小平的講法，對於香港內部事務一切都要指指點點。在回歸前，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對我說過，叫他來做香港特首亦無可能成功，如果他是香港人只會顧做生意。
大家看看2007年10月10日，特首曾蔭權發表的施政報告，其中第99至101段，曾壯志豪言地說道：「發展民主是《基本法》賦予特區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推動香港落實普選，我責無旁貸。」「我在競選期間承諾在新一屆政府上任後，會就落實普選開展公眾諮詢工作。……在社會上啟動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的全面討論。」又說，「我重申在第三屆政府任內，會盡最大努力按照《基本法》就落實普選問題凝聚共識，並爭取中央的信任和理解，促其早日實現。」但今日再問問曾蔭權，他和他的官員只會說，今屆政府的任務只是會處理2012年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至於2017及2020年的雙普選，中央政府沒有授權我們處理。
特首在政制問題上無能為力
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我是很感到憂心的，尤其在立法會的普選上，最近更聽到有人提出各種保留功能組別的方法，功能組別其實是一個「怪胎」，是港英政府在1985年希望以循序漸進方式開放香港民主，而設立的過渡性設計，我都參與成立功能團體的工作，估不到過了25年，仍然有人想盡辦法來保留功能組別，這根本就是想欺騙香港人。今屆立法會的30個功能議席，竟然有14個是自動當選的，而且他們在議會的出席紀錄和參與度評分亦是最差，可笑是他們的權力卻和直選議員一樣，加上又有分組點票制度，等於功能組別議員壟斷了立法會的否決權，這就是80後青年所指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義，不能代表港人的制度，直接演變成香港管治最深層次的矛盾。
日前溫家寶總理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解釋香港管治的五點深層矛盾，最矚目的是第四及第五點，即提及到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和改善民生，發展教育的矛盾，我認為循序漸進是對的，但為何中央不肯講明如何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呢？如在普選特首方面，如何組成提名委員會及提名門檻，及立法會到2020年如何廢除功能組別，那麼簡單的問題也不肯說清楚。只強調要港人要包容、要團結；我想再問問溫總理，中央到底對香港的問題了解得夠不夠深，不過今次溫總理揭示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多方面的，並不是如曾蔭權一直所說，香港只有深層次的經濟矛盾呢。經溫總理的揭露，曾蔭權又將如何面對港人？問題說穿了，就是特首在政制問題上，根本就是無能為力，亦不敢向北京說不，和忠實地講出這真正的管治問題，一切只有聽從指示。
更可悲的是，特區政府一方面承認的深層次經濟矛盾，解決辦法也只曉得藥石亂投，一味作政治考慮，以「派糖」來取悅市民，缺乏長遠發展眼光。雖然特區政府口口聲聲說，投放最多的資源在教育方面，但在科研人才的培養卻是嚴重不足，8間大學校長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就算最近的高錕熱也只有三分鐘熱度。
其實，香港經濟上面對挑戰，早在上世紀70年代已經有，當時亞洲其他三小龍，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給香港的壓力很大，港人憑不撓的鬥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到1980年代，包括我在內的港商，紛紛回國投資珠三角，再創經濟新台階，現時我們面對上海的競爭，可謂拳拳到肉，連匯豐銀行等跨國集團也爭先恐後的急於到上海上市，所以中港官員老是說，香港和上海是良性競爭、互補，這統統都是騙人、騙自已的講法；我希望特區政府認清形勢，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培養和爭取人才，只有這樣才能發揮香港的國際地位和保持優勢。
最後就溫家寶總理日前發表的工作報告，部分內容令我頗為感觸，溫總說：「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城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又說：「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和諧。」就上述的言論，我想請問溫總理，那為何要判處劉曉波和譚作人，11年和5年的監禁呢？他們亦只是對政府作出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已！還有，我不明白溫總理所說的「創造條件…… 」內容是什麼，希望溫總可以進一步澄清，就如澄清香港存在什麼深層次矛盾一樣好嗎？
寄語祖國向公平公開公義發展
我對於中國多年來的發展絕對是感到非常鼓舞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軍事上第二強國，連第一強國的美國都怕了中國的發展，中國亦是世界上擁有最多美債的國家，我同意溫總理所講，經濟改革必須配合政治改革，我們都期望這樣的改革早日來臨。而我亦深信，內地每年有650萬名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會推動中國的改革，尤其在互聯網世界的今天，他們將會改變中國；就好像最近發生的湖北省長李鴻忠怒罵女記者事件，中國網民反應之強烈和迅速，甚至要求李氏落台的聲音不絕，相信溫總理也正面對國內的深層次矛盾。我寄語祖國，將來能朝向公平、公開、公義的方向發展，這才是中國人之福也。
「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按《基本法》應如何理解？近日我曾請教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爵士，他開口就說，「這是火星撞地球」，因為內地使用的法律制度和香港的法律制度根本不同，內地認為法律上無列明的事，你去做就是違法、違憲；但香港用的是普通法，法理上，法律並無明列禁止的事，做了並不違法。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有此理解，相反北京視總辭是公投，而《基本法》並無公投條文，所以搞公投即是「違法、違憲」必須加以打壓。
「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
北京的打壓是將總辭定性為公投才開始的，而且逐步加大力度，當「公社兩黨」開始宣布總辭時，民建聯和自由黨都非常雀躍，曾經講過「積極參與、放馬過來。」尤其認為新界東的「長毛」梁國雄及九龍東的梁家傑議席，隨時可以被他們搶奪過來，但後來民建聯和自由黨卻又自動宣布，因為「公社兩黨」在宣傳上用了「全民起義」字眼，所以他們放棄參加補選。我想請問？如果到2012年立法會選舉，又有人再用「全民起義」來做競選宣傳，兩黨是否又會「唔玩？」
近日有一位熱心參政人士致電給我，說很想參加今次補選，但突然收到中聯辦官員的電話，要求他放棄出選，而由於他身兼特區政府諮詢委員會，擔心強行出選會被界定為「唔聽話」，於是詢問我的意見，我直接告訴他，中聯辦發功已經有效，你既已擔心，最終就會選擇放棄。
我提及這件事，是希望大家明白到，這不是某人自由參選意欲被打壓那麼簡單，其實這和香港整體的政治發展有莫大關係，去年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中央重要刊物上著文，香港設置直屬中央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當時輿論嘩然，指中聯辦想插手香港事務，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我可以直率地告訴大家，曹二寶部長提出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其實存在已久，中聯辦早就插手香港大小事務，「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眾所周知，中聯辦不但包攬香港各大小選舉的協調、配票，更參與特區政府的重要職位委任，甚至連行政會議成員的委任也有他們的影子。
近年我們常常聽到中央領導人說，香港管治出現深層次矛盾嗎？大家應該不會忘記，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07年在紀念《基本法》實施10周年時說，「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我認為，這就說明了香港管治深層次矛盾在哪裏；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經選舉產生後，由國務院總理任命，並頒發委任狀，特首亦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這一刻起中央將特區的管治權力授予特首；鄧小平當年說，中央除了國防、外交，香港回歸只是換一支旗換一個人；這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北京已經改變了鄧小平的講法
可是，現是北京已經改變了上述鄧小平的講法，對於香港內部事務一切都要指指點點。在回歸前，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對我說過，叫他來做香港特首亦無可能成功，如果他是香港人只會顧做生意。
大家看看2007年10月10日，特首曾蔭權發表的施政報告，其中第99至101段，曾壯志豪言地說道：「發展民主是《基本法》賦予特區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推動香港落實普選，我責無旁貸。」「我在競選期間承諾在新一屆政府上任後，會就落實普選開展公眾諮詢工作。……在社會上啟動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的全面討論。」又說，「我重申在第三屆政府任內，會盡最大努力按照《基本法》就落實普選問題凝聚共識，並爭取中央的信任和理解，促其早日實現。」但今日再問問曾蔭權，他和他的官員只會說，今屆政府的任務只是會處理2012年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至於2017及2020年的雙普選，中央政府沒有授權我們處理。
特首在政制問題上無能為力
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我是很感到憂心的，尤其在立法會的普選上，最近更聽到有人提出各種保留功能組別的方法，功能組別其實是一個「怪胎」，是港英政府在1985年希望以循序漸進方式開放香港民主，而設立的過渡性設計，我都參與成立功能團體的工作，估不到過了25年，仍然有人想盡辦法來保留功能組別，這根本就是想欺騙香港人。今屆立法會的30個功能議席，竟然有14個是自動當選的，而且他們在議會的出席紀錄和參與度評分亦是最差，可笑是他們的權力卻和直選議員一樣，加上又有分組點票制度，等於功能組別議員壟斷了立法會的否決權，這就是80後青年所指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義，不能代表港人的制度，直接演變成香港管治最深層次的矛盾。
日前溫家寶總理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解釋香港管治的五點深層矛盾，最矚目的是第四及第五點，即提及到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和改善民生，發展教育的矛盾，我認為循序漸進是對的，但為何中央不肯講明如何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呢？如在普選特首方面，如何組成提名委員會及提名門檻，及立法會到2020年如何廢除功能組別，那麼簡單的問題也不肯說清楚。只強調要港人要包容、要團結；我想再問問溫總理，中央到底對香港的問題了解得夠不夠深，不過今次溫總理揭示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多方面的，並不是如曾蔭權一直所說，香港只有深層次的經濟矛盾呢。經溫總理的揭露，曾蔭權又將如何面對港人？問題說穿了，就是特首在政制問題上，根本就是無能為力，亦不敢向北京說不，和忠實地講出這真正的管治問題，一切只有聽從指示。
更可悲的是，特區政府一方面承認的深層次經濟矛盾，解決辦法也只曉得藥石亂投，一味作政治考慮，以「派糖」來取悅市民，缺乏長遠發展眼光。雖然特區政府口口聲聲說，投放最多的資源在教育方面，但在科研人才的培養卻是嚴重不足，8間大學校長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就算最近的高錕熱也只有三分鐘熱度。
其實，香港經濟上面對挑戰，早在上世紀70年代已經有，當時亞洲其他三小龍，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給香港的壓力很大，港人憑不撓的鬥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到1980年代，包括我在內的港商，紛紛回國投資珠三角，再創經濟新台階，現時我們面對上海的競爭，可謂拳拳到肉，連匯豐銀行等跨國集團也爭先恐後的急於到上海上市，所以中港官員老是說，香港和上海是良性競爭、互補，這統統都是騙人、騙自已的講法；我希望特區政府認清形勢，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培養和爭取人才，只有這樣才能發揮香港的國際地位和保持優勢。
最後就溫家寶總理日前發表的工作報告，部分內容令我頗為感觸，溫總說：「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城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又說：「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和諧。」就上述的言論，我想請問溫總理，那為何要判處劉曉波和譚作人，11年和5年的監禁呢？他們亦只是對政府作出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已！還有，我不明白溫總理所說的「創造條件…… 」內容是什麼，希望溫總可以進一步澄清，就如澄清香港存在什麼深層次矛盾一樣好嗎？
寄語祖國向公平公開公義發展
我對於中國多年來的發展絕對是感到非常鼓舞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軍事上第二強國，連第一強國的美國都怕了中國的發展，中國亦是世界上擁有最多美債的國家，我同意溫總理所講，經濟改革必須配合政治改革，我們都期望這樣的改革早日來臨。而我亦深信，內地每年有650萬名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會推動中國的改革，尤其在互聯網世界的今天，他們將會改變中國；就好像最近發生的湖北省長李鴻忠怒罵女記者事件，中國網民反應之強烈和迅速，甚至要求李氏落台的聲音不絕，相信溫總理也正面對國內的深層次矛盾。我寄語祖國，將來能朝向公平、公開、公義的方向發展，這才是中國人之福也。
2010年3月15日 星期一
前言和後語，老話與舊話／文﹕馬家輝
溫家寶先生在記者會上回答香港記者提問，對昔前兩度提及的「深層次矛盾」道出了五點解答，儘管僅是提綱挈領，卻仍算是有了方向，可見有備而來，早把香港問題放在心上。
細察溫總理的五項答案，前三點以經濟發展為本，第四項指向民主政治，最後一環則屬於社會民生。按照中國政治表述習慣，尤其在所謂太平年代的政治氛圍，當國家領導人發言述意，通常是「先簡後深」，即傾向把相對容易處理或接受的意見說在前頭，愈是被放在後面的話語，則愈比較接近核心；有些時候，說在前頭的意見甚至附帶發揮煙幕或釋稀作用，雖非無涉宏旨，但更重要的是能夠借之對比、襯托出後話的關鍵地位。
因此，我們不妨這樣排定「溫五點」的緩急順序﹕為香港經濟找尋光明的發展出路固然重要，但在所謂「包容」所謂「共識」所謂「團結」所謂「穩定」的前提下「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政治」更為重要；然而最重要的畢竟是，把民生搞好，把教育搞好，讓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照顧得高高興興。
其實也唯有如此排序始能充分理解（嗯，若搬用內地術語，便是「吃透」）國家領導的五項提綱。
前三點是大勢所趨
後兩點才是真正深層次矛盾
「溫五點」前三項所說的香港經濟發展方向本來就是大勢所趨，除了主張「慢慢發」的社運人士或會反對，特區上下想必沒有太大異議；國際金融中心也者、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也者、服務業優勢也者、加強與珠三角聯繫也者，皆是香港必走之路，已屬列入新高中通識課程裏的基本常識，除非溫總理掌握了內幕消息，知道此路不通，珠三角不肯跟咱們香港加強關係或內地其他城市不願讓香港成為這個中心那個中心，否則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深層次矛盾」可言，反正特區政府努力推動就是了，毋庸國家領導人憂心掛心，他也本來不必多提常提。可是，民主政治和社會民生比較傷腦筋，不可不說，但如果他僅把這兩者點破，又易引起疑慮焦慮，所以最佳辦法是先把常識說在前頭，然後才在後話抒發真意。
由這角度看，溫家寶先生念茲在茲的「深層次矛盾」議題，看似五項，實只兩則，那就是民主政治和民生民心。
在香港推動民主政治，一直以來各路英雄灰熊連最起碼的民主概念和政治詞彙都有意無意地製造嚴重分歧，所以沒法不長打爛仗，一打就是十多廿年。譬如說，什麼才算「公平選舉」？功能組別小圈子到底公不公平？什麼樣的速度才符合「循序漸進」？這麼清晰明瞭的問題在香港居然仍被爭論，且還經常成為國際笑柄，豈能不讓國家總理煩心費心，豈能不令他屢次明示暗示特區首長予以妥善處理。對於此等問題，溫先生心底必有答案，他雖然沒有也不肯告訴你，但其對此高度關注確是事實，如果曾蔭權及其笑臉下屬不開誠佈公在香港推動真正民主進程、不認真創造具備實質意義的民主發展平台，只顧揣摸或錯摸上意，一味以拖字訣或高壓手法排拒異己，那便非常對不起國家領導了。
至於改善社會民生和提升教育素質，其之所以為「深層次矛盾」，理由同樣明顯，別忘了香港是個極度貧富懸殊的所謂「國際都會」，勞動階層既無最低工資保障，也沒有集體談判權利，商業市場亦欠公平競爭規管，發水樓地產商橫行，老百姓購買力直跌，教育政策則先是橫行之後再直衝，例如中學語文政策，例如大學課程體制，朝三暮四，暮五朝七，尤其雖然高官們口口聲聲呼籲「愛國」，中國歷史和文化卻竟被踢出中學生的必修名單，如此種種，其亂也，其偽也，其導致民怨沸騰也，又豈止「深層次矛盾」五字所能形容，眼光精準的溫家寶先生當然要說話了，唯望曾蔭權和他的下屬們能夠好好聽之行之實踐之。
貪污腐敗
影響政權的鞏固
話說回來，或許「先簡後深」的語意分析法不僅適用於「溫五點」，亦可用來解讀溫家寶的另一番言談。
溫總理不是在記者會上如常地舉起食指、語重心長地說「我非常感到擔心，如果發生通貨膨脹，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貪污腐敗，足以影響社會的穩定，甚至政權的鞏固」嗎？前三項是因，後兩項是果，而在前三項因裏，根據「先簡後深」原則，最後一點「貪污腐敗」應最令他擔憂；在後兩項果裏，同理，「影響政權的鞏固」最為令他焦慮。溫先生是明白人，他深切懂得，「貪污腐敗」足令政權不穩，身為國家領導人，身為曾經跟隨趙紫陽工作的共產黨資深同志，一念及此，他的眉頭只好再皺得緊些、緊些，再緊些。如果本屆兩會要選領導發言金句，我相信此番話語就是了。
然而我同時相信，因果關係有時候不妨倒過來想想，說不定在此刻中國，正因政權欠缺開放的輪替平台，政權過於鞏固，許多參政主政的人遂可全不把民意或只需假裝理會一下民意便可繼續參政主政，故才令「貪污腐敗」普及到幾近失控。這是共業式的結構問題，亦可說是中國的「深層次矛盾」，溫總理再憂心再努力，眉頭皺得再緊再緊，恐怕亦孤掌難鳴，難以改善。真的，民主政制的良法美意正在於不容許任何人的政權過度「鞏固」，好令參政主政人的每四年感受到實質的選舉威脅，由此不敢造次放肆、不敢胡為亂為。想想這點因果道理，我們或可加深明白中國的應有去向。
恩格斯在1881年寫過這段話﹕「老的套語變得沒有意義了，老的口號已被推翻，老的萬應靈藥已經失效了。各個階級的有思想的人，開始看到必須開闢一條新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度的路。」
溫總理當然是有思想的人，我們不必懷疑他的看路眼光，只不過，往前邁步的速度可能要多快一點。這回他在記者會上引述的「行百里者半九十」，其實在整整四年前的人大閉幕會上早已對外國記者說過，這是老話舊話了，路，尤其最後十里，確是難行，但最重要的，終究是行而不是說。
（附記﹕3月4日的筆陣標題應是「如果沒有民選，我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作者引述胡先生言論時按鍵有誤，缺了「沒有」二字，謹對讀者和胡先生致歉。）
細察溫總理的五項答案，前三點以經濟發展為本，第四項指向民主政治，最後一環則屬於社會民生。按照中國政治表述習慣，尤其在所謂太平年代的政治氛圍，當國家領導人發言述意，通常是「先簡後深」，即傾向把相對容易處理或接受的意見說在前頭，愈是被放在後面的話語，則愈比較接近核心；有些時候，說在前頭的意見甚至附帶發揮煙幕或釋稀作用，雖非無涉宏旨，但更重要的是能夠借之對比、襯托出後話的關鍵地位。
因此，我們不妨這樣排定「溫五點」的緩急順序﹕為香港經濟找尋光明的發展出路固然重要，但在所謂「包容」所謂「共識」所謂「團結」所謂「穩定」的前提下「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政治」更為重要；然而最重要的畢竟是，把民生搞好，把教育搞好，讓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照顧得高高興興。
其實也唯有如此排序始能充分理解（嗯，若搬用內地術語，便是「吃透」）國家領導的五項提綱。
前三點是大勢所趨
後兩點才是真正深層次矛盾
「溫五點」前三項所說的香港經濟發展方向本來就是大勢所趨，除了主張「慢慢發」的社運人士或會反對，特區上下想必沒有太大異議；國際金融中心也者、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也者、服務業優勢也者、加強與珠三角聯繫也者，皆是香港必走之路，已屬列入新高中通識課程裏的基本常識，除非溫總理掌握了內幕消息，知道此路不通，珠三角不肯跟咱們香港加強關係或內地其他城市不願讓香港成為這個中心那個中心，否則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深層次矛盾」可言，反正特區政府努力推動就是了，毋庸國家領導人憂心掛心，他也本來不必多提常提。可是，民主政治和社會民生比較傷腦筋，不可不說，但如果他僅把這兩者點破，又易引起疑慮焦慮，所以最佳辦法是先把常識說在前頭，然後才在後話抒發真意。
由這角度看，溫家寶先生念茲在茲的「深層次矛盾」議題，看似五項，實只兩則，那就是民主政治和民生民心。
在香港推動民主政治，一直以來各路英雄灰熊連最起碼的民主概念和政治詞彙都有意無意地製造嚴重分歧，所以沒法不長打爛仗，一打就是十多廿年。譬如說，什麼才算「公平選舉」？功能組別小圈子到底公不公平？什麼樣的速度才符合「循序漸進」？這麼清晰明瞭的問題在香港居然仍被爭論，且還經常成為國際笑柄，豈能不讓國家總理煩心費心，豈能不令他屢次明示暗示特區首長予以妥善處理。對於此等問題，溫先生心底必有答案，他雖然沒有也不肯告訴你，但其對此高度關注確是事實，如果曾蔭權及其笑臉下屬不開誠佈公在香港推動真正民主進程、不認真創造具備實質意義的民主發展平台，只顧揣摸或錯摸上意，一味以拖字訣或高壓手法排拒異己，那便非常對不起國家領導了。
至於改善社會民生和提升教育素質，其之所以為「深層次矛盾」，理由同樣明顯，別忘了香港是個極度貧富懸殊的所謂「國際都會」，勞動階層既無最低工資保障，也沒有集體談判權利，商業市場亦欠公平競爭規管，發水樓地產商橫行，老百姓購買力直跌，教育政策則先是橫行之後再直衝，例如中學語文政策，例如大學課程體制，朝三暮四，暮五朝七，尤其雖然高官們口口聲聲呼籲「愛國」，中國歷史和文化卻竟被踢出中學生的必修名單，如此種種，其亂也，其偽也，其導致民怨沸騰也，又豈止「深層次矛盾」五字所能形容，眼光精準的溫家寶先生當然要說話了，唯望曾蔭權和他的下屬們能夠好好聽之行之實踐之。
貪污腐敗
影響政權的鞏固
話說回來，或許「先簡後深」的語意分析法不僅適用於「溫五點」，亦可用來解讀溫家寶的另一番言談。
溫總理不是在記者會上如常地舉起食指、語重心長地說「我非常感到擔心，如果發生通貨膨脹，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貪污腐敗，足以影響社會的穩定，甚至政權的鞏固」嗎？前三項是因，後兩項是果，而在前三項因裏，根據「先簡後深」原則，最後一點「貪污腐敗」應最令他擔憂；在後兩項果裏，同理，「影響政權的鞏固」最為令他焦慮。溫先生是明白人，他深切懂得，「貪污腐敗」足令政權不穩，身為國家領導人，身為曾經跟隨趙紫陽工作的共產黨資深同志，一念及此，他的眉頭只好再皺得緊些、緊些，再緊些。如果本屆兩會要選領導發言金句，我相信此番話語就是了。
然而我同時相信，因果關係有時候不妨倒過來想想，說不定在此刻中國，正因政權欠缺開放的輪替平台，政權過於鞏固，許多參政主政的人遂可全不把民意或只需假裝理會一下民意便可繼續參政主政，故才令「貪污腐敗」普及到幾近失控。這是共業式的結構問題，亦可說是中國的「深層次矛盾」，溫總理再憂心再努力，眉頭皺得再緊再緊，恐怕亦孤掌難鳴，難以改善。真的，民主政制的良法美意正在於不容許任何人的政權過度「鞏固」，好令參政主政人的每四年感受到實質的選舉威脅，由此不敢造次放肆、不敢胡為亂為。想想這點因果道理，我們或可加深明白中國的應有去向。
恩格斯在1881年寫過這段話﹕「老的套語變得沒有意義了，老的口號已被推翻，老的萬應靈藥已經失效了。各個階級的有思想的人，開始看到必須開闢一條新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度的路。」
溫總理當然是有思想的人，我們不必懷疑他的看路眼光，只不過，往前邁步的速度可能要多快一點。這回他在記者會上引述的「行百里者半九十」，其實在整整四年前的人大閉幕會上早已對外國記者說過，這是老話舊話了，路，尤其最後十里，確是難行，但最重要的，終究是行而不是說。
（附記﹕3月4日的筆陣標題應是「如果沒有民選，我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作者引述胡先生言論時按鍵有誤，缺了「沒有」二字，謹對讀者和胡先生致歉。）
訂閱：
文章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