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鬱悶》與世代之戰 - 安徒

「反高鐵運動」暫時告一段落，可是，和「反高鐵運動」一起成為熱門話題的「世代之論」卻是方興未艾。姑勿論你是否認為這些爭議「有益、有建設性」，「世代之論」之所以在短期內成為普遍關注，說明它的確擊中當下香港人的某種集體感覺。

不過，最近關於「世代論」的討論，似乎又太過集中於話題人物之一的呂大樂，以及他所寫的小書《四代香港人》。究其實，這幾年來為「世代論」貢獻思考的柴薪，為即將／已經爆發的「世代戰爭」提供彈藥的並不只呂教授。所以，在判斷「世代論」是否一項有助於進步和公義的討論議題之前，我們也許應更認真的對不同的「世代論述」之間，作細緻的分析和探討。

很多人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中，閱讀出一種關於「第四代人」如何因為「上位」無門，心生挫敗、不滿和忿怨，以至日漸走激進之路的簡便結論，為「80後」激進主義新政治，找到便捷的答案 (雖然公平的說，此非作者原意)。可是，比《四代香港人》(2007) 更早一點出版的一本書《香港的鬱悶》(2006)(韓江雪、鄒崇銘合著)，似乎更值得作為伸延閱讀，因為這本書所討論的，不是可供容易簡化挪用的「上位論」，而是「嬰兒潮世代」和後起的「三十世代」(相若於呂著所稱的「香港第三代」) 之間在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

我想，對照兩本書的作者如何描述他們共通的論述對象 (即「嬰兒潮」)一代是很有意思的。

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描述的嬰兒潮一代，享有「香港第一代」對他們的接納，給予他們「自由成長的環境」。第一代人甚至以他們肯定是掌管未來的新興力量，具有更豐富學識而「害怕」他們。這嬰兒潮的一代人，篤信「獅子山下精神」，認為只要人人進取、努力奮鬥，總會成功。呂大樂讚譽這些香港的「第二代人」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所鍛鍊出來的辦事能力，但也批評他們忘記了自己的成就，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客觀環境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呂大樂描述這代人的心態是「沒有真正長大」及「自我中心」。他們往往將自己的問題界定為「整個社會的議程」，有指點江山的傲慢，甚至「先鋒黨」的性格。他們通過淘汰式考試的鍛鍊，所以相信競爭。不過，他們的弊病也在於以為勝者是單憑個人實力和努力所爭取到的，因而是應得的。問題是他們成功「上位」之後，卻未能貫徹理想，提供更公平、更開放的競爭環境予往後的世代。而且，由於受制於「為競爭而競爭」的心態，他們也加倍規限子女們的發展，透過教育嚴密監視 (美名為「照顧」) 他們，以裝備他們應付未來的競爭。

如果要說呂大樂的「世代論」沒有批判性是不對的。不過，很明顯地，呂的論述是站在一個已成了家長一輩的嬰兒潮一代，對同代人發出的「自我反省」的要求。貫徹在呂的其他社會評論著作中的，也是一種「好家長主義」。(見呂著《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2002))

可是，作為「三十世代」的香港人，韓江雪和鄒崇銘卻對嬰兒潮一代有頗不相同的觀感。在《香港的鬱悶》一書，韓江雪討論了所謂「三個五」現象，即是指那些「年屆五十、中五學歷、月薪五萬」(「學歷較低、收入較高」)的階層。他們 身份矛盾，缺少獨立和創新性格。其優點是有效率、有紀律地完成上司指派的任務，曾蔭權是他們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這一代人的確享用了香港的黃金發展年代而向上流動，但他們大部分卻不是白手興家的資本家，而是因大機構膨脹和人手增加的受益者。他們熟鍊於在大型科層組織中生存和發展，透過建立租佃[僕從]關係、派系政治、責任轉移 (「缷膊」) 等專業技術，擴大勢力版圖，他們不是「只講不做」(無知但愛表現自己) 就是「只做不講」(循規蹈矩，沒有己見)。但無論是講是做，他們都不會思考。他們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組織人」(organizational man)，有著依附、服從的習性。

雖說他們崇尚「個人努力」和「自由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更多接受規章制度和「計劃經濟」的約束。他們相信的不是自由市場，而是享用在「操控市場」、「寡頭壟斷」、「官商勾結」等種種干預和補貼下的「炒賣文化」，以及避免長綫投資，抵制知識和創意的「快閃哲學」，因為他們乘著七十年代機會增加而「上位」之後，爭取鞏固其「中產」地位的大部份是八、九十年代的炒賣投機。

韓江雪批評之前的很多世代論討論，都只集中在嬰兒潮中的精英。但事實上，縱使在七十年代，能進入大學的精英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二。《四代香港人》說嬰兒潮在淘汰考試的教育制度下成功，相信也是指那百分之二。這顯然解釋了韓與鄒和呂大樂所描述的嬰兒潮形象，為甚麼雖有重叠，實質上卻頗有差距。很自然的是，這兩套立足在不同發言位置之上的「世代論述」會有不同的意涵和解釋能力，甚至可以引伸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對呂大樂來說，嬰兒潮世代今日的問題是「他們放棄了舊日的原則」，「並沒有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未能完成「歷史使命」，忘記了公平、開放的meritocracy理想。但對《香港的鬱悶》的作者來說，大部份的「嬰兒潮」一代人根本就不是白手興家的企業家，也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人格和相適應的文化。他們性格的基本特徴其實是依附、服從，善於在官僚制度下存活，長於辦公室政治，喜歡「食老本」。所謂公平、開放的原則，根本從未真正建立過，何來可以被遺忘？

老實說，作為一個身處第二代及第三代交界的讀者，我讀《四代香港人》時感到貼心舒適，讀《香港的鬱悶》卻是「夭心夭肺」，忐忑不安。

韓江雪和鄒崇銘在書中不是抱怨「新生代」「上位」無望，但也不是以自憐或憐憫的角度，以上一代是否「給予自由發展」作為討論的對象。他們要批判的其實是在嬰兒潮一代所建立出來的那一套文化霸權，如何是被框限在一種「只有功利、沒有理想」、「只有穩健、追隨主流」，被困囿在bourgeois和yuppies之間的僵硬保守軌跡上。

《香港的鬱悶》的批判精神溯源自激情和反叛的理想主義波希米亞文化，作者們以David Brooks所討論過的「布波族」(Bobos)作為標尺，指出香港嬰兒潮的一代人並沒有為香港奠立起前後一貫的自由主義，而是樹立了屬於他們那一代人的文化霸權，使香港無法讓既熱愛工作，又熱愛享樂，既追求消費，又講究健康，既強調創新，又重視傳統，結合bourgeois和bohemians (浪游的波希米亞人)的「布波族」文化，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相對之下，《四代香港人》並沒有開展一種自由主義之外的文化觀，而只有一種教育觀，作者所持的批判標尺是自由主義的精神態度，所以代際關係便被簡化為是否給予下一代「自由成長的空間」的問題。書中也觸及「充滿機會」的七十年代大環境，但這個環境除了被化約為一種讓「競爭」成為一代人主導文化經驗的背景外，作者卻未有進一步去審視和分辨，那些是甚麼性質的競爭，它們在甚麼前提底下被規範、被調節，甚至被干預。就仿佛第一和第二代人之間的「自由成長空間」，(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完美地，透過態度的調整，就可以在第二和第三(或第四)代人之間複製一樣。

「自由」、「競爭」和「機會」都是上述兩個「世代論」文本的關鍵詞，有趣的是，兩個以不同世代經驗出發的視點，對這三個關鍵詞的理解和詮釋有著顯著的差異。以筆者看來，對這幾個詞彙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詮釋，實際上內含著香港在殖民晚期社會變化和社會生活經驗的曖昧性和歧義性。上述兩本世代論論著的對照閱讀，實是開啟我們對香港「晚殖民」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重新打開反思空間的契機。

據聞香港要珍惜和保護的是包括「自由」、「競爭」和「機會」在內的一系列「核心價值」，但從「嬰兒潮一代」的兩個如此矛盾的形象出發，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避免這場環繞「自由主義」，為保衛或顛覆香港文化霸權，重寫香港晚／後殖民歷史的「世代之戰」？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238

笑之大學：越好笑越大鑊？

女記者在Facebook上說，不認同反高鐵示威者在禮賓府門前示威，竟然歡樂地載歌載舞，有人更邀請她加入。高鐵獲撥款的那一天，示威者坐在馬路上，面對著神色凝重，緊守鐵馬防線的警察們，即興舉行「警草選舉」。很多人不以為然，因為這邊抗爭打著爭取公義的旗號，那邊卻在嬉皮笑臉，惡搞一輪，究竟所謂「抗爭」有多認真？把警察視為選美對象，更會被視為輕蔑的挑釁。然而三谷幸喜的《笑之大學》卻以喜劇自我指涉的方式，揭示出對於專制權力來說，笑聲比怒吼更有威力。

1940年的日本，戲劇上演須經過警察部門審查。「笑之大學」劇團的喜劇作家椿一，這次拿著改編莎翁名著的《茱麗葉與羅蜜歐》劇本，遇上不苟言笑的檢查官向坂，三番四次對劇本提出不合理的改編要求——例如加進哈姆雷特這角色和「天皇陛下萬歲」的對白——更直言戰爭時期跟本不應有喜劇！椿一忍耐著，為了成功上演而照指示改編，反而令劇本越來越好笑！更重要的是椿一和向坂兩個對立但同樣認真的人，漸漸互相影響著對方，藉著戲劇，他們最後更成了知己。

《笑》劇也許會令一心大笑連場的觀眾感到未能滿足，因為劇本的喜劇元素集中在對白之上，演員的努力在於把藏在文本裡的喜劇元素釋放出來，但不像詹瑞文的作品那樣，透過肢體、服裝、對白等多種元素撞擊混合，製造高密度的笑聲。縱然仍有諷刺社會風氣、針貶時弊之處，但觀眾不斷大笑是即時反射，諷刺的內容與創作者期望的反思卻要待觀眾離場後才會有空間進行。《笑》則把反思與笑位交融在一起，而且是把「喜劇」亦思亦笑之主題，增加了深度和觀賞的時效性——難怪這劇可在世界各地上演十多年。

編劇三谷幸喜選擇二戰時的日本這痛苦的回憶作為喜劇背景，大膽之餘也凸顯了喜劇作為藝術，與冷酷的強權之間的對立，是一種永恒的主題。有一個笑話：淫審處的人才是看色情電影最多的人。「審查」本質所蘊含的矛盾其實是可笑的。極權靠恐懼來統治，笑聲卻是化解恐懼的最強武器。所以在喜劇裡，強權的角色往往成了大丑角，像差利．卓別靈在《大獨裁者》裡戲謔希特勒，向坂審查官也有不少可笑之處。特別是他作為日本戰時專制政府的一個代表，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今天提出不合理的改編要求，明天又說改編後的劇情牽強，諷刺那些自打嘴巴的當權者；他說對戲劇毫無興趣，後來卻投入地與椿一共同創作、綵排。

不過編劇沒有把向坂醜化成一個討厭的角色，這是很聰明的。既然喜劇既是此劇類型也是其主題，就不像正劇一般強化兩位主角的衝突至終，反而一幕一幕鋪陳二人化敵為友，使藝術不是摧毀而是感動人的信息顯明了。更難得的是，《笑》並沒有把喜劇神化，認真地反思喜劇本身，辨其優劣。一本正經的向坂就像椿一的一面鏡子，指出其劇本不合理、硬搞笑之處，例如「丟假牙」和「吞刀」等強行加插的效果，使人想到喜劇並不是粗疏的理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仍是好劇本的要求。

尾段的轉折，椿一坦白心底話，反而提醒向坂本來的目的就是要本質上禁止喜劇上演，本想放行的劇本又給撤下來了。其實向坂的心已改變，只是礙於職責，不得不狠下心腸。怎料椿一在絕望之中，反而寫出一個更好笑，向坂口中完美的喜劇劇本：「我從未試過從心底裡笑這麼多次！」這幕戲的燈光打得特別猛，連黑色的牆也明亮起來。燈光設計反映了藝術家的特性，當現實環境越黑暗、越多掣肘之時，心中的光明與自由都放在創作裡，作品尤是更光更亮。

《笑》的舞台設計與服裝需然簡單，都是淺棕與黑色的對比，但配合劇情與角色。向坂穿著貼身黑色西裝，而椿一則一身淺棕色調。舞台不轉景，甚麼都發生在向坂的辦公室裡，地板和傢俱都是棕色調的，直立的牆卻是黑色，像向坂對椿一那樣顯出壓迫感。但牆上的門卻是棕色的，在黑牆上打開缺口，象徵兩位主角的對立關係，其實也有開放溝通的可能。黑色的牆與明亮棕色地板像光與影，既對立又依存。

舞台中央地板劃了一個大圓圈，微高於外圍但未成梯級，當中放著一桌兩椅，向坂與椿一各坐一邊，互相抗衡著。那圓圈不是機關，按常理也不會出現在一個審查官的辦公室裡，那麼這應該不是一個劇中角色會見到的圓圈，而是對觀眾作出的一個符號性提示。方中有圓的設置除了四平八穩地營造一個權力與秩序的空間，也像日本相撲的土俵，向坂與椿一就在其上角力，也就是權威與藝術的角力。然而隨著二人關係漸變，椿一在壓力下展現的才華與毅力，引發出向坂對戲劇之興趣。和善的椿一，因為向坂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想出更惹笑的情節，直表感恩之心；而認真耿直的向坂，也因為執著劇本的「合理性」而與椿一一起創作起來。兩位演員也漸漸從圈內的角力關係，變成自由地遊走整個舞台的範圍。若說強權使藝術家失去自由之時，其實也把自己囚禁著；藝術讓人心靈自由之際，其實也可能使強權得到釋放。

可惜向坂始終是藝術創作裡的人物；回到現實，反高鐵抗爭者提出「快樂抗爭」，本來是要轉化「抗爭」等如「激烈」的悲憤情緒，為預期的挫敗找一個和平的出路，繼續凝聚力量。「警草選舉」或許讓人感到胡鬧，但手無串鐵的示威者，面對全副武裝的警隊，高壓之下才使出「怪招」，終使「候選」警員也忍不住笑，比正面衝突更有破壞力——也許這才是叫掌權者更加不爽的。

文：賴勇衡 |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會員。
http://www.iatc.com.hk/onlinearticle/articled592.html

嚴櫻 - 五評六四謬論

五評六四謬論

六四死數人數眾數紛云，是否屠城仍然存疑?

不論是三個還是三千，殺人就是殺人，手無寸鐵的平民死於軍隊的砲火，證據確鑿，是一筆無可推卸的血債。糾纏於人數及屠城與否，掩飾不了六四的本質—中共以暴力血腥鎮壓民主運動。

六四當晚有軍隊被民眾殺害，足見運動實屬暴亂?

六四當晚，軍隊以遠超維持秩序所需的武力，驅散手無寸鐵的學生及平民。期間軍隊凡聞群眾叫嚣、凡見疑似挑釁行為就胡亂開鎗，死傷無數。面對一幫無視群眾生死，只知謹遵命令的殺人機器，情況已不再容許與平民百姓冷靜相待。生死尤關，平民當然絕對有權以暴力抗衡搶先使用暴力的政權。歸根究柢，軍民之死，罪在中共摒棄諒解、不願妥協，以最血腥、激進、嚴厲的手段，將事件發展推至萬劫不復的境地，最後迫使軍民在街頭生死相搏。罪魁禍手，始終是中共。

學生頑固不撒廣場，中共理應鎮壓?

一語貫之，殺害手無寸鐵的人民，是無可辯解的罪行。當中共認為學生不可理喻之時，請先反思一下，它何曾理解過人民的訴求，作過任何政策、體制的讓步?學生領袖領導不力，運動後期茫無方向，是學生欠缺周詳策略—但這些都是錯，不是罪。漫長僵持，中共領導層的頑固、私心、藐視民眾，同樣要負上責任。

六四事件，乃外國勢力串謀顛覆中共政權?

有人稱八九民運乃獲本港民主派及美國中情局財政支援，顛覆中共，一貫西方迫害中國之陰謀。本港民主派籌款募捐，是為靜坐學生購買賬蓬及日用品。每分每毫，均為香港人自發捐輸，以嚮應北京民運的民主訴求。支持學生繼續對中共作和平抗爭，對每一個真正關切中國命運的中國人而言，是一場義舉，是一場向政權發出警號，提醒其尊重民意的愛國行動，何錯之有? 中共不是救世主，憑什麼不容國人反抗?

至於外國勢力之介入，亦不就等於中共可以不分皂白、胡亂殺人。八九民運，絕大部分時間是和平進行﹔零星衝突，亦是源出民眾保護學生的心，不曾促成殺人搶掠的暴亂。軍隊六四當晚面對者，更非如西藏解放初期的武裝革命，絕無使用致命武力之理由。反之，直至最後一刻，國人對中共還是心存僥倖，祈望中共恍然大悟，從善如流。

將罪疚通通推在外圍勢力，不過是當權者將先發制人的鎮壓合理化。事件其實不致無可挽回﹔只是當權者因個人私心，將任何對立都看成生死存亡的鬥爭。殺人，也就變得順理成章、無可避免。

經濟繁榮，有賴六四屠城?

六四屠城與經濟繁榮，是否必然因果?有說屠城為中國來政治穩定，令改革得以繼續推展，成就今日的國富民強。然而，學生當年志在向中共要求民主自由、打倒貪污，不曾試圖推翻中共 。單見學生領袖跪諌人民大會堂、與領導層公開對話等舉動，尊卑仍在，足見學生始終承認中共乃中國的合法統治者，指望加快內部改革，並無改朝換代之心。

倘若當日鄧小平及保守派願意妥協讓步，牽頭改革權力分配及傳承機制，肅貪彰法、抑制通脹，中國未嘗不能安全過渡，提早解決不少財富不均、貪官隻手遮天的社會問題。惟既得利益者戀棧權力，不容體制受損，遂將民眾的和平訴求視作挑戰政權之陰謀。當權者妄將穩定既有權力架構，等同於穩定國家大局，亡黨必亡國，結果狗急跳牆，圖以武力一了百了，殺一儆百。

今日的所謂繁榮穩定，不過片面：內陸警民武力衝突，北京上訪者哀唬連連，僅冰山一角。現在的中國，不過是以一繡華裝蓋著一窩屍蟲。穩定繁榮，純用金錢高築而成。銀紙塞不盡悠悠眾口，隨時內部崩壞。

結論：中共不是什麼救世主，原罪深重，理當贖罪。

嚴櫻 人如落櫻 字字如雪
http://sakuraye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html

Remarks: Greatest blog I've ever read...

A recession-proof career path? Only for the lucky ones

An article written by Tim Harford on the 8th August, 2009.
Published on Undercover Economist.



How long will the economic downturn last? While some claim to see green shoots, others – such as my colleague Martin Wolf – see a slow and painful process ahead. I have little to add to that debate, but I can guarantee that for some of us, the impact of this downturn will last a lifetime.

That is the conclusion I draw from the research of Till Marco von Wachter, an economis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o has been tracing the lasting effects of bad luck in the job market. Having to look for a job at the wrong time can force us into compromises whose repercussions can last years or even decades.

For example, when von Wachter teamed up with two US government economists, Jae Song and Joyce Manchester, to study the experiences of those hurled into unemployment by mass layoffs in the 1982 US recession, they discovered horrendously long-lasting effects. The recession itself – one often compared with today’s downturn – was savage, but it was over in less than two years. Yet von Wachter and his colleagues discovered that those who lost their jobs had incomes about 20 per cent lower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expected, even two decades later.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result is really capturing the effect of being a less productive (and thus expendable) worker, or of being trapped in a declining industry. But that is unlikely. Such mass layoffs are by their nature indiscriminate, and the researchers tried hard to compare like with like. The results remain robust – and they match similar research done in Germany, and earlier studies in the US with smaller data sets.

Why such a big effect? In part, it is a question of luck. Most people who have secured a decent, secure, full-time job have enjoyed a dose of luck in doing so. “It is hard to get lucky twice,” comments von Wachter. The difficulty of retraining is also a factor. Many people have to switch careers when they lose their jobs, meaning long-standing skills fade and new skills must be learnt. Certainly, when people are laid off during a boom, the loss of income is much smaller, presumably because it is easier for them to find a comparable job before their skills start to be lost.

A similar problem lies in wait for those graduating during a recession. “People have to make compromises,” says von Wachter, which often means taking a stopgap job with a less glamorous employer, and trying to switch careers or switch employers later on. The longer this process takes, the longer the impact on the unlucky cohort of graduates.

Relying on a very large data set from Canada, von Wachter, Philip Oreopoulos and Andrew Heisz estimate that the typical student who graduates during a recession can expect to be 10 per cent poorer in the year after graduation, a disadvantage that slowly fades over a decade. Even a couple of years’ work experience is enough to insulate a cohort of young graduates from a recession – but those who graduate into its teeth, especially from less prestigious schools, can suffer all the way through to, well, the next recession.

One striking recent study, by Paul Oyer of Stanford’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howed that the Stanford MBA class of 1988 earned low incomes for many years. Why? Because they were applying for jobs just after the crash of 1987, and the high-paying bank jobs were simply unavailable.

The inspirational message from this research: if you are forced to accept a less attractive job because of temporary hard times, actively look to get back on your dream career path as soon as you can. The less inspirational message: luck matters, and bad luck lasts.

Also published at ft.com.

[節譯]齊澤克：柏林圍牆之倒塌二十年

Posted on inmediahk.net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115
週三, 2009-11-11 02:36 — 阿野
（原刊十一月九日the new york times。經譯者節錄及加上小標題）
今天是柏林圍牆倒下的二十周年紀念。在這反思的時節，許多人都強調當年事件近乎奇蹟的性質：夢想終於實現了，一眾共產政權像骨牌般倒得一塌糊塗，早幾個月還完全不能想像的情況，旦夕間便發生。在波蘭，誰又能想像會有自由選舉，誰又能想像萊赫‧華勒沙（前團結工會的領袖）能真的當上總統？

可惜，接手的資本主義民主現實，卻將絲絨革命朦朧的神聖無情地吹散。人民以不同方式發洩其理直氣壯的失望：有些人表達他們對共產主義年代的美好日子的鄉愁；右派則發動民族主義的民粹運動；更新近的，則表達為遲來的反共妄想症。

比較有趣的是近年於匈牙利及斯洛文尼亞等國家復辟的反共浪潮。二零零六年秋天，反對執政社會黨的大型示威把匈牙利折騰了好幾星期。反對者把經濟危機，歸結為因為執政的是共產黨的承繼人。雖然國家的領袖乃是民主選舉產生，但示威者否認其統治的合法性。尤有甚者，當警察出動回復市面秩序，有論者則把情況比喻為一九五六年的蘇聯軍隊鎮壓反共叛亂。這浪反共的恐慌，甚至慢延到符號領域。二零零八年六月，立陶宛立法禁止公開展示鎚子和鐮刀等共產主義像徵，連蘇維埃國歌也在禁止之列。二零零九年四月，波蘭政府建議將對極權主義宣傳的禁制，延伸到共產主義的書刊，衣服等其他物品：不要穿哲古華拉的tee，隨時拉得。

在斯洛文尼亞，難怪民粹的右派對左派最大的攻擊，就是舊共產政權的「殘餘勢力」。如此令人窒息的氣氛裡，任何新形勢和新挑戰都被化約為舊鬥爭的重複，有些極端的說法（不止斯洛文尼亞，有時波蘭都一樣）甚至認為，同志平權運動及墮胎合法化運動，都不是過是邪惡的共產主義意圖令國家道德淪喪的陰謀。

誤認再誤認

反共力量的復辟，究竟是哪裡來的力量？在這些國家，不少年輕人對共產黨統治甚至連基本的記憶都從缺，這批反共「老鬼」何以突然咸魚翻生？這波新興反共力量的回答，一句到尾：如果資本主義真的遠勝社會主義，為甚麼我們今天仍然活得如此可憐？這話的意思是，許多人根本不相信他們已活在資本主義之下，認為他們並未享受到真正的民主，他們有的不過是騙人的面具。變天前的邪惡力量仍然把扯線公仔的線牢牢地拿著，一小撮前共產黨員偽裝成新的資本家及管理層。換言之，鐵幕倒下是假的，所以需要另一次起義，革命必需重複。

這批遲來的反共分子未能洞悉的，其實是他們對當下社會的印象，與哪怕是最傳統的左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印象，竟然不謀而合：形式民主遮蔽了政治由少數富人操縱的事實。換句話說，新生反共分子無法明白，被他們批評為倒錯的、偽資本主義的，恰恰就是資本主義本身。也有批評指，當舊共產政權倒台，相比起民眾運動的異見份子，幻滅了的前幹部往往更適合成為新資本主義的旗手。當新的反共英雄還在夢想一個更公義、誠實和團結的新社會時，前共產黨幹部已是不惜一切使出他們新舊的下三濫手段，務求令自己儘快投入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劃，與及市場效率冰冷無情的世界。

更刁鑽的難道不是以下這些共產主義國家麼：一方面讓資本主義盡情綻放，另一方面卻緊緊抓著政治權力。論這種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程度，恐怕連西方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猶恐不及。在這種瘋狂的雙重顛倒中，資本主義表面上是壓倒了共產主義，但這場勝仗的代價，卻是資本主義在自己家的大廳裡，被共產主義者狠狠擊敗。這就是中國今天為何如此令人不安的原因：資本主義與民主，向來都被認為是雙胞胎。到今天眼見資本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遍地開花，許多論者還相信政治民主最終會降臨神州大地。

若這中國版本的威權資本主義，最終證實是比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更為有效，更為有利可圖，怎麼辦？若果民主不再是經濟發展必然和天生的好拍檔，而是其障礙物，又怎麼辦？果真如此，那麼在後共產主義國家裡，對於資本主義的失望，便不應該輕率地視為人民不了解資本主義真貌，這不是他們對資本主義有著「不成熟」的期望的簡單訊號。

無怨無悔的烏托邦

當前東歐人民反抗共產主義政權時，大部份人並不是要求以資本主義取而代之。他們希望的是在沒有國家的操縱下過自由的日子，隨心所欲地相聚談笑；他們希望過簡單而真誠的生活，擺脫腦殘的意識型態灌輸，攞脫人云亦云的犬儒虛偽。許多評論已敏銳地指出，反對者心目中的理想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取材於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人民所渴望的——以較為恰當的字眼來表達——其實是「具人性的社會主義」。這種態度，值得回眸細看。

我不禁想起victor kravchenko的一生。這位蘇維埃工程師，一九四四年出差到華盛頓是叛變了。他寫了一本賣得洛陽紙貴的回憶錄《我選了自由》（《i chose freedom》），一本關於史大林恐怖統治的第一身記錄，當中包括一九三零年代初於烏克蘭的大規模饑荒的詳盡記錄。當時他還是個真誠的共產主義信徒，也有份協助推行集體化。

他最為人熟知的，也許是他於一九四九年控告法國一份周刊誹謗，誰周刊指他為酒鬼及毆打妻子，又謂他的回憶錄不過是美國情報部的宣傳工具。在巴黎舉行的訴訟，出庭的包括蘇維埃的軍官及俄羅斯的農民，一場本是個人的訴訟，竟成為了對史大林統治的控訴。官司他是贏了，但當全世界還在把他捧成冷戰英雄時，他卻旱地拔葱地抨擊麥卡錫的政治迫害：「我深切地認為，與共產主義者及其組織的鬥爭，絕不能夠，亦不應該訴諸共產黨人使用的手段及形式。」他警告美國人：「以史大林的手段對待史大林主義，最終只會落得變成無異於自己的敵人」。

kravchenko 後來亦對西方世界的各種不公平越來越敏感。繼《我選了自由》，他寫了一本續集《我選了公義》（《i chose justice》）。他在波利維亞實驗剝削較少的集體主義，在那裡，為了組織貧窮的農民他把錢都花光了。打擊太大，他自此退隱江湖。一九六六年，他在紐約的家中吞槍自殺。

是否離題了？當我們都被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欺騙，復被廿一世紀的資本主義幻滅，我們只能寄望往後浪奔浪流的Kravchenko，與及他們更好的下場。找尋公義，難免由零開始。我們需要論述新的意識型態，當然也難免被貶為危險的托邦，但這不啻會令被支配的絕大部份人從資本主義的幻覺中驚醒。

杨恒均：谁能回答钱学森最后的提问？

我为啥称钱学森为战士？

　　10月31日，98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本人在此对这位伟大的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钱学森同志生前有无数的头衔，最响亮的就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科学家”，但我却更愿意称他为“战士”。我之所以不愿意突出钱老的“科学家”身份，是因为与比他在科学领域更有成就的九位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一样，他的科学家身份并不是“中国”培养的，他是美国大学和国防部培养出来的导弹专家，虽然他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我更愿意尊称钱老为战士，却并不是因为他30多岁时就是穿校官服的美军上校，也不是因为他回到中国后，又被授予共產黨军队的中将军衔。我尊钱老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像一名战士一样赤胆忠心，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相信黨，像战士一样与落后的科学技术战斗，并具有一名战士最优秀的品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提问，更不提个人要求……

　　钱老从条件那么好的美国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显示，他老人家没有给国家添任何麻烦，而自从他1955年回来后，却为共和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解决了无数的问题，扫清了航天事业上的无数障碍。

　　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了一个问题……

　　查看钱老生前记录，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共和国总理溫家寶提到过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是的，这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否则共和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的元勋绝对不会在与共和国风雨同舟半个世纪后，在自己生命走到最后的关头，才提出这唯一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得连前来探望他的共和国总理溫家寶同志的脸色都渐渐凝重起来。实事求是的溫家寶没有不懂装懂，他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现成的答案与钱老分享。

　　于是，总理召集了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以共和国总理之尊，提出了钱老向他提出的问题，那几位校长和专家争先恐后地答道：老师不行……大学很大，但不够强……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家宝总理得到了答案？他满意了吗？如果他满意了的话，他一定会直奔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钱老的睡椅前，告诉钱老答案并共商大计。然而，和我们一样，温总理显然对这些大学校长和专家的答案并不满意。

　　于是，大家看到了，过去几年忙得东奔西走的溫家寶总理突然沉寂了下来，我想，钱老的问题一定让他感到了沉重，是啊，到处跑有什么用？

　　于是，在刚刚过去的9月4日，溫家寶总理前往北京35中初二（5）班，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听老师上课，做笔记，一座就是一上午，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对老师的讲课做了点评。然后他离开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稍后再讲……

　　那几个小时听课的溫家寶总理找到答案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人才，而要不停地从美国这些国家引进？就在昨天，10月29日，在山东考察的温总理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竟然第二次来到一所中学，这次，他来到费县一中高二（8）班，亲自给同学们讲授《张衡传》，张衡，和钱学森一样，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两次和中国教育零距离的接触，温总理是不是在为钱老的提问寻找答案？他找到了吗？也许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对于一生都在为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的伟大战士钱学森来说，显然已经晚了，就在两天后的昨天，钱老悄然离开了人间……

　　其实，钱老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

　　谁能解答钱老这一生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我想，即便我再自不量力，也不会自以为可以三言两语说清楚连钱学森和溫家寶两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这却不能阻止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思考。

　　一经思考，我就发现，把钱老的问话当成问题，其实有点问题。因为，无论从钱老短短的几句话里，还是从钱老长长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看到了这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才是温总理脸色凝重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对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答案不满意的道理，也许这才是溫家寶总理放下堂堂共和国总理的公务不做，而去教室听初中老师讲课、走上讲台给高中学生上课的理由……

　　钱老说中国的大学出不了杰出人才，是他归国55年后说的，而早在55年前，美国的大学就出现了成千上万杰出的人才，包括钱学森本人。我再次使用“战士”这个称号，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不但向钱老，而且向所有的“钱学森”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人有学成归来的，有的学成后，人虽然没有归来，但心却从来没有离开……；有的名气虽然不如钱老大但贡献一点也不小，有的却因为心照不宣的原因根本就没有名字，更别说名气……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美国等先进国家学习和研究高科技，人回国或者心回国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们带回来的是科学技术，他们和共和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只要带回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会先进了。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是啊，只有当钱老的问题牵涉到如此巨大的“答案”的时候，才会难倒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两位人物——钱老和温总啊。否则，他们难倒会回答不出？

　　科学可以让卫星上天，“科学”也可以让人活活饿死……

　　有网友指责说钱老一生埋头科学，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唯一一次关心“政治”，竟然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以“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亩产160万斤蔬菜……

　　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无疑给当时造成N千万人死亡的浮夸火上浇油。而到底会有多少饿死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归罪于这类昧良心弄出的“科学论证”？也许，世间的任何科学都无法计算出……

　　科学无法计算出的，政治却应该有所交代！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尊重的战士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难道他当时只是像战士一样忠实地执行“政治任务”？难道他还有更加苦痛的难言之隐？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对我对一位刚刚过世的老人的质疑与求全责备而生出反感，可你是否知道，我走到这里，正是因为我在探寻钱老生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而就在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答案了……

　　是的，我找到了答案！钱学森老人家像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样从美国带回了先进的科学，却没有带回科学的精神，我们的国家重视所有带回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才，却把那些试图带回来的比科学技术同样有用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而这一切，还是让我们从钱老人生的故事中体会……

　　钱老是美国培养的空军上校，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他参入设计了美军最重要的导弹，无疑掌握着美国的核心军事机密，无怪乎他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要求回国被美国FBI拦下来，不准离开美国、进行监视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中國政府通过高层接触，用11名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这也是中美交往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人命大于美国人的。

　　美国人后来一定后悔了，因为钱学森回国后，正是用自己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高科技发展了中国的导弹。可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1985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问中国时公开表示，当年对钱学森的刁难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对的，因为那时美国盛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他主动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

　　也许美国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是，他们毕竟对当时对钱老的迫害做了道歉和说明。我想说，这和科学无关，这和科学技术无关，甚至和泄密，偷窃先进技术无关，这和人文精神，和人權，和一个人的自由有关，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应该一起带回来的精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我们从钱老的经历中，隐隐约约看到了问题的答案。其实从正在为钱老寻找答案的温总理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答案——请大家回顾一下，温总理9月4日离开北京三十五中后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被很多人忽视，被有些人说成是“作秀”的一桩小事，温总理亲笔写信，为自己在点评老师讲课时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真诚的道歉！——温总理找到了答案，他并没有说出来，他做了出来。

　　如果总理能够为一桩这么微不足道的错误道歉的话，那么钱学森同志为啥不能为那篇也许害死了好多饥民的文章道歉？而伟大的共和国，又为什么不能为历史上那些人为的灾难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

　　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諧？

杨恒均 2009-11-1
中国报道周刊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346.htm

Highlight, with highest respect >>>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
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諧？"

為何香港這麼多問題？- 陳大文部落

近日樓市再起泡沫，地產商吹噓豪宅癲價，呎價動輒近十萬大元，這些唱好的吹水豪宅本來是為「新發采大陸喱洗黑錢」，現在連帶其他中至下價樓也升價，形成社會上新一輪置業危機，年青人打工仔買樓無望，就算有樓在手自住者，想換樓升級也是紙上富貴，手頭物業升了值換樓又買不起，無數草根階層想安份守己儲錢置業，奈何樓價跳幾跳，買樓的家鄉難望矣，社會上一片怨氣，特首曾蔭權九唔搭八的慳電膽變相加電費政策，不單未能推動環保，連親家利益輸送也被挖出來，環保局長邱騰華想護主，又被揭發胞弟掌握政府資料偷步買工廈改酒店圖利；這就是香港，這就是醬缸，烏煙瘴氣。


派糖的美麗假象

樓市泡沫令港人難以置業，於是又有新玩意，坊間開始有聲音強烈要求當局重售居屋，以解市民置業之苦，我個人而言，非常反對政府每當遇上短暫市況變動就立即用政策手段干預市場，現在看到的情況，是個別豪宅升至癲價，除非有證據證明會持續下去，否則拍板重售或新建居屋，說了動手也要三幾年，到時樓市和經濟市道已有變動，建了樓又不得不賣，又形成新一輸的市場失衡。


要政府派糖和搞一些所謂解燃眉之急的措施不難，但要考慮的是這些所謂救急方案是否真的有效救急。政黨為搏掌聲做應聲蟲柴嘩嘩起哄，雖可獲得一時好感，但日後市道變遷，當時的偉大策略，可能又變成民怨新沸點。我從來不認同以派糖來利民舒困，因為你無錢駛俾錢你駛不代表你真的變有錢，香港現時物價高企，主要原因，是大集團壟斷了日常食物和雜貨零售市場，超市瘋狂托價，又擁有大量主要消耗品的代理權，很多屋宛缺乏街舖，只能光顧大型超市，超市賣幾貴你也要買，嫌貴唯有買少一點，節衣縮食，超市寧願托價滯銷來囤積甚至過了期拿去掉棄也不減價，市民沒能力反抗，你吃不吃飯、吃不吃肉呢？


市民不夠錢買東西，政府派錢給市民去消費，結果變成大集團根本無須考慮減價求售，道理是很簡單的：超市壟斷了生活必須的食物和用品市場，然後托價，市民買不起，政府補助您，您一定買得起。這種「貼錢俾您去買」的派糖概念，大集團就不用因滯銷而報銷貨品，反正一定有人買，而且又買得起，嫌派糖不夠，市民又可繼續向政府施壓，再派多點糖，形成惡性循環，越是派糖，物價越貴，再派多些糖，物價再貴。


大集團和政府官商勾結，小市民逆來順受，民主派政黨聲嘶力竭又做不到多少改變，建制派保皇黨又妖言惑眾，加上香港人的偽道德又要「客觀理性冷靜和諧包容持平中立」，看見有政黨用激進方式為市民發聲，純奴性的醒字派香港人卻認為有失斯文。雖然心裡有怨氣，暗喜有人抱不平，但真的有人站出來請命，中國人金科玉律「槍打出頭鳥」又發作，再來個港喱最喜歡的「眾人皆醉我獨醒」、「意見一定要有新意」、還有深入骨子裡對大財團和高官既憎厭又暗暗欣羨的中國人心態，港喱是很易被奴役的，所以建制派無須多費氣力已可洞悉港人思緒，中國國歌竟然要人民站起來，但香港人這麼純奴，又怎懂得站起來討公義呢？


沒靈魂的勞苦大眾

我個人非常反對極左派的社會主義，但也不認同極端自由經濟主義，一個社會無可能凡事只向「最高盈利」和「最有商業效益」作唯一考慮。同樣，一刀切反對資產階級、「窮人必然好人」、及「商界必然邪惡」之類的極端左派思維也不是健全之道。現在有很多在大學讀過幾本經濟學巨著便郎郎上口大談自由經濟的偽學術派，搬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必然道理來解釋所有社會現象，但大前提是這立論必先要假設社會有較為公平公義的競爭環境。但香港目前卻不公平，人力資源錯配、教育政策失敗、政府偏向大財團，超級富豪幾乎掌握了香港所有經濟命脈，官員但求快馬升高官望退休去財團做跑腿，出賣政府重要資訊，官商私相授受，富豪賺多多錢還嫌不夠。經濟能力較佳的所謂中產人上人，一股正氣搬出和諧之道，無非為自己既得利益著想，最好用的理由就是吹捧絕對自由經濟，你搵不到錢是你有問題，是你缺乏競爭力，當你增強了競爭力，又說你要更上一層樓，經濟發展是一切，每一秒鐘要談生意，無止境的發展，每天要拆舊立新，莫視現有資源，盈利高處未算高，人的價值建基於為公司帶來多少財富，但何謂「最高」卻是沒標準。打工仔是沒靈魂的，只是「工具」，在絕對自由經濟體系裡的一顆顆小螺絲，隨時用完即棄。


香港自稱國際都市，連最低工資保障也沒有，極端經濟派要求基層勞工像乞兒，寧願拿更低薪水但求老闆施捨工作，說的道理好聽，為草根勞工著想，少點錢好過失業，但失衡的外判制度和大財團苛刻剝削，已令基層覺得，不如賤鬥賤問政府拿綜援還好過捱份牛工，反對最低工資的偽自由派，似是而非說此舉會削弱就業機會，但大眾應緊記，最低工資是針對真正低下層勞工，並非中環才俊，方案也不是捧草根為皇，只是很卑微的基本保障，偽經濟派為何是「偽」呢？因為其理據根本不是為經濟著想，只是用最簡單最公式化的「人工高了盈利降了」為依歸，再用「收少啲啦好過無嘢撈啦你抵諗啲啦」的口吻來矮化基層。


偽經濟派有無得益呢？有。作為企業中高管理層角度，當然是得益了，為老闆慳錢永遠是升職的籌碼。


不認為有問題才是大問題

香港人有一普遍弊病，就是明知香港有問題但不願意談問題，甚至喜歡把問題美化變成無問題。


小圈子捧出來的傀儡特首，自作聰明還不止，曾蔭權是很硬頸之人，但硬頸得來又小家，死不認錯，政治智慧近乎零，身邊智囊每天扮演魔鏡，為他貼金拍馬屁，曾蔭權總覺得自己無問題，就算香港人明知社會多問題，但有人提出批評，又會道德高地口誅筆伐高喊和諧，弱智特首加小丑智囊遇著蠢蛋奴性人民，一幅荒謬的圖畫就在眼前。


我已經說到口臭，香港不止生病而是病到近乎斷氣，對和諧中產和愛國富豪來說，香港當然是安樂窩，有錢萬事足，有最好最乾淨的美食、靚屋名車、珠光寶氣、有錢有面，中產好歹也有中上級住宅，事業有成，上了岸就對無力爭扎的窮人說風涼話，中國人龍的智慧「火燒不到肉不知痛」，「事不關己己不勞心」，自己安樂便是一切，平民百性要攀上社會階梯談何容易。當社會扭曲到某程度時，將面對巨大社會危機，生性溫馴的香港人終有一天忍不住煎熬，小小的導火線就可爆發大動盪。


香港人懂不懂站起來呢？對保皇派來說，只是一聲冷笑吧了。

陳大文部落
http://hkgal-today.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29.html

圓平﹕毒一定是害？

(文章原載 8 月 28 日佛門網<<明覺電子>>http://mingkok.buddhistdoor.com/cht/news/d/1769)

最近在社會和教育界鬧得熱烘烘的「校園強制驗毒計劃 」（下稱驗毒計劃），在在揭示了香港「教育」的一項重大的缺失，我指的是「環境教育」，不單只是狹義的學校教育。

毒品是有害身心的，沒有人反對；但，毒品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則不是真相。世上所有人、事、物，都因為某些條件的聚合而存在，毒品存在於學校也一樣需要特定的條件的。例如醫生、病人、醫院、疾病、毒販、拆家、毒窟…然後，學校、校長、校董、老師、學生、家長…然後，警察、社工…然後，毒品的種類、價格、市況、季節性供求…等等等等。這是廣義的條件，不同的條件決定毒品存在與否、存在的不同形態，與及對人的影響是禍是福 。另外是個別的條件。以學生吸毒為例，我們亦可以例舉導致個別學生吸毒的種種條件。找到的真相相信會是「不同的條件形成不同的學生吸毒個案」。

故此，把毒品在校院出現，只看待成學生和毒品，以至他們的尿的關係的話，未免太片面了。如果要確認毒品是否存在，學校就要先找出其存在的條件，然後，對症下藥，把條件剔除或改動，毒品便不能存在或以可被接受的方式存在了。事實是，條件通常都不只一個，不一定是在學生身上，也不一定在學校本身。故此，不能事先假設毒品存在於學校與及毒品只有百害而無一利，然後只用一種方式，只對準一個對象發炮，便以為可以解決問題。因為炮口不是對準毒品存在的條件發炮的話，只會徒勞無功。事實是，沒有足夠的條件，毒品就根本不會存在於學校之中。

對於「驗毒計劃 」，友儕間破口大罵，口珠筆筏的聲音，此起彼落，討論範圍涉及人權、私隱、尊嚴、年青人面對的壓力、親子關係、社會結構與及家庭的種種愛和關懷的缺失上等議題。網上更成立了「反驗毒計劃學生聯盟」（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25581054000&ref=mf）。有評論人直指政府捉錯用神，在明處找丟在暗角的門匙，以至忘記了「學校」的本質是什麼，「生活意義」為何（羅永生：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4298）。茶餐廳裡，亞叔邊飲奶茶邊罵「驗毒計劃」荒謬：「係人都知 D 粉響邊度嚟嫁啦！攪 D 細路做乜啫！都解決唔到問題嘅。」社會上上下下的迴響不可謂不大，討論亦見深化和多向度。

教育局一意孤行，九月開學便執行計劃。從廣義的教育而言，我在想，究竟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之下，教育局為我們廣大市民「造就」了一種怎樣的「環境教育」呢？

八月中，我參加了一個由一群廿七八歲的年青人策劃的電影欣賞會。欣賞會的目的是透過一系列與毒品有關的中外電影，探討年青人跟毒品的關係，文化上的和社會性的。第一套播的是英國的 Trainspotting，港譯〈迷幻列車〉。內容是1996年，愛滋病曼延的時代，蘇格蘭幾名十來歲的年青人與海洛英若即若離的黑色幽默關係。

我的外國（歐美）朋友們，對於子女吸食毒品的心態都持開放態度。他們總是對我說，當子女進入大學時自然會懂得取捨。他們如此「開通」，一方面是因為自己年青時曾是「過來人」，明白到愈是刻意阻攔或迴避，愈變得神秘/神化，愈會引起年青人躍躍欲試的興趣。另一方面是，他們對毒品的認識如數家珍，都是從同齡的同學朋友處學到的，知道分寸，掌握後果，沒有甚麼認得恐懼的。毒品在在是陪伴他們成長的東西（如果不是恩物），就如可口可樂、迪士尼和其他物質化的生活的追求，只是毒性有異罷了。這個情況亦吻合〈迷幻列車〉的寫實劇情。戲中男主角Renton （Ewan McGregor 飾）經女朋友Diane（Kelly MacDonald 飾）一言驚醒，洗心革面，隻身從愛丁堡跑去倫敦找了一份穩定的樓宇經紀，努力工作，後來，還有自己的積蓄呢！另外，劇中，他嘗試過兩次戒毒。失敗的一次是自己事前做妥了準備，把房門牢牢釘死，最後卻敗於心引。另一次是他的父母幫他忙，把他鎖在家裡的房間，悉心照料，直至成功，而不是把自己的兒子送去「有關機構」或「尋求專業協助」，以致大義滅親，向警方舉報。兩次的戒毒過程，使觀眾明白到他們吸毒並非只有沉淪毒海，永不翻身的唯一後果，反而，他們，包括父母，都曉得「回頭是岸」不只一條路。故此，對於他們而言，吸毒是可一可再，可一不可再，或者不可一不可再的選擇，選擇權在自己。他們在成長的環境中學曉了自己的權利為何。

其實，影片在開場時已舖陳出那些十來歲的，香港人曾幾何時愛稱為「雙失青年」的「癮君子」，如何清楚知道生命的決擇，自己的權利。Rento的讀白與及自我提問說得再機靈不過：

Choose life. Choose a job. Choose a career. Choose a family. Choose a fucking big television, Choose washing machines, cars, compact disc players, and electrical tin openers.
Choose good health, low cholesterol and dental insurance. Choose fixed- interest mortgage repayments. Choose a starter home. Choose your friends.

Choose leisure wear and matching luggage. Choose a three-piece suite on hire purchase in a range of fucking fabrics. Choose DIY and wondering who you are on a Sunday morning. Choose sitting on that couch watching mind-numbing spirit- crushing game shows, stuffing fucking junk food into your mouth.
Choose rotting away at the end of it all, pushing you last in a miserable home, nothing more than an embarrassment to the selfish, fucked-up brats you have spawned to replace yourself.

Choose your future. Choose life.
But why would I want to do a thing like that?
I chose not to choose life, I chose something else.

這段讀白的上半部大概是大部份香港人在踏足社會時所希望達成的目標—對物質生活的追求。也是大部份在高度發展的城市裡長大的年青人的人生價值觀。Rento曉得，他的朋友也曉得。然而，他們都懂得問為何自己要做那樣的選擇；然後，他們決定選其他的。燃燒一番之後，Rento 才獨自走上「正途」。
這是成長。成長是從真實的生活中培育出來的。 真實的生活提供了學校不能提供的「環境教育」，一種無系統，無結構，無始亦無終；人人是老師，但同時人人是學生的教育方式。弔詭的是，其影響是不言而喻，但同時是不能言喻的。原因是，那是我們成長中（不論年紀和人生階段）每分每秒面對的「真實」。可惜，香港人的成長（包括我自己的）是被動地處於一個被大人建構出來的真實。例如，在一個無毒的環境長大，就變成一個對毒品的認識幾近零的人。在我輩的認知裡，毒品就是「白粉」，食白粉的是骨瘦如柴，衣衫襤褸，不似人型，被家人朋友唾棄，終日隱藏在樓梯暗處向人討錢，最終倒斃街頭的「白粉道人」。這樣的建構，足以令人遠離所有有關毒品的事物，包括知識。時至今日，時間證明了「無毒的環境教育」不湊效。

電影欣賞會後的分享裡，年青的參加者都表示沒有吸毒的經驗，對毒品的認識淺薄。有些從take 嘢的朋友處略知一二。大家都是在那種建構真實中長大罷。當年看〈迷幻列車〉才曉得吸毒的可以是穿戴入時、唱歌跳舞、有智慧理想、有選擇、有出路、更有家人支持的。與會者皆義憤填膺，感受到身處溫水煮蛙的成長環境裡，找不到出路。很希望做點事，令到「定期驗尿」這種荒誕事不致成為這一代年青人成長的負面經驗。一方面概嘆香港的環境不如愛丁堡（不是外國的月亮特別圓那種），很羨慕人家的選擇自由和自主能力，另一方面，卻束手無策，不知道可以做甚麼，又不甘心坐以待斃。

從文化的角度而言，我們可以一言以蔽之說是港英兩地的文化差異，外國有的，不一定在香港出現，亦無法強求香港會傾刻間出現西方年青人的自由空間。然而，以上述的「條件」的角度去看，今次的「驗毒計劃」是不同條件的和合而「成事」的，難以逆轉。很有可能，我們自己也是其中一些條件的共謀而不自知。故此，希望/要求一個人、或靠一群人、以至祈望所有人有一致的看法而把它推倒，都是不可能的。再者，當我們有那些念頭出現時，我們的心自然就生起唯心安立的想法，阻礙了自己直接了解事情的實際狀況，以至真相。然後，我們發怒、唾棄、出汗、爆粗…無論如何都是無補於事，只會傷害自己，令自己看清真相的能力進一步降低。

那麼，自己是否沒有甚麼可以做的呢？那也不盡然。

我們首先要了解面前的真相，說的是關於自己的真相。我們有心想為社會、為學校、為學生、為老師…做點事，動機是良好的，沒有問題。但我們行事的基礎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再一次，說的是自己的基礎，也就是先要了解的真相。容我舉一個例子。我們經常說「不要帶著有色眼鏡看問題」，那不單只是 easier said than done，事實上是沒可能做到的。試想，我們的有色眼鏡從何而來的呢？從我們的心吧，也就是我們行事基礎的源頭。我們的心的成長是學校教育和環境教育培育出來的。前面提過，我們是成長在大人建構的真實裡。穿的（不准穿的）、吃的（不准吃的）、住的（不准住的）、用的（不准用的），以至學甚麼，不准學甚麼；瘦到那個尺寸，不得肥過那個尺寸；膚色色階的尺度等等。然後，過了一段日子，所有這些大人訂立的標準尺度就變了。真相只有一個：所有人為的建構都是有漏。看看現在種種人為的問題，就知道有漏的情況是多麼的嚴峻。我們的心也不遑多讓。在這樣的環境成長，我們無人能倖免，外面帶著有色眼鏡，內裡懷著有漏的心。不「驗心」，眼鏡除不掉，心漏難修補。

再來一個譬喻吧。因為心有漏，垃圾乘虛而入，它們是貪、慎和癡的聯合生產線大量生產出來的。我們的行事基礎就是由那些產品堆成的。於是，我們每做一件事情，宛如在垃圾堆上搞建設！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的建設會穩固嗎？聯合生產線每分每秒不推陳只出新，供應我們那個比 global market 還要大不知多少倍的心，我們卻一直善待著這件自己會長大的垃圾。

我們要做的是，破壞聯合生產線的三大條件—貪、瞋和癡 。這是很艱難的，只能夠超慢速地攪滲透，一小步一小步的滲。漸漸地，我們會發覺，自己對外境的真相的體會和發現，會自自然然深化了和開闊了。而同時，亦會看到自己，那是被垃圾覆蓋而忽略了的自己。亦即是自己的「真實的條件」。然後，我們可以檢察自己的「條件」，接著構思自己能力範圍內可以創造的新條件。這是一個自我淨化和自我開創的過程，以面對境況。否則的話，我們只會重複自己的慣性循環，以垃圾為行事基礎去處理面前境況，最終只是見「驗毒計劃」是「驗毒計劃 」。自我淨化使自己增強了自知之明的能力，然後就能夠見「驗毒計劃 」不是「驗毒計劃 」。尤有進者，當我們體會到自己對「驗毒計劃 」的不同見解是來自自己的心的改變，與「驗毒計劃」本身無關，也不是因為（眼） 讀了一篇有見地的文章、（耳）聽了一席有洞察力的說話，（鼻）嗅到一陣希望的空氣、（舌）嚐到一口醒神的美點、（身）參與了一項有意義的行動，以至（意）想到一條天下絕橋的話，也就是說，與別人無關，我們便有能力見「驗毒計劃」是「驗毒計劃 」了。因為我們不再被外境（其他的人事物）牽著鼻子走，尤其是自己的情緒。到達這個階段，才是開創的時候。換句話說，處理「驗毒計劃」的首要工作是要「驗心」，驗自己的心！我們的教育，就是缺乏了「驗心計劃」。若然這是你的第一次的話，一定是艱難的，往後無窮的樂趣，都是由這一次的艱難而來的啊。

心是怎個驗法的呢？宗喀巴大師著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裡，討論聽法的竅門一章，提到「斷器三過」的概念。我們可以借助這個概念來驗心：人宛如一個器皿。一．器皿傾側的話，就算有甘露降臨，亦不得其門而入；二．如果器皿是骯髒的，潔淨的甘露會被污染 ；三． 器皿有破爛的話，就算盛入甘露，總會從缺口漏走 。這個概念指出了我們的心的習性，包括忠耳逆耳、偏執於自己的錯誤成見與及心志不足以接納和持續貫注於真正能令自己得益（離苦得樂）的知識。驗心，就是時刻練習檢察自己是否犯下這三種過患。練習多了，純熟了，漸漸就可以斷除習性，清除心中的垃圾。心清，自然眼明，看到真相。

心清眼明，不管是「驗甚麼計劃」在面前，我們都能夠根據自己的「條件」來做決擇。

週一, 2009-08-31 16:29 — 蕭曉華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4462

梁文道：佛教是世界最佳宗教？

(文章原載於第170期「明覺電子」﹕
http://mingkok.buddhistdoor.com/cht/news/d/2468)

據說全球二百位宗教領袖早前在日內瓦開了一個大會，把「世界最佳宗教」的頭銜頒給佛教 （請參見http://mingkok.buddhistdoor.com/cht/news/d/1009）。消息出來之後，不少法友奔走相告，互報喜訊，我一週之內就起碼收到了十封相關電郵。沒錯，這是很值得高興的事；但是身為佛弟子，大家在歡喜之餘，是否也要停下來如實自省，至少問一些很根本的問題呢？比方說，這批來自不同宗教的領袖為甚麼要評選出這麼一個獎？難道大家不覺得這種選舉很奇怪嗎？在宗教交流成為共識的今天，何必硬得在各大宗教之間分出高下呢？仔細再看那一則報道，我們很容易便能發現，所謂「國際聯合宗教會」（Icarus）的這個決定是有原因的。

根據該則報道，與會的泰德神父指出：「他雖崇愛天主教，但內心常深感不安，因為在宣導基督愛的同時，往往在聖經裏發現為上帝而殺害異教徒的經文」。伊斯蘭的塔彌阿斌．魏塞德教長則說：「雖然我是虔誠的穆斯林，但看到很多個人的忿怒和瞋恨，籍用殺戮的方式表達他們對宗教的崇敬，而不是自我調節的途徑」。大會主席伊卡羅斯認為，佛教之所以得到這個榮譽，「是因為在過去歷史中，沒有一場戰爭是以佛教名義而戰，與其他宗教明顯不同」。

也就是說，這些領袖選出最佳宗教的主要依據之一是看它和戰爭的關係有多深，看它是否能夠貫徹和平的精神。之所以如此著重這項原則，自然是因為今天的世界並不平安，而且這裏還有宗教的關係。

自從「九一一」事件之後，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間的衝突就成了一個備受關注的現象。一方面，我們看到極端組織以伊斯蘭的名義發動恐怖襲擊；另一方面，則有美國的基要派牧師公開倡言政治暗殺。於是有些知識份子便把問題的根源歸到宗教頭上，甚至聯合推動了一場「新無新論運動」。他們或者把宗教比作「大腦裏的寄生虫」（Daniel Dennett語），或者「無益的幻覺」（Richard Dawkins語）。正當這類新無神論著作大行其道，氣得宗教界人士牙癢癢的時候，忽然又有一批左翼思想家加入戰團。從英國的伊格頓（Terry Eagleton）、法國的巴丟（Alain Badiou），義大利的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一直到紅遍全球思想界的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莫不紛紛出書指陳基督信仰的革命性，提出宗教是對抗全球資本主義霸權的利器，直斥新無神論者才是冥頑不靈的保守派。

在這種知識份子小圈子的討論之外，還有一個趨勢震驚了許多相信宗教早已過時的人，那就是「宗教回來了」。不只南美和非洲地區的各種宗教信徒數字不斷上升，連那個早已世俗化了的老歐洲也出現了回到教堂的熱潮。這種趨勢會不會使得世界更不平靜？信徒和非信徒能否和平共存？不同教派的信徒又會不會製造出比以往更巨大的紛爭呢？

如此一來，目前有關宗教的言論戰線至少就有三條了：一是伊斯蘭和基督信仰兩邊保守派的爭執；二是新無神論的興起，與全球各大宗教信徒人數急劇增加的現實，兩者間產生了劇烈對立的效果；三，左翼知識界試圖爭奪宗教教義的解釋權，一方面力拒新無神論，另一方面則炮打傳統宗教的保守派。有意思的是，在這麼錯綜複雜的「宗教戰爭」裏頭，佛教卻隱然像個局外人似的，不只沒有主動加入種種爭論，也很少被交戰各方提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如果仔細檢閱一下論戰各方的著述和言論，我們就會發現他們對佛教其實是很陌生的。在伊斯蘭和基督教的保守派看來，佛教根本是不必去談的「不相干因素」。在左翼看來，佛教大概都是群愛好和平的素食者，與世無爭，從不主動參與政治事務。在不少新無神論者眼中，佛教甚至說不上是個宗教；他們繼承了凃爾幹（Émile Durkheim）的判斷，把佛教看成是種精神甚至哲學傳統，犯不著花那麼多力氣去攻擊它。也就是說，出於對佛教教義和歷史現實的不理解，這些人既忽略了佛教史上「僧兵」參與戰爭的事跡，也忽略了古代王朝曾把佛教當成治國意識形態的往績，更忽略了佛教在一神信仰之外的宗教面向。所以，佛教就這麼保住了它在大眾文化中的形像了；寂靜避世、沉默寡言……。又由於大家都相信佛教是種無神的宗教，於是佛教就可以格外寬容，至少不會捲入其他信仰之間的爭執。

這種形像當然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們知道佛教並非無神論，只不過我們對「神」的看法和其他宗教不太一樣了。而且佛教也不只是一套理論性的學說，它還是貨真價實的宗教；強調信仰，注重皈依帶來的轉化，完全符合比較宗教學教科書對宗教的定義。另外，佛教也從來不是避世的；相反地，它對社會規範和倫理安排有一定的看法，歷史上它甚至有過主動介入政治以發揮影響的實際經驗。然而，上述種種錯誤印象還是流傳甚廣，連不少佛弟子也都信以為真。

很多無神論者對佛教保有一定的好感，不是因為他們懂得佛教，而是因為他們不暸解佛教。基於同樣的理由，很多其它宗教的開明派也對佛教感到份外親近。我們佛弟子真的值得為此高興，甚至感到自豪嗎？恐怕不；我們反而應該離開那個雖然舒適但卻不實的安全小屋，捫心自問：對於這一大堆關於宗教的爭議，佛教徒要有甚麼看法？對於種種源自宗教的社會衝突，佛教徒應該如何介入？對於宗教傳統與世俗社會之間的矛盾，佛教的啟示又是甚麼？

假如真有那場「日內瓦會議」，真有一群宗教領袖把佛教選為「世界最佳宗教」，它的背景就是前面所說的「宗教戰爭」了，而佛教獲選的理由也很有可能是佛教那消極但卻平和的公眾形象。無論從甚麼角度來看，這都是個值得我們反省多於單純感到喜悅的消息。
更何況，這條消息也許只是個謠言。

除了那則在法友之間流傳的「新聞」之外，我找不到任何有關這場會議的報道。上網搜尋，我也沒發現「Icarus」這個組織的任何資訊；連那些被引述的「宗教領袖」也是不存在的。假如它是假造的故事，那麼誰是編造它的作者？他為甚麼要虛構這麼一段「討好」佛教的謊言？我們又為甚麼會不分青紅皂白地為之歡喜，協助它的傳佈呢？

省察自我永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週一, 2009-10-19 16:09 — 蕭曉華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4900

企業社會責任與全球化

近年，在素來喜歡拿外國潮流用語來用完即棄地包裝事物的香港傳媒及企業(M型社會、可持續發展、社會資本等等都是例子)之間，興起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名詞，它引來了不少人的不同解讀：一些議員說企業不要在金融海嘯時裁員就是有企業社會責任、企業說它們定期捐錢就是有企業社會責任、傳媒說企業要服務弱勢社群就是有企業社會責任….
本文並不打算詳細地討論企業社會責任本身或它是否適合香港，而是討論企業社會責任出現的歷史背景。

在此之前，我們得談一談何謂企業社會責任，根據wikipedia：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簡稱CSR），企業社會責任並無公認定義，但一般泛指企業的營運方式達到或超越道德、法律及公眾要求的標準，而進行商業活動時亦考慮到對各相關利益者造成的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是基於商業運作必須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想法，企業除了考慮自身的財政和經營狀況外，也要加入其對社會和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的考量。
以下是兩個比較常見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
聯合國全球盟約則在2000年正式啟動，計畫號召各公司遵守在人權、勞工標準 以及環境方面的九項基本原則。
SA8000包括了幾項有關勞工的國際性社會責任標準，例如不準使用童工、禁止強迫勞動、健康與安全、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權利、禁止就業歧視、禁止體罰、精神或肉體懲罰措施與言語侮辱、遵守法定正常工時及延時規定、滿足基本工資等。

從以上可見，企業社會責任相當程度上只是期望企業在不同國家運作時，在人權、勞工標準 以及環境方面遵守發達國家已有的標準罷了。

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是：企業社會責任為甚麼會到21世紀初才出現，而不是在20世紀50-70年代凱恩斯主義成為經濟學主流時出現？

要回答這問題前，就要說一說歷史了：
在50-70年代，凱恩斯主義主張有效需求理論：透過確保低失業率，以及提供社會保障，讓絕大多數人都有工作，有能力進行消費，從而制造有效的需求，在有效的需求下，企業家就會生產貨品供應給市場，經濟就會好了。
在這思想下，企業社會責任在西方發達國家根本沒有存在的餘地：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在法律及政策的規范下確保的，市民根本不用去透過消費者集體杯葛或各種施壓方式去呼籲企業盡社會責任，而是透過選票去要求政府對企業進行規范。
但自80年代起，在石油危機下，布列頓森林體制崩潰了，資金能自由地在國際間流動。但在80年代，共產主義陣營依然未崩潰，而第三世界國家及印度等國依然未有完善的市場經濟，要在這些地區設廠依然有相當難度，改革開放中的中國也只是局部開放，市場經濟制度也剛在起步階段，所以全球化及國際貿易在80年代只是剛剛起步。
到了九十年代，共產主義陣營崩潰，加上西方發達國家大力推行自由貿易，在1995年從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GATT）轉變而成的世界貿易組織(WTO) ，正是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發展成熟的里程碑。
在90年代推行的全球化，令在西方發達國家被嚴格規范下的企業能將勞動密集的工序和對環境造成破壞的工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極低的成本在發展中國家生產發達國家所需的產品。
但在發展中國家的惡劣勞動條件及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發達國家的中下階級出現大量的失業及收入下降，以及現代傳媒的發展讓各國人民都看到更多其他國家的情況，令各國人民對這種全球貿易模式出現強烈反彈，1999年的西雅圖反全球化示威就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令反思及反對全球化的思潮漸漸從地下走到地上，而企業社會責任正是在發達國家企業必須回應各國人民對它們運作的期望而應運而生。
但在資本主義這種要求企業不斷追求利潤的制度下，要企業真心地關注社會責任，不過椽木求魚，因為真心關注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難以有能和一般企業比較的利潤，而”關注社會責任”的社會共識即使用十年時間也不見得能建立起來，即使是建立得起來，只要在傳媒和發達國家的人民看到的地方遵守企業社會責任，看不到的地方繼續不顧企業社會責任，就能帶來更大的利益。

對全球的發展中國家和人民而言，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囚徒困境：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推行勞工保障和保障環境的法例，外資就會要脅會將工廠轉移到其他沒有勞工和環保法例的國家，這些國家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就不會要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直到那些國家因為累積到相當的財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到一定水平，以及人口結構轉變，到達路易斯拐點(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向短缺) ，令勞動成本上昇，從而引發撤資潮，令那些國家餘下被嚴重破壞的環境、因為各種缺乏勞動保障而受傷的失業勞工，以及在失業和退休時因為沒有勞動保障而一無所有的勞工。南韓、台灣、不少南美洲及東南亞國家都經歷了這種情況。
囚徒困境的解決方法其實很簡單，就是全球各國簽訂全球性條約，要求所有簽署國維持基本的勞動條例和環境條例，不遵守或不簽署的國家就不會被簽署國當成貿易對象。解決方法說來容易，但現實上很難實行。

因此，企業社會責任雖然不是毫無價值，但根本不能期望它成為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性貧富懸殊和環境保壞，它頂多只能被當作過渡方案。


週一, 2009-08-31 12:31 — paulymh
inmedia.net

梁文道:為什麼香港人不想投票？

特首民望拾級下滑，選民投票意願不斷冷卻，香港是否出了很大的問題呢？市民一方面對政府的表現愈來愈不耐煩，同時又不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什麼；至少在現有的管道之下，他們看不到有任何可做的事情，失望、憤怒而無力。這到底是種什麼情緒呢？

要理解它，不能只靠數字，不能只靠客觀社會局勢的分析，還要發揮一點想像力。因為這是一種情緒，一種感性的印象；但是這種感性的情緒的存在卻又透露出了些許真實。

想像一對中產夫婦，正在為孩子的教育頭痛。雖然小孩才不過兩歲，但是他們早就打探好了各所幼稚園的消息。因為他們發現要上好中學，不能不先進家不錯的小學；而要進好小學，就不能不先在一間不錯的幼稚園打底。更不用提那些早已串成了「一條龍」的名牌學校了。此外，他們還發現「教育改變命運」的說法原來早被「命運決定教育」的現實取代，因為升學不再只靠考試死讀書，補習之餘還要參加各種興趣班，游泳繪畫學鋼琴固然是指定項目，凡是據說能夠全方位培養孩子成才的校外活動也不可不去（比方說「英國遊學團」）；李麗珊那「養大一個小孩要四百萬」的名言原來是真的。

問題是錢從哪裏來呢？朋友的朋友是家連鎖眼鏡店的老闆，一盤小生意在不少人眼中已是大買賣，照理說該不會出什麼問題。可是過去一年多來，各個商場頻頻加租，算盤一打，他就發現賺回來的錢還抵不上租金的增幅。與此同時，眼前的市况卻又不容許他在顧客身上撈回足夠的本錢。為了孩子的將來，他在想這生意還是別做為妙；壯士斷臂，止蝕離場。底下的員工呢？當然要自求多福了。

香港的低收入戶沒有減少，領取綜援過活的人則愈來愈多。往日克難的「打風餸」，如今已是很高貴的一餐飯了。他們會不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大家都說香港的窮人增加了，奢華名牌的旗艦店卻一間間地開呢？偶而在社區中心翻報紙看雜誌，裏頭全是名表名車和名勝景點的介紹；香港就有那麼多花得起錢的人嗎？為什麼樓下茶餐廳的老闆都說生意難做，卻有不少從海外歸來的專業人士和豪門第二代開家「設計有feel 的餐館」， 「同班friend 聚吓腳」呢？好在，大眾媒體都很流行講基層。只不過當他們採訪名人家居的時候，那叫做「生活風格」；當他們來探尋基層的時候，這叫做「社會關懷」。高官和一群行政總裁坐在一起談經濟，那叫做「高峰論壇」；高官和一群天水圍居民坐在一起談經濟，則叫做「真情對話」。只有他們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他們的經濟才叫經濟。

沒錯，現在的經濟問題是全球性的，不獨香港受災。沒錯，貧富差距的拉大是現存資本主義的長期趨勢，不獨香港專有。也沒錯，經濟情次不好的時候，所有政府都會被人民埋怨，不只是香港的政府信任度下滑，不只是香港特首的民望插水。但香港難道就沒有一點辦法嗎？莫非香港別具獨特社會結構，使得港人的情緒格外灰沉？

那天坐的士，司機給了一個很獨到的答案。他先是投訴油價上升，生意淡靜，然後話題一轉，他突然冒出一句： 「香港畀班有錢佬玩晒！」。很奇怪吧，為什麼連一個的士司機的收入減少，也跟「有錢佬玩晒」有關呢？

聽起來很荒謬，很不合邏輯；可是這句話卻表達出一種對很多人而言並不陌生的印象，並且隱隱指向了香港社會的根本現實。

很多地方都有貧富差距的問題，人民會眼紅富裕階層的奢侈生活。很多地方都有大集團壟斷的現象，百姓會感到平等競爭的機會日益縮小。為什麼香港人除了不滿，還特別無力，覺得就算選出一個代表基層利益明白中產心聲的立法會議員也無濟於事呢？那是因為香港的財富集中同時就是政治權力的集中。

雖然負責選出行政長官的800 人號稱代表了香港各界各階層的利益，但是在許多市民的感性印象裏頭，這800 人其實更多地代表了「嗰班有錢佬」的利益。他們本身若不是富商，就是為富商服務的各界專業人士；他們不只站在財富分配金字塔的頂端，還同時被制度保障了政治權力金字塔的塔尖位置。我們可以想像讓800 個全國最有錢的人去開會決定下一任共產黨總書記的情景嗎？為什麼香港的財富階層就可以擁有這麼大的權力呢？而且他們和他們的朋友還散佈在各個公務組織及機構裏面，是政府的諮詢對象。

或許「班有錢佬玩晒」的印象是普遍的，所以「官商勾結」就是香港政治的關鍵詞了；只要祭出這四字真言，被批的對象就沒有任何辯白的機會。「梁展文事件」鬧出這麼大的風波，原因不在於「一向廉潔」的公務員體系出了紕漏，而在於它「證明」了市民的感性直觀原來是真的：政府機器就是巨賈的工具。

要扭轉這種情勢，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實行更左傾的資源再分配政策，一是民主化政府的權力來源。但是在香港的現實條件底下，兩條路都不好走，因為任何一條路上都有「權力集團」（power block）的障礙。

就和當年董建華下台前那兩年一樣，最近政圈又傳出「倒曾」的傳聞。大家有沒有想過，什麼叫做「倒董」什麼叫做「倒曾」？是誰在「倒」？怎麼「倒」？我們當年見過選委會成員公開說過要罷免董建華嗎？沒有。董建華是自己腳痛請辭的，雖然沒人會相信。就在大部分人為他下台而歡呼的時候，香港社會已經默默接受了一套潛規則，已經默默承認有這麼一種我們既不了解更不參與的政治運作方式。我不敢相信「倒曾」的來由是因為曾蔭權正在啟動那兩條路上的改革，事實是我們一般無權無勢的市民根本不會知道特區政治的最高層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只知道香港的財富與政治權力的分配並不公平，我們只知道特區政府未必是管治香港的唯一權威，而且我們知道這裏頭一定有些我們看不見也搞不懂的遊戲方式。

所以，請告訴我，如果我們這個禮拜天去投票，香港會變得比較不一樣嗎？立法會在行政主導的原則下固然只能發揮有限作用，更可悲的是那個行政部門自己根本也「主導」不了什麼。在這樣的情下，一再標榜自己「辦實事」的候選人究竟辦得了什麼？宣稱自己有新思維的候選人又究竟指出了什麼新方向？更不消提那些以「健康」為主題以「多一個選擇」為賣點的傢伙了。連換特首都沒法扭轉局面，何況議員？儘管如此，，我還是会去投票的；或許這就是「盡吓人事」吧

梁文道:真正美國人

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米雪•巴赫曼在10月17日的一個電視節目中把奧巴馬形容成“非美國人”。使得“非美”這個說法聲名大噪的，當然是麥卡錫。五十年前他在美國國會設立“非美調查委員會”，以揭發共產黨同路人為己任，不只無辜牽連了許多思想左傾同情基層的各方人物，還成功地將“社會主義”和“非美國”畫上了等號。雖然麥卡錫版的白色恐怖業已破產，共產主義也不再是美國人的頭號大敵，可是那種社會主義絕非美國本性的印象卻已深深種在他們的意識深層了。因此，麥凱恩最近也才會在逆境中想出了把奧巴馬稱做“社會主義者”的辦法。

在過去幾十年來的美國選戰中，共和黨右派一直喜歡拿“真正美國人”的定義出來說事，將對手打成“非美國人”或“假美國人”，使選戰的主題從實質的政策辯論變成一次捍衛美國甚至定義美國的抉擇。早在上世紀60年代，雷根就在加州州長選舉的拉票活動中發表了著名的演說《抉擇的時刻》，試圖引導選民把注意力放在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之上，令他們相信對手其實是紅色陰影的先頭部隊。

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說，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邪惡帝國”已是舊日的廢墟。他們現在最怕的是恐怖主義。所以在兩個星期之前，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佩林公開指控奧巴馬和恐怖分子有關。她說：“這個男人看待美國，不像你我看美國一樣，我們的對手認為美國非常不完美，不完美到他要和攻擊自己國家的恐怖分子廝混。”他們不只將奧巴馬和恐怖分子扯在一起，並且積極操作那種恐怖主義總和伊斯蘭有關的偏見，利用他曾在印尼居住的經歷，硬把這位虔誠的基督徒說成是個隱性的穆斯林。這是恐懼政治的老路，他們想努力喚起美國人心中那種虛幻不實但又揮之不去的夢魘。

這種恐懼政治的基礎就是美國人的身份問題。麥凱恩選擇佩林當副手，除了她的女性身份之外，就是看中她的形象和主張簡直就是保守派眼中完美的“美國人”。這種美國人應該是個非常忠誠的新教福音派，相信“創造論”多於演化論。他們很注重家庭價值，對他們來說，最大的道德錯誤不是社會的不公正，甚至不是用人唯親以權謀私，而是墮胎和同性戀。他們贊成個人有擁槍自衛的自由，不屑於任何環保的主張(佩林最有名的行動之一就是在電視鏡頭前，乘坐直升機追殺不小心走到阿拉斯加保育區外的麋鹿，而那塊麋鹿保育區一向是石油公司的眼中釘)。他們很愛國，從不懷疑戰爭的理由，甚至願意把親生兒子送上戰場。最後，他們還要視政府為必要之惡，把一切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的行為都當成邁向社會主義的踏腳石，至於大公司高層領取的巨額花紅與勞工階層日益萎縮的福利則是經濟的自然規律。

在這樣的策略佈局底下，總統選舉選的其實不是什麼政策上的分歧，而是你是不是美國人的問題。針對奧巴馬提出的種種措施，麥凱恩不去正面回應在富人身上加稅會有什麼不良後果，也不去討論醫療保健政策的改變到底能不能造福一般大眾；而是把這些建議全都放進“大政府”的帽子裏，再依據右翼的一貫邏輯，從加稅和擴大公營業務的規模推導出社會主義的結論。於是提出這一連串建議的奧巴馬就很自然地成了“社會主義者”，一個“非美”的美國人。

雖然這套政治操作手法荒謬得令人發笑；雖然美國在布希政府治下已經走到了內憂外患的地步，這種曾經有用的招數多半不能再奏奇效；可是我們不能忽略它的社會基礎其實是多麼深廣，它激起的恐懼又有多麼真實。回頭想想，儘管美國大部分傳媒都覺得麥凱恩找佩林當夥伴是愚蠢的錯誤，但若不是她很能代表某些選民心目中的美國人的話，又何必在那麼倉促的時間裏挑出如此一位政壇新丁呢?縱然像鮑威爾這樣的老將也都是為了佩林才終於離棄共和黨，但每次她一現身，仍然有那麼多人激情地喝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黨舉辦的選舉集會裏面，甚至已經先後有23次在人們聽到奧巴馬的名字時喊出“殺了他”的事件。

對這些人來說，“非美”的奧巴馬如果真的當上美國總統，那就是美國的末日了。所以，“真正美國人”的爭議不單單是右翼的一個競選手段，還是一個讓人看清某種“真正美國人”的機會。

湯舜:政治為藝術服務

沉醉於那失去了的童年
「有些東西比童年更重要。」卡夫卡這句說話的重點，在於那必要的含混。所以去問：「哪甚麼比童年更重要呢？」其實捉錯用神。因為就算舉出甚麼例子，和「童年」去比重要性，明顯地這個比較本身就是謊謬的。但這句話正反映出這時代的童稚化——「孩童」作為一個比喻，己經去到星球性的級數。先不提社會上（尤其是西方社會）對孩童的嚴密保護，去到地球被當成為一個孩童般看護；又提倡專業化去為職業本身建立保障；又有慈善團體去幫助弱勢……再例如本文的主角——（表演）藝術，左資助右資助，前一個藝術團體，後一個支援小組，意像就跟一個穿尿布未斷奶的小兒沒兩樣。我們找不到有甚麼比童年更重要，正正就是問題本身，因為我們置身在一個全球性的育嬰室裡面。非政府組織和非牟利團體，不斷要幫助所謂的弱勢，所謂撇開意識形態的問題，去解決目前「更貼身」的問題。用日常的話說，就是：「不用想太多，只管去做就找到答案」這種所謂面對現實的態度，正是迴避現實中的大問題的最佳方法。真正要問的問題是，為甚麼經過那麼資助，攪那麼多講座和研討會，藝術景觀還是跟以往差不多？

Laibach
前衛搖滾樂隊Laibach來自歐洲中部的斯洛汶尼亞，即是前南斯拉夫，即是他們來自一個已經不存在，或者已經是原全不一樣的國家。常以德國納綷軍裝示人，看上去應該是極右派；但他們亦不時高呼反建制口號（左派特質）。音樂方面，初期大玩工業搖滾、軍樂敲擊，成名之後卻大玩cover version，八十年代的神台band如彼頭四、Opus、Status Quo的經典名曲全部被混音重編：浪漫又迷幻的Across the Universe在MV中變了好像納綷德國種族主義的宣傳；Reggae 音樂呼籲享受生活的淺白歌詞轉化成獨裁宣言（Laibach: Opus Dei 相對於 Opus的Life is Life)；In The Army Now，同名電影有著史上最長的接吻鏡頭（三分幾鐘），Laibach似在用這首電影主題曲點閱自己的士兵。（連結是utube上的MV）不停的舞弄政治符號和商業手法，另一邊商組織前衛藝術團體NSK，發報左翼言論，令人摸不著頭腦。

擁抱意識形態！過份認同作為顛覆策略
縱然惹來爭議不斷，但沒人能回答：「他們是新法西斯主義者嗎？」甚至簡單的：「他們是甚麼？」這等問題。而問題悄悄地公轉一週回到我們身上，換個角度，樂隊是台上的大問號：我們是甚麼？從樂隊的角度看來，我們是甚麼？這不是一般瘋狂樂迷的類福音式夢囈。Laibach的策略叫做過份認同（Over-identification） 在這個資本主義和經濟同義的年代，沒有人想去提記起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意識形態批判（維園阿伯會驚呼：「赤共呀！赤共呀！民主派快D救我！」）。這裡提起意識形態批判，就是要說明它搔不著癢處。正面批評政權的壓迫，揭示權力的虛偽、主流意識形態的空洞，分析當權者如何不忠於他所宣告的主張等等；種種與主流保持距離的行為， 其實已經被包含在主流（意識形態）裡。當權者在自己的政治宣言中，已經包括了一種犬儒意識，即是說，他們並不將宣言當真－－縱然講得一本正經。用新近的事件來舉 個例：黃疏民在立發會對特首掟蕉，大叫「曾蔭權旁水！」，抗議特首變想縮減長者生果金。我們都知道，許多長者靠每月的生果支持生計，那少許生果金並非曾特如首口中所說，「回饋老人家對社會的貢獻」，如果有位婆婆相信，特首真的在回饋她，那她一定有老人痴呆。曾特首當然不會不知道，但為甚麼他還要重申那段回饋論？除了能夠合法化自己縮減社會福利資助外，他講的時候已經知道，沒有人會認真相信他對生果金的定義。如果曾特首還有令壽堂令尊翁，對他說「我相信生果金，我要入紙申請」，我相信會嚇個他半死。就算我如此諷刺這個政權，對他作出控訴，也不會為我或者對社會帶來甚麼後果。因為，有點矛盾地，社會建制要穩定，人民就要與社會建制保持距離－－諷刺乃方法之一。這就是管治者所需要的權柄。會拿政治來引人發笑的人是當今最受歡迎的。過份認同的策略則無視這段距離，擁抱意識形態，比建制更認真的對待建制的規條，成為他所要面對的真正問題。

穿越藝術政治化：政治！為藝術服務！
批評家喜歡講政府將政治藝術化，乃是暗引納綷政治歷史（當時有許多巡遊和萬人操），說當權者假民主，其實跟納綷沒兩樣。於是，近年的藝術家要與之對抗，所以就要反過來將藝術政治化，要用藝術作品介入政治、對抗建制、批判權力。不過，將這種說法放在當代（香港）藝術的語境看去，其實暗藏了一個假設：你的作品諷刺政治；所以你是抗爭者；你的作品主題和政治無關，所以你是盲從者。變成了人們借藝術家來行方便，藝術家又借藝術品來行方便的景像：藝術（品）代替我們對政治做了批評，於是我們可以馬照跑舞照跳（就好似：好野，我地鬧完明光社喇，收工！唱K）。藝術被用作為與建制保持距離的工具，正正就掉進了那個驅建制運作的溶爐中。資本主義建制運作的前提，就是它本身的意識形態不被認真對待。所以，有效的顛覆策略，並非是製造距離，而是比建制更認真，去面對和實行他所宣告的理念。藝術不應逃避政治立場和意義的含混。政治！為藝術服務！才是我們所追求的公式。

梁文道:警察很脆，齊來保護他

示威人士都該曉得香港警察是碰不得的。哪怕是在極為窄迫的街道，遊行隊伍與警察人牆狹路相逢，雙方根本不可能不接觸(遑論推撞)的情況底下，你也萬萬不能用尾指掃一下警員的胸口。因為，他們是很脆弱的，他們怕痛。

他們到底脆弱到甚麼程度呢？難道要比路邊那種紙板警察公仔還不堪嗎？有這個可能；起碼紙板公仔夠厚，不容易倒。而我們的公僕卻說不定捱不了示威者呼出來的一口氣。可不是嗎？過去兩年來，平均每個星期都有起碼一人因為遊行示威和表達意見而被捕定罪，其中光是被告襲警的就不知道佔了多少成。所謂「襲警」，絕對不像這個字眼所暗示的那麼凶狠，不是一群人掄起棍棒對著警察的頭猛打。恰恰相反，只要你說話大聲一點，推他一下，那就叫襲擊了。

有時候明明是警員先按著你的肩膀，然後你本能地伸手把他的手掌挪開，但這依然叫做襲警。更有一種情況，就像最近被控襲警的馮炳德那樣，好端端地正和警員理論，突然那名警員就心臟病發似的頹然倒下！莫非馮炳德說的話太叫人傷心？
這種場面我見得太多了，回歸以來更是越演越烈。如今我很有理由相信一定是警方的伙食與訓練有問題，要不怎麼會使得一群雄糾糾氣昂昂的壯漢幾年下來變得弱不禁風，動不動就覺得自己捱打被襲擊，仲慘過林黛玉？

後來有長輩告訴我這是警方對待黑社會爛仔的慣技。大家都曉得，社團中人龍蛇混雜，不乏初出茅廬趾高氣昂的小伙子。他們遇上巡警的時候不只面無懼色，有時還會語出不馴，偏偏警方拿不住把柄，又不能發怒動粗，於是想出了未傷人先傷己，勝似「七傷拳」的絕招；假扮受襲。你或許沒有自稱是黑社會成員，更沒讓人當場搜出毒品兵器；但是你只要不經意拍了拍警察膊頭，那你就完蛋了。

自此之後，襲警罪就變成炮製小混混的無敵王牌；當別的罪名都咬佢唔入，就用襲警罪關他幾個月(當然，別忘了『阻差辦公』也是極具神效的一招)。問題在於為甚麼示威者也在警方眼中成了黑社會成員，得出動「七傷拳」來應付呢？在我的記憶裡面，一般市民要是偶爾遊行偶爾上街，是不太容易被控襲警的。被控襲警的多半是示威常客，或者隊伍中最顯眼的成員。可以推測，這就如威嚇黑社會份子不要在街上也文也武，警方是要藉此脅迫那些最勇於公開表達意見的市民，讓他們乖乖躲在家裡，不要隨便為了保育皇后碼頭和爭取普選之類的芝麻小事跑出來。

從警方的角度看，上街示威的市民其實和黑社會差不多。不是因為他們破壞社會安寧，而是他們都很煩，搞到阿sir多嘢做。他們都是執法力量的對立面，他們都是「問題」；就算示威人士根本不是正常社會的問題，他們也是警察系統所要維護的「秩序」之脫序，「規範」之失範。