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產商見利忘義和貪婪，到底有沒有限度？請問我們的政府領導人除了補鑊，對地產商以損害和操控的方法牟取私利、罔顧社會利益視而不見之外，到底還做了什麼？
不，我感嘆的不是星期三公布的預算案中的相關措施（或沒有做的措施），儘管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政府除了補鑊外，什麼都不願做。我亦不是感嘆於40多層高的樓宇可以變成80幾層異乎尋常的樓宇，更不是感嘆加厚牆身以增加樓面面積的可恥習慣。
反而，我要大聲責罵荃灣、葵涌及觀塘等地區的舊工業樓宇的業主。政府去年10月宣布可轉換樓宇作其他用途而毋須補地價，但他們並不滿足於所帶來的25%價值增長，在承諾提升樓宇的質素前，反而進一步要求放寬對樓面面積及高度的限制。
上星期的一宗投訴中，業主指若他安裝升降機，可租用面積便會減少，所以應放寬高度限制作補償。另一宗投訴中，業主指若要他擴闊行人道及在樓宇四周種樹，他應該可獲批更大的樓面面積以補償他的損失。一個可憐人抱怨說：「我面對兩難的處境。我希望我的樓宇的外觀更優越及更具有競爭力，但這樣的設計可能會減低現有樓面面積。」
如果是只有非常微利的行業，這種兩難情或許值得認真對待，但我們所說的是利潤超現實地高達40%或以上的地產經濟，大部分所賺取的就是那些被迫租用其物業的公司的盈利，或是在過去12年收入停滯不前的住客。本周三的《南華早報》報道說，新世界發展從近期售出的西區寶雅山單位所得的利潤有40％或以上，而新鴻基在推售元朗的YOHO MIDTOWN中所得利潤就更高。這些都是發生在本世紀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期間。
而我則獨自疑惑為什麼我們的政府官員不制止此等荒唐行為？蘋果電腦曾否為需要設計更新、更昂貴的手提電腦而向政府要求賠償嗎？或製造Blackberry手機的Research in Motion公司為提升其產品而向政府要求賠償嗎？
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我開始焦躁不安，因為政府還未意識到眼前的房地產泡沫問題，但不論泡沫與否，我相信我的關注是確切的。在有組織地使新樓宇市場求過於供的情下（去年只有7200個單位落成，是1972年以來最低的水平），而利率又處於20年來的最低水平，再加上內地和西方經濟投資資金的流入，地產發展商卻仍然保證得到超高利潤，儘管許多公司都瀕臨破產邊緣。
政府官員堅持樓市未見泡沫。財政司長在星期三堅稱按揭支出平均只佔家庭收入的38%，水平遠低於1997年的50％。但一個人能睜眼說瞎話到什麼程度呢？在一年之內，按揭利率可能升1至2個百分點，嚴重影響一般家庭支出。一位重要的香港經濟學家警告，業主要預期按揭支出今年內會增加40％。即是實際上按揭支出平均會佔家庭收入的60%。沒有泡沫？
沒有泡沫？
回想起在《金融時報》工作的純真快樂日子，報道每一則新聞前，我必定先問：「誰是『公正的仲裁人（honest broker）』，即一位我可以相信會對是非曲直有客觀判斷的人，以及我需要思考的是什麼問題？」
無論是什麼新聞故事，都總有一個人你可以求助，作為這個「公正的仲裁人」的。但只有一個例外，就是關於地產界的新聞報道。無論你轉到哪裏，每個發言人都似乎是既得利益者。現有樓宇業主為自己財富的增長而高興，歷任財政司長亦看物業拍賣和印花稅收入增加而高興。就是那些沒有物業、只常見物業價格穩步上升的人，也會夢想一天能「上車」，從而能從中牟利。銀行家的按揭貸款收入穩步增長，地產代理憑代理費收入致富。似乎並沒有人願意停下來問一問，有什麼經濟力量可支持一個 400呎單位的售價，在一個周末間上升港幣 10萬元以上。
曾俊華在星期三正確地指出，他必須考慮到數以千計會因樓價下跌而減低其財富價值的人的利益。但是，數十萬看擁有自己居所的希望在眼前消失的人又如何呢？如果他真的關心在世界數一數二貧富懸殊社會中人們的苦惱和不滿，他會立即採取行動，堅定地使樓價回到現實水平。他應該增加新住宅的供應，懲治投機性的物業炒買。他亦應該告誡愛哭訴的荃灣工業大廈發展商停止要求特殊待遇，為迎合未來更新、更嚴格及更環保的建築標準而做好準備。簡而言之，應該告訴他們，他們要參與實體經濟。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2010年2月26日 星期五
2010年2月22日 星期一
Manic Street Preachers - If You Tolerate This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The future teaches you to be alone
The present to be afraid and cold
So if I can shoot rabbits
Then I can shoot fascists
Bullets for your brain today
But we'll forget it all again
Monuments put from pen to paper
Turns me into a gutless wonder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Gravity keeps my head down
Or is it maybe shame
At being so young and being so vain
Holes in your head today
But I'm a pacifist
I've walked La Ramblas
But not with real inten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And on the street tonight an old man plays
With newspaper cuttings of his glory days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The present to be afraid and cold
So if I can shoot rabbits
Then I can shoot fascists
Bullets for your brain today
But we'll forget it all again
Monuments put from pen to paper
Turns me into a gutless wonder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Gravity keeps my head down
Or is it maybe shame
At being so young and being so vain
Holes in your head today
But I'm a pacifist
I've walked La Ramblas
But not with real inten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And on the street tonight an old man plays
With newspaper cuttings of his glory days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2010年2月20日 星期六
《香港的鬱悶》與世代之戰 - 安徒
「反高鐵運動」暫時告一段落，可是，和「反高鐵運動」一起成為熱門話題的「世代之論」卻是方興未艾。姑勿論你是否認為這些爭議「有益、有建設性」，「世代之論」之所以在短期內成為普遍關注，說明它的確擊中當下香港人的某種集體感覺。
不過，最近關於「世代論」的討論，似乎又太過集中於話題人物之一的呂大樂，以及他所寫的小書《四代香港人》。究其實，這幾年來為「世代論」貢獻思考的柴薪，為即將／已經爆發的「世代戰爭」提供彈藥的並不只呂教授。所以，在判斷「世代論」是否一項有助於進步和公義的討論議題之前，我們也許應更認真的對不同的「世代論述」之間，作細緻的分析和探討。
很多人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中，閱讀出一種關於「第四代人」如何因為「上位」無門，心生挫敗、不滿和忿怨，以至日漸走激進之路的簡便結論，為「80後」激進主義新政治，找到便捷的答案 (雖然公平的說，此非作者原意)。可是，比《四代香港人》(2007) 更早一點出版的一本書《香港的鬱悶》(2006)(韓江雪、鄒崇銘合著)，似乎更值得作為伸延閱讀，因為這本書所討論的，不是可供容易簡化挪用的「上位論」，而是「嬰兒潮世代」和後起的「三十世代」(相若於呂著所稱的「香港第三代」) 之間在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
我想，對照兩本書的作者如何描述他們共通的論述對象 (即「嬰兒潮」)一代是很有意思的。
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描述的嬰兒潮一代，享有「香港第一代」對他們的接納，給予他們「自由成長的環境」。第一代人甚至以他們肯定是掌管未來的新興力量，具有更豐富學識而「害怕」他們。這嬰兒潮的一代人，篤信「獅子山下精神」，認為只要人人進取、努力奮鬥，總會成功。呂大樂讚譽這些香港的「第二代人」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所鍛鍊出來的辦事能力，但也批評他們忘記了自己的成就，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客觀環境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呂大樂描述這代人的心態是「沒有真正長大」及「自我中心」。他們往往將自己的問題界定為「整個社會的議程」，有指點江山的傲慢，甚至「先鋒黨」的性格。他們通過淘汰式考試的鍛鍊，所以相信競爭。不過，他們的弊病也在於以為勝者是單憑個人實力和努力所爭取到的，因而是應得的。問題是他們成功「上位」之後，卻未能貫徹理想，提供更公平、更開放的競爭環境予往後的世代。而且，由於受制於「為競爭而競爭」的心態，他們也加倍規限子女們的發展，透過教育嚴密監視 (美名為「照顧」) 他們，以裝備他們應付未來的競爭。
如果要說呂大樂的「世代論」沒有批判性是不對的。不過，很明顯地，呂的論述是站在一個已成了家長一輩的嬰兒潮一代，對同代人發出的「自我反省」的要求。貫徹在呂的其他社會評論著作中的，也是一種「好家長主義」。(見呂著《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2002))
可是，作為「三十世代」的香港人，韓江雪和鄒崇銘卻對嬰兒潮一代有頗不相同的觀感。在《香港的鬱悶》一書，韓江雪討論了所謂「三個五」現象，即是指那些「年屆五十、中五學歷、月薪五萬」(「學歷較低、收入較高」)的階層。他們 身份矛盾，缺少獨立和創新性格。其優點是有效率、有紀律地完成上司指派的任務，曾蔭權是他們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這一代人的確享用了香港的黃金發展年代而向上流動，但他們大部分卻不是白手興家的資本家，而是因大機構膨脹和人手增加的受益者。他們熟鍊於在大型科層組織中生存和發展，透過建立租佃[僕從]關係、派系政治、責任轉移 (「缷膊」) 等專業技術，擴大勢力版圖，他們不是「只講不做」(無知但愛表現自己) 就是「只做不講」(循規蹈矩，沒有己見)。但無論是講是做，他們都不會思考。他們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組織人」(organizational man)，有著依附、服從的習性。
雖說他們崇尚「個人努力」和「自由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更多接受規章制度和「計劃經濟」的約束。他們相信的不是自由市場，而是享用在「操控市場」、「寡頭壟斷」、「官商勾結」等種種干預和補貼下的「炒賣文化」，以及避免長綫投資，抵制知識和創意的「快閃哲學」，因為他們乘著七十年代機會增加而「上位」之後，爭取鞏固其「中產」地位的大部份是八、九十年代的炒賣投機。
韓江雪批評之前的很多世代論討論，都只集中在嬰兒潮中的精英。但事實上，縱使在七十年代，能進入大學的精英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二。《四代香港人》說嬰兒潮在淘汰考試的教育制度下成功，相信也是指那百分之二。這顯然解釋了韓與鄒和呂大樂所描述的嬰兒潮形象，為甚麼雖有重叠，實質上卻頗有差距。很自然的是，這兩套立足在不同發言位置之上的「世代論述」會有不同的意涵和解釋能力，甚至可以引伸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對呂大樂來說，嬰兒潮世代今日的問題是「他們放棄了舊日的原則」，「並沒有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未能完成「歷史使命」，忘記了公平、開放的meritocracy理想。但對《香港的鬱悶》的作者來說，大部份的「嬰兒潮」一代人根本就不是白手興家的企業家，也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人格和相適應的文化。他們性格的基本特徴其實是依附、服從，善於在官僚制度下存活，長於辦公室政治，喜歡「食老本」。所謂公平、開放的原則，根本從未真正建立過，何來可以被遺忘？
老實說，作為一個身處第二代及第三代交界的讀者，我讀《四代香港人》時感到貼心舒適，讀《香港的鬱悶》卻是「夭心夭肺」，忐忑不安。
韓江雪和鄒崇銘在書中不是抱怨「新生代」「上位」無望，但也不是以自憐或憐憫的角度，以上一代是否「給予自由發展」作為討論的對象。他們要批判的其實是在嬰兒潮一代所建立出來的那一套文化霸權，如何是被框限在一種「只有功利、沒有理想」、「只有穩健、追隨主流」，被困囿在bourgeois和yuppies之間的僵硬保守軌跡上。
《香港的鬱悶》的批判精神溯源自激情和反叛的理想主義波希米亞文化，作者們以David Brooks所討論過的「布波族」(Bobos)作為標尺，指出香港嬰兒潮的一代人並沒有為香港奠立起前後一貫的自由主義，而是樹立了屬於他們那一代人的文化霸權，使香港無法讓既熱愛工作，又熱愛享樂，既追求消費，又講究健康，既強調創新，又重視傳統，結合bourgeois和bohemians (浪游的波希米亞人)的「布波族」文化，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相對之下，《四代香港人》並沒有開展一種自由主義之外的文化觀，而只有一種教育觀，作者所持的批判標尺是自由主義的精神態度，所以代際關係便被簡化為是否給予下一代「自由成長的空間」的問題。書中也觸及「充滿機會」的七十年代大環境，但這個環境除了被化約為一種讓「競爭」成為一代人主導文化經驗的背景外，作者卻未有進一步去審視和分辨，那些是甚麼性質的競爭，它們在甚麼前提底下被規範、被調節，甚至被干預。就仿佛第一和第二代人之間的「自由成長空間」，(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完美地，透過態度的調整，就可以在第二和第三(或第四)代人之間複製一樣。
「自由」、「競爭」和「機會」都是上述兩個「世代論」文本的關鍵詞，有趣的是，兩個以不同世代經驗出發的視點，對這三個關鍵詞的理解和詮釋有著顯著的差異。以筆者看來，對這幾個詞彙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詮釋，實際上內含著香港在殖民晚期社會變化和社會生活經驗的曖昧性和歧義性。上述兩本世代論論著的對照閱讀，實是開啟我們對香港「晚殖民」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重新打開反思空間的契機。
據聞香港要珍惜和保護的是包括「自由」、「競爭」和「機會」在內的一系列「核心價值」，但從「嬰兒潮一代」的兩個如此矛盾的形象出發，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避免這場環繞「自由主義」，為保衛或顛覆香港文化霸權，重寫香港晚／後殖民歷史的「世代之戰」？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238
不過，最近關於「世代論」的討論，似乎又太過集中於話題人物之一的呂大樂，以及他所寫的小書《四代香港人》。究其實，這幾年來為「世代論」貢獻思考的柴薪，為即將／已經爆發的「世代戰爭」提供彈藥的並不只呂教授。所以，在判斷「世代論」是否一項有助於進步和公義的討論議題之前，我們也許應更認真的對不同的「世代論述」之間，作細緻的分析和探討。
很多人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中，閱讀出一種關於「第四代人」如何因為「上位」無門，心生挫敗、不滿和忿怨，以至日漸走激進之路的簡便結論，為「80後」激進主義新政治，找到便捷的答案 (雖然公平的說，此非作者原意)。可是，比《四代香港人》(2007) 更早一點出版的一本書《香港的鬱悶》(2006)(韓江雪、鄒崇銘合著)，似乎更值得作為伸延閱讀，因為這本書所討論的，不是可供容易簡化挪用的「上位論」，而是「嬰兒潮世代」和後起的「三十世代」(相若於呂著所稱的「香港第三代」) 之間在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
我想，對照兩本書的作者如何描述他們共通的論述對象 (即「嬰兒潮」)一代是很有意思的。
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描述的嬰兒潮一代，享有「香港第一代」對他們的接納，給予他們「自由成長的環境」。第一代人甚至以他們肯定是掌管未來的新興力量，具有更豐富學識而「害怕」他們。這嬰兒潮的一代人，篤信「獅子山下精神」，認為只要人人進取、努力奮鬥，總會成功。呂大樂讚譽這些香港的「第二代人」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所鍛鍊出來的辦事能力，但也批評他們忘記了自己的成就，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客觀環境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呂大樂描述這代人的心態是「沒有真正長大」及「自我中心」。他們往往將自己的問題界定為「整個社會的議程」，有指點江山的傲慢，甚至「先鋒黨」的性格。他們通過淘汰式考試的鍛鍊，所以相信競爭。不過，他們的弊病也在於以為勝者是單憑個人實力和努力所爭取到的，因而是應得的。問題是他們成功「上位」之後，卻未能貫徹理想，提供更公平、更開放的競爭環境予往後的世代。而且，由於受制於「為競爭而競爭」的心態，他們也加倍規限子女們的發展，透過教育嚴密監視 (美名為「照顧」) 他們，以裝備他們應付未來的競爭。
如果要說呂大樂的「世代論」沒有批判性是不對的。不過，很明顯地，呂的論述是站在一個已成了家長一輩的嬰兒潮一代，對同代人發出的「自我反省」的要求。貫徹在呂的其他社會評論著作中的，也是一種「好家長主義」。(見呂著《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2002))
可是，作為「三十世代」的香港人，韓江雪和鄒崇銘卻對嬰兒潮一代有頗不相同的觀感。在《香港的鬱悶》一書，韓江雪討論了所謂「三個五」現象，即是指那些「年屆五十、中五學歷、月薪五萬」(「學歷較低、收入較高」)的階層。他們 身份矛盾，缺少獨立和創新性格。其優點是有效率、有紀律地完成上司指派的任務，曾蔭權是他們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這一代人的確享用了香港的黃金發展年代而向上流動，但他們大部分卻不是白手興家的資本家，而是因大機構膨脹和人手增加的受益者。他們熟鍊於在大型科層組織中生存和發展，透過建立租佃[僕從]關係、派系政治、責任轉移 (「缷膊」) 等專業技術，擴大勢力版圖，他們不是「只講不做」(無知但愛表現自己) 就是「只做不講」(循規蹈矩，沒有己見)。但無論是講是做，他們都不會思考。他們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組織人」(organizational man)，有著依附、服從的習性。
雖說他們崇尚「個人努力」和「自由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更多接受規章制度和「計劃經濟」的約束。他們相信的不是自由市場，而是享用在「操控市場」、「寡頭壟斷」、「官商勾結」等種種干預和補貼下的「炒賣文化」，以及避免長綫投資，抵制知識和創意的「快閃哲學」，因為他們乘著七十年代機會增加而「上位」之後，爭取鞏固其「中產」地位的大部份是八、九十年代的炒賣投機。
韓江雪批評之前的很多世代論討論，都只集中在嬰兒潮中的精英。但事實上，縱使在七十年代，能進入大學的精英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二。《四代香港人》說嬰兒潮在淘汰考試的教育制度下成功，相信也是指那百分之二。這顯然解釋了韓與鄒和呂大樂所描述的嬰兒潮形象，為甚麼雖有重叠，實質上卻頗有差距。很自然的是，這兩套立足在不同發言位置之上的「世代論述」會有不同的意涵和解釋能力，甚至可以引伸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對呂大樂來說，嬰兒潮世代今日的問題是「他們放棄了舊日的原則」，「並沒有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未能完成「歷史使命」，忘記了公平、開放的meritocracy理想。但對《香港的鬱悶》的作者來說，大部份的「嬰兒潮」一代人根本就不是白手興家的企業家，也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人格和相適應的文化。他們性格的基本特徴其實是依附、服從，善於在官僚制度下存活，長於辦公室政治，喜歡「食老本」。所謂公平、開放的原則，根本從未真正建立過，何來可以被遺忘？
老實說，作為一個身處第二代及第三代交界的讀者，我讀《四代香港人》時感到貼心舒適，讀《香港的鬱悶》卻是「夭心夭肺」，忐忑不安。
韓江雪和鄒崇銘在書中不是抱怨「新生代」「上位」無望，但也不是以自憐或憐憫的角度，以上一代是否「給予自由發展」作為討論的對象。他們要批判的其實是在嬰兒潮一代所建立出來的那一套文化霸權，如何是被框限在一種「只有功利、沒有理想」、「只有穩健、追隨主流」，被困囿在bourgeois和yuppies之間的僵硬保守軌跡上。
《香港的鬱悶》的批判精神溯源自激情和反叛的理想主義波希米亞文化，作者們以David Brooks所討論過的「布波族」(Bobos)作為標尺，指出香港嬰兒潮的一代人並沒有為香港奠立起前後一貫的自由主義，而是樹立了屬於他們那一代人的文化霸權，使香港無法讓既熱愛工作，又熱愛享樂，既追求消費，又講究健康，既強調創新，又重視傳統，結合bourgeois和bohemians (浪游的波希米亞人)的「布波族」文化，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相對之下，《四代香港人》並沒有開展一種自由主義之外的文化觀，而只有一種教育觀，作者所持的批判標尺是自由主義的精神態度，所以代際關係便被簡化為是否給予下一代「自由成長的空間」的問題。書中也觸及「充滿機會」的七十年代大環境，但這個環境除了被化約為一種讓「競爭」成為一代人主導文化經驗的背景外，作者卻未有進一步去審視和分辨，那些是甚麼性質的競爭，它們在甚麼前提底下被規範、被調節，甚至被干預。就仿佛第一和第二代人之間的「自由成長空間」，(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完美地，透過態度的調整，就可以在第二和第三(或第四)代人之間複製一樣。
「自由」、「競爭」和「機會」都是上述兩個「世代論」文本的關鍵詞，有趣的是，兩個以不同世代經驗出發的視點，對這三個關鍵詞的理解和詮釋有著顯著的差異。以筆者看來，對這幾個詞彙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詮釋，實際上內含著香港在殖民晚期社會變化和社會生活經驗的曖昧性和歧義性。上述兩本世代論論著的對照閱讀，實是開啟我們對香港「晚殖民」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重新打開反思空間的契機。
據聞香港要珍惜和保護的是包括「自由」、「競爭」和「機會」在內的一系列「核心價值」，但從「嬰兒潮一代」的兩個如此矛盾的形象出發，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避免這場環繞「自由主義」，為保衛或顛覆香港文化霸權，重寫香港晚／後殖民歷史的「世代之戰」？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238
2010年2月19日 星期五
笑之大學：越好笑越大鑊？
女記者在Facebook上說，不認同反高鐵示威者在禮賓府門前示威，竟然歡樂地載歌載舞，有人更邀請她加入。高鐵獲撥款的那一天，示威者坐在馬路上，面對著神色凝重，緊守鐵馬防線的警察們，即興舉行「警草選舉」。很多人不以為然，因為這邊抗爭打著爭取公義的旗號，那邊卻在嬉皮笑臉，惡搞一輪，究竟所謂「抗爭」有多認真？把警察視為選美對象，更會被視為輕蔑的挑釁。然而三谷幸喜的《笑之大學》卻以喜劇自我指涉的方式，揭示出對於專制權力來說，笑聲比怒吼更有威力。
1940年的日本，戲劇上演須經過警察部門審查。「笑之大學」劇團的喜劇作家椿一，這次拿著改編莎翁名著的《茱麗葉與羅蜜歐》劇本，遇上不苟言笑的檢查官向坂，三番四次對劇本提出不合理的改編要求——例如加進哈姆雷特這角色和「天皇陛下萬歲」的對白——更直言戰爭時期跟本不應有喜劇！椿一忍耐著，為了成功上演而照指示改編，反而令劇本越來越好笑！更重要的是椿一和向坂兩個對立但同樣認真的人，漸漸互相影響著對方，藉著戲劇，他們最後更成了知己。
《笑》劇也許會令一心大笑連場的觀眾感到未能滿足，因為劇本的喜劇元素集中在對白之上，演員的努力在於把藏在文本裡的喜劇元素釋放出來，但不像詹瑞文的作品那樣，透過肢體、服裝、對白等多種元素撞擊混合，製造高密度的笑聲。縱然仍有諷刺社會風氣、針貶時弊之處，但觀眾不斷大笑是即時反射，諷刺的內容與創作者期望的反思卻要待觀眾離場後才會有空間進行。《笑》則把反思與笑位交融在一起，而且是把「喜劇」亦思亦笑之主題，增加了深度和觀賞的時效性——難怪這劇可在世界各地上演十多年。
編劇三谷幸喜選擇二戰時的日本這痛苦的回憶作為喜劇背景，大膽之餘也凸顯了喜劇作為藝術，與冷酷的強權之間的對立，是一種永恒的主題。有一個笑話：淫審處的人才是看色情電影最多的人。「審查」本質所蘊含的矛盾其實是可笑的。極權靠恐懼來統治，笑聲卻是化解恐懼的最強武器。所以在喜劇裡，強權的角色往往成了大丑角，像差利．卓別靈在《大獨裁者》裡戲謔希特勒，向坂審查官也有不少可笑之處。特別是他作為日本戰時專制政府的一個代表，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今天提出不合理的改編要求，明天又說改編後的劇情牽強，諷刺那些自打嘴巴的當權者；他說對戲劇毫無興趣，後來卻投入地與椿一共同創作、綵排。
不過編劇沒有把向坂醜化成一個討厭的角色，這是很聰明的。既然喜劇既是此劇類型也是其主題，就不像正劇一般強化兩位主角的衝突至終，反而一幕一幕鋪陳二人化敵為友，使藝術不是摧毀而是感動人的信息顯明了。更難得的是，《笑》並沒有把喜劇神化，認真地反思喜劇本身，辨其優劣。一本正經的向坂就像椿一的一面鏡子，指出其劇本不合理、硬搞笑之處，例如「丟假牙」和「吞刀」等強行加插的效果，使人想到喜劇並不是粗疏的理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仍是好劇本的要求。
尾段的轉折，椿一坦白心底話，反而提醒向坂本來的目的就是要本質上禁止喜劇上演，本想放行的劇本又給撤下來了。其實向坂的心已改變，只是礙於職責，不得不狠下心腸。怎料椿一在絕望之中，反而寫出一個更好笑，向坂口中完美的喜劇劇本：「我從未試過從心底裡笑這麼多次！」這幕戲的燈光打得特別猛，連黑色的牆也明亮起來。燈光設計反映了藝術家的特性，當現實環境越黑暗、越多掣肘之時，心中的光明與自由都放在創作裡，作品尤是更光更亮。
《笑》的舞台設計與服裝需然簡單，都是淺棕與黑色的對比，但配合劇情與角色。向坂穿著貼身黑色西裝，而椿一則一身淺棕色調。舞台不轉景，甚麼都發生在向坂的辦公室裡，地板和傢俱都是棕色調的，直立的牆卻是黑色，像向坂對椿一那樣顯出壓迫感。但牆上的門卻是棕色的，在黑牆上打開缺口，象徵兩位主角的對立關係，其實也有開放溝通的可能。黑色的牆與明亮棕色地板像光與影，既對立又依存。
舞台中央地板劃了一個大圓圈，微高於外圍但未成梯級，當中放著一桌兩椅，向坂與椿一各坐一邊，互相抗衡著。那圓圈不是機關，按常理也不會出現在一個審查官的辦公室裡，那麼這應該不是一個劇中角色會見到的圓圈，而是對觀眾作出的一個符號性提示。方中有圓的設置除了四平八穩地營造一個權力與秩序的空間，也像日本相撲的土俵，向坂與椿一就在其上角力，也就是權威與藝術的角力。然而隨著二人關係漸變，椿一在壓力下展現的才華與毅力，引發出向坂對戲劇之興趣。和善的椿一，因為向坂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想出更惹笑的情節，直表感恩之心；而認真耿直的向坂，也因為執著劇本的「合理性」而與椿一一起創作起來。兩位演員也漸漸從圈內的角力關係，變成自由地遊走整個舞台的範圍。若說強權使藝術家失去自由之時，其實也把自己囚禁著；藝術讓人心靈自由之際，其實也可能使強權得到釋放。
可惜向坂始終是藝術創作裡的人物；回到現實，反高鐵抗爭者提出「快樂抗爭」，本來是要轉化「抗爭」等如「激烈」的悲憤情緒，為預期的挫敗找一個和平的出路，繼續凝聚力量。「警草選舉」或許讓人感到胡鬧，但手無串鐵的示威者，面對全副武裝的警隊，高壓之下才使出「怪招」，終使「候選」警員也忍不住笑，比正面衝突更有破壞力——也許這才是叫掌權者更加不爽的。
文：賴勇衡 |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會員。
http://www.iatc.com.hk/onlinearticle/articled592.html
1940年的日本，戲劇上演須經過警察部門審查。「笑之大學」劇團的喜劇作家椿一，這次拿著改編莎翁名著的《茱麗葉與羅蜜歐》劇本，遇上不苟言笑的檢查官向坂，三番四次對劇本提出不合理的改編要求——例如加進哈姆雷特這角色和「天皇陛下萬歲」的對白——更直言戰爭時期跟本不應有喜劇！椿一忍耐著，為了成功上演而照指示改編，反而令劇本越來越好笑！更重要的是椿一和向坂兩個對立但同樣認真的人，漸漸互相影響著對方，藉著戲劇，他們最後更成了知己。
《笑》劇也許會令一心大笑連場的觀眾感到未能滿足，因為劇本的喜劇元素集中在對白之上，演員的努力在於把藏在文本裡的喜劇元素釋放出來，但不像詹瑞文的作品那樣，透過肢體、服裝、對白等多種元素撞擊混合，製造高密度的笑聲。縱然仍有諷刺社會風氣、針貶時弊之處，但觀眾不斷大笑是即時反射，諷刺的內容與創作者期望的反思卻要待觀眾離場後才會有空間進行。《笑》則把反思與笑位交融在一起，而且是把「喜劇」亦思亦笑之主題，增加了深度和觀賞的時效性——難怪這劇可在世界各地上演十多年。
編劇三谷幸喜選擇二戰時的日本這痛苦的回憶作為喜劇背景，大膽之餘也凸顯了喜劇作為藝術，與冷酷的強權之間的對立，是一種永恒的主題。有一個笑話：淫審處的人才是看色情電影最多的人。「審查」本質所蘊含的矛盾其實是可笑的。極權靠恐懼來統治，笑聲卻是化解恐懼的最強武器。所以在喜劇裡，強權的角色往往成了大丑角，像差利．卓別靈在《大獨裁者》裡戲謔希特勒，向坂審查官也有不少可笑之處。特別是他作為日本戰時專制政府的一個代表，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今天提出不合理的改編要求，明天又說改編後的劇情牽強，諷刺那些自打嘴巴的當權者；他說對戲劇毫無興趣，後來卻投入地與椿一共同創作、綵排。
不過編劇沒有把向坂醜化成一個討厭的角色，這是很聰明的。既然喜劇既是此劇類型也是其主題，就不像正劇一般強化兩位主角的衝突至終，反而一幕一幕鋪陳二人化敵為友，使藝術不是摧毀而是感動人的信息顯明了。更難得的是，《笑》並沒有把喜劇神化，認真地反思喜劇本身，辨其優劣。一本正經的向坂就像椿一的一面鏡子，指出其劇本不合理、硬搞笑之處，例如「丟假牙」和「吞刀」等強行加插的效果，使人想到喜劇並不是粗疏的理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仍是好劇本的要求。
尾段的轉折，椿一坦白心底話，反而提醒向坂本來的目的就是要本質上禁止喜劇上演，本想放行的劇本又給撤下來了。其實向坂的心已改變，只是礙於職責，不得不狠下心腸。怎料椿一在絕望之中，反而寫出一個更好笑，向坂口中完美的喜劇劇本：「我從未試過從心底裡笑這麼多次！」這幕戲的燈光打得特別猛，連黑色的牆也明亮起來。燈光設計反映了藝術家的特性，當現實環境越黑暗、越多掣肘之時，心中的光明與自由都放在創作裡，作品尤是更光更亮。
《笑》的舞台設計與服裝需然簡單，都是淺棕與黑色的對比，但配合劇情與角色。向坂穿著貼身黑色西裝，而椿一則一身淺棕色調。舞台不轉景，甚麼都發生在向坂的辦公室裡，地板和傢俱都是棕色調的，直立的牆卻是黑色，像向坂對椿一那樣顯出壓迫感。但牆上的門卻是棕色的，在黑牆上打開缺口，象徵兩位主角的對立關係，其實也有開放溝通的可能。黑色的牆與明亮棕色地板像光與影，既對立又依存。
舞台中央地板劃了一個大圓圈，微高於外圍但未成梯級，當中放著一桌兩椅，向坂與椿一各坐一邊，互相抗衡著。那圓圈不是機關，按常理也不會出現在一個審查官的辦公室裡，那麼這應該不是一個劇中角色會見到的圓圈，而是對觀眾作出的一個符號性提示。方中有圓的設置除了四平八穩地營造一個權力與秩序的空間，也像日本相撲的土俵，向坂與椿一就在其上角力，也就是權威與藝術的角力。然而隨著二人關係漸變，椿一在壓力下展現的才華與毅力，引發出向坂對戲劇之興趣。和善的椿一，因為向坂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想出更惹笑的情節，直表感恩之心；而認真耿直的向坂，也因為執著劇本的「合理性」而與椿一一起創作起來。兩位演員也漸漸從圈內的角力關係，變成自由地遊走整個舞台的範圍。若說強權使藝術家失去自由之時，其實也把自己囚禁著；藝術讓人心靈自由之際，其實也可能使強權得到釋放。
可惜向坂始終是藝術創作裡的人物；回到現實，反高鐵抗爭者提出「快樂抗爭」，本來是要轉化「抗爭」等如「激烈」的悲憤情緒，為預期的挫敗找一個和平的出路，繼續凝聚力量。「警草選舉」或許讓人感到胡鬧，但手無串鐵的示威者，面對全副武裝的警隊，高壓之下才使出「怪招」，終使「候選」警員也忍不住笑，比正面衝突更有破壞力——也許這才是叫掌權者更加不爽的。
文：賴勇衡 |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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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7日 星期三
張超雄﹕45J的香港故事
21世紀的香港，自詡為亞洲國際都會，竟然還會出現死人塌樓事件。一個行政主導、自詡強政勵治的特區政府，是否要好好檢討一下？
馬頭圍道45J揭示的社會問題，何止是舊樓失修、市區重建失效問題？更深層的根結，正如本報2月5日的社評指出，是貧窮問題。且看45J七十二家房客的面貌：窮學生阿濤及其相依為命的單親媽媽、新移民、中年鳳姐、少數族裔，還有在超市、酒樓、機場打工的基層勞工等。全部居民都是租客，其中一些住在「」房或較舊式的板間房，不但衛生環境欠佳、石屎剝落、長期滲水，打風落雨時情更是不堪。若可選擇，誰會願意住在這些危樓？香港究竟有多少人仍然要忍受這樣的生活環境？據社區組織協會估計，單是住在板間房及籠屋的居民，就有10萬。隱沒在繁華都市黑暗角落的，還有成千上萬的失修舊樓。這是2010年的香港嗎？怎麼1950年代的生活環境，依然尚存於今天這個國際大都會？
特區政府10年前成立了市區重建局，曾訂下20年內處理約200個重建項目的目標，涉及3.2萬個單位，影響12.6萬舊區居民，另外還要處理土發公司剩下來的25個未完成項目。可是，10年過去，市建局只處理了43個項目。無他，皆因市建局只會選擇「有肉食」的賺錢項目來做，其餘的則放軟手腳。事實上，市建局只是一個手握《收回土地條例》尚方寶劍特權、與發展商勾結齊齊搵銀、非公非私的怪物，它將舊區連根拔起，然後轉化成為豪宅，舊區呎價即由數百元暴增至萬多元，建築樓面面積亦以數十倍增加。但被迫遷往他區的住戶和商舖，生活環境一般沒能獲得多大改善，從前的街坊情誼及生意網絡卻被徹底摧了。
若非塌樓
不知唐樓塞滿弱勢市民？
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在慘劇發生後，一連兩天出席立法會會議，一身黑衣配上左襟一朵小白花，似是為死難者悼念。她在發言時更一度哽咽說：「現時失修最嚴重的舊樓，往往住了香港最弱勢的社群，最需要我們特區政府關懷。」咦！若不是45J塌樓，難道特區政府多年來就不知道港人的居住環境狹窄，舊區唐樓一室多戶塞滿多式各樣的弱勢小市民？CNN去年10月發表了一個香港籠屋專訪（註1），向世界展示香港籠民的慘。CNN表示特區政府拒絕接受訪問，但發了一個聲明，指政府一向關心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但有些人選擇住在這些位或板間房，因為平租和得到就近市區的方便。數月前一個如此薄的回應，變成今天的一身黑衣和悲慟表現。特區政府果真懂得變身幻術！
去年底荃灣明愛發表了一份板套房狀調查報告，顯示荃灣區有數千個此類單位，平均面積只有百多呎，但呎價比豪宅還要高，而且窗小無風、黑廁（即無窗無抽風系統的廁所）欠生、蟲鼠伴身旁、水電費高昂。居民不合格或長期排隊仍未上樓的原因很多，包括非長者單身（部分為傷殘人士及精神病康復者）、居港滿7年的家庭人數不足一半、子女輟學後因外出工作幫補家計而令家庭收入超過入息限額，卻沒能力在區內租住環境較佳的單位等。結果他們只能無奈地長期蝸居於這些不合乎人性和文明社會基本要求的環境中。
也許林鄭月娥真的被45J感動了，也許她真的下定決心要改善這些弱勢社群的生活，她甚至主動請纓統籌有關的工作。但曾蔭權至今仍未回應。林局長致特首的電郵，可能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回頭。但45J的故事，骨節眼不在於由誰統帥，而是政府多年以來奉行高地價政策，迷信小政府大市場的過時理論，只求經濟增長而不理財富由極少人壟斷，只看短期私利而不顧長遠發展。
香港特區政府患的是重病，而且已經病入膏肓。它早已失去自省能力。沒有制衡的權力，它只會不由自控的腐化下去。林局長，你能改寫45J的故事嗎？
馬頭圍道45J揭示的社會問題，何止是舊樓失修、市區重建失效問題？更深層的根結，正如本報2月5日的社評指出，是貧窮問題。且看45J七十二家房客的面貌：窮學生阿濤及其相依為命的單親媽媽、新移民、中年鳳姐、少數族裔，還有在超市、酒樓、機場打工的基層勞工等。全部居民都是租客，其中一些住在「」房或較舊式的板間房，不但衛生環境欠佳、石屎剝落、長期滲水，打風落雨時情更是不堪。若可選擇，誰會願意住在這些危樓？香港究竟有多少人仍然要忍受這樣的生活環境？據社區組織協會估計，單是住在板間房及籠屋的居民，就有10萬。隱沒在繁華都市黑暗角落的，還有成千上萬的失修舊樓。這是2010年的香港嗎？怎麼1950年代的生活環境，依然尚存於今天這個國際大都會？
特區政府10年前成立了市區重建局，曾訂下20年內處理約200個重建項目的目標，涉及3.2萬個單位，影響12.6萬舊區居民，另外還要處理土發公司剩下來的25個未完成項目。可是，10年過去，市建局只處理了43個項目。無他，皆因市建局只會選擇「有肉食」的賺錢項目來做，其餘的則放軟手腳。事實上，市建局只是一個手握《收回土地條例》尚方寶劍特權、與發展商勾結齊齊搵銀、非公非私的怪物，它將舊區連根拔起，然後轉化成為豪宅，舊區呎價即由數百元暴增至萬多元，建築樓面面積亦以數十倍增加。但被迫遷往他區的住戶和商舖，生活環境一般沒能獲得多大改善，從前的街坊情誼及生意網絡卻被徹底摧了。
若非塌樓
不知唐樓塞滿弱勢市民？
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在慘劇發生後，一連兩天出席立法會會議，一身黑衣配上左襟一朵小白花，似是為死難者悼念。她在發言時更一度哽咽說：「現時失修最嚴重的舊樓，往往住了香港最弱勢的社群，最需要我們特區政府關懷。」咦！若不是45J塌樓，難道特區政府多年來就不知道港人的居住環境狹窄，舊區唐樓一室多戶塞滿多式各樣的弱勢小市民？CNN去年10月發表了一個香港籠屋專訪（註1），向世界展示香港籠民的慘。CNN表示特區政府拒絕接受訪問，但發了一個聲明，指政府一向關心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但有些人選擇住在這些位或板間房，因為平租和得到就近市區的方便。數月前一個如此薄的回應，變成今天的一身黑衣和悲慟表現。特區政府果真懂得變身幻術！
去年底荃灣明愛發表了一份板套房狀調查報告，顯示荃灣區有數千個此類單位，平均面積只有百多呎，但呎價比豪宅還要高，而且窗小無風、黑廁（即無窗無抽風系統的廁所）欠生、蟲鼠伴身旁、水電費高昂。居民不合格或長期排隊仍未上樓的原因很多，包括非長者單身（部分為傷殘人士及精神病康復者）、居港滿7年的家庭人數不足一半、子女輟學後因外出工作幫補家計而令家庭收入超過入息限額，卻沒能力在區內租住環境較佳的單位等。結果他們只能無奈地長期蝸居於這些不合乎人性和文明社會基本要求的環境中。
也許林鄭月娥真的被45J感動了，也許她真的下定決心要改善這些弱勢社群的生活，她甚至主動請纓統籌有關的工作。但曾蔭權至今仍未回應。林局長致特首的電郵，可能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回頭。但45J的故事，骨節眼不在於由誰統帥，而是政府多年以來奉行高地價政策，迷信小政府大市場的過時理論，只求經濟增長而不理財富由極少人壟斷，只看短期私利而不顧長遠發展。
香港特區政府患的是重病，而且已經病入膏肓。它早已失去自省能力。沒有制衡的權力，它只會不由自控的腐化下去。林局長，你能改寫45J的故事嗎？
2010年2月15日 星期一
既然你改變唔到呢個世界,不如改變自已的內心
「既然你改變唔到呢個世界,不如改變自已的內心」是一個悖論吧...
1."改變自已的內心"的意思是甚麽...到底改變自已內心的甚麽？
2."改變自已的內心"跟"你改變唔到呢個世界"的關係是甚麼？
3.改變或不改變自已的內心, 其實都直接或間接改變緊呢個世界。
因為，你的存在其實已經令到呢個世界有改變...
沒有你存在的世界，與，有你存在的世界已經是不同。不要以為自已甚麽都不幹，甚麽都不想，你就不會影響這個世界的甚麽...
最後...
呢句嘢我會同以下經典悖論例子看齊
"全能的神可以做一塊佢拎唔起的石頭"
1."改變自已的內心"的意思是甚麽...到底改變自已內心的甚麽？
2."改變自已的內心"跟"你改變唔到呢個世界"的關係是甚麼？
3.改變或不改變自已的內心, 其實都直接或間接改變緊呢個世界。
因為，你的存在其實已經令到呢個世界有改變...
沒有你存在的世界，與，有你存在的世界已經是不同。不要以為自已甚麽都不幹，甚麽都不想，你就不會影響這個世界的甚麽...
最後...
呢句嘢我會同以下經典悖論例子看齊
"全能的神可以做一塊佢拎唔起的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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