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
一如所料， 4月18日的城市論壇被「維園阿哥」們「激化」，親建制人士發言時多次被現場觀眾喝倒彩。到晚上筆者在網上看到城市論壇在電視直播後的情，原來去到論壇尾聲時，連民主黨的劉慧卿都忍不住「阿媽教仔」般教訓在場觀眾，大約意思是說他們令論壇不能正常運作云云。也許這一幕在主流媒體上只是小事一樁，但筆者相信在部分民主派巿民對形象較為進取的卿姐非常失望，因為後者似乎不明白，「維園阿哥」們的作為，根本是在現行香港的封閉制度下的無可奈何、理性（rational）的選擇。
政治機會結構
所謂理性，最重要的是行動者衡量成本與效益後作出行動。如果把這想法套用到社會運動的研究上，大多數學者都會先引用Eisinger在1973年發表的研究。Eisinger在其研究中提出「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政治機會結構），結果發現他研究的美國城市中，政治制度或政策制定過程愈封閉的城市，社會運動出現較對抗性（confrontational）或所謂較「激進」的行為（例如暴動、警民衝突等等）的機會便愈大（註1）。
另外，多位學者在1995年發表對西歐的社會運動作出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果：如果政府在某個議題上對反對意見愈是拒諸門外，或是社會運動人士的聲音愈是不在建制內受到重視，這些社會運動的行動方式便會愈趨向有對抗性（註2）。根據這幾位學者的解釋，這些社運人士並不是如香港某些保守勢力人士所言，是為了「搞亂社會」而作出比較激烈的行為，因為當他們作出這些行為時，其實是需要付出成本，例如動員的成本、體力等等，而且還要面對被建制檢控、秋後算帳的風險。他們可能是認為與建制對話是沒有實際作用，或是根本沒有真正的渠道去與建制作出有意義的商討，才如此被「逼上梁山」，以對抗行為向建制或政府討價還價。這種情，即使在較為民主的西歐國家也會出現，特別是在一些牽涉政府或建制人士重大利益的議題上，由於政府會更加「手緊」，對反對聲音更加抗拒，對抗性行動因此愈多、愈劇烈。
利東街的經驗
類似的情，在香港是否有發生呢？筆者在大學畢業前有幸得到我的老師和一些社運人士的協助，可以研究2003年到2007年的反對巿建局清拆利東街的文化保育運動。在報章、與利東街居民的訪談、在反清拆利東街的H15關注組的網誌等資料中，筆者發現其實利東街居民多次希望與政府高級官員對話，卻不得要領。關注組希望從建制內手，向城規會就巿建局的計劃作出反對，也以不夠專業為由而不被接納。在2007年5月，H15關注組的網誌也許道出了不少社運人士的心聲：「無論你如何文明地跟程序，那個程序根本就是一個不公平的遊戲。」就是一些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不公平制度，把反對者從制度上排除出去，令他們一些較為溫和的策略根本沒有效益，才會令堵塞馬路、絕食等所謂激進的行為出現。
這是制度問題，笨蛋！
套用在香港政制改革的議題，無權無勢的在野民主派政客以及民主派巿民、社運人士、普通巿民等等自是在決定改革方案上基本上是無能為力，而主張與政府溝通、談判的，卻在2004年失敗過後，今年又再遇到挫折，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回，整個建制利益集團根本不能說服其他人他們是真的有誠意去落實民主制度。除此之外，在主流傳媒（如TVB）歸邊、拒絕舉辦補選論壇、新聞大肆報道政府官員的講話而相對地冷待民主派聲音、政府打壓民間廣播、建制派在宣傳上的壓倒性優勢下（這兩天，政府推銷其方案的廣告又在電視和電台中發表了，但你我何曾見過要求真民主或是推動516公投的廣告？），民主派人士，特別是在爭取民主制度上更堅持的，自然是無力感愈來愈強，覺得所謂溫和的爭取方法是沒有成效，對抗性的行動就愈來愈多。
對沒有太多資源、不能在媒體有顯著曝光機會的民主派（特別是社運人士和普通巿民）來說，每周都直播的城市論壇自然就成為了他們用作向政府以至整個建制表達不滿和憤慨的平台。試想想，他們在香港這個制度下，不能用談判去說服政府、不能在媒體上得到與建制大致相同的待遇、甚至很少有反駁建制派謬論的機會，低成本的「城市論壇行動」卻可帶來媒體注意、向建制人士宣泄不滿的效益，理性的民主派自然會懂得如何選擇。當然，有論者可能會提出到底「維園阿哥」是否真的可以說成是社運人士。這可以是香港社運組織資源不足、結構鬆散的問題，令社運個人化的情出現。但這並不重要，因為我想大家清楚的，是整個制度如何驅使個人的行為。
論壇當天有不少中學生在場。我不知道他們有多少抱持卿姐的想法，認為論壇應該是有秩序、嘉賓不受騷擾。其實單看論壇本身，筆者也大致認同這看法。但是，我們在分析其他人的行為時，是否能只抽空研究一件事件，而不理會宏觀局勢？「維園阿哥」的行動，似乎不是基於他們本身的欲望，而是整個香港社會政治局勢和制度使然。
註1：Eisinger, P.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u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 11-28.
註2：Duyvendak, J., Giugni, M., Koopmans, R., & Kriesi, H.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作者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